從東北出發：百年中國考古學的起步與進步

摘要：安特生1921年發掘仰韶村遺址，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标志性事件。梁思永1931年主持發掘後岡遺址，第一次實作了中國考古學的科學化。蘇秉琦1981年發表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和1985年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理論”，改變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取向，開創了中國考古學繁榮發展的新局面。這些直接影響中國考古學發展和進步的主流事件，都是從東北開始醞釀、從東北開始起步，從東北走向中原、走向全國的。東北是中國考古學的“試驗田” “演兵場” “孵化地”，東北考古與中國考古學同歲、同步。總結百年中國考古，在材料、方法、理論、地位、作用、保護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憧憬中國考古學下一個百年能夠不斷取得新突破，不斷邁上新台階。

關鍵詞：中國考古；東北起步；百年進步；未來憧憬

在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我想從東北考古的視角談一談中國考古學發展程序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幾件大事與東北考古的關系，再從中國考古學收獲與期望的視角談一談過去百年的進步和下一個百年的憧憬。

一、中國考古學的起步

關于中國考古學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學術界雖然有不同的說法，但比較一緻的意見是把1921年視為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之年，或者叫做中國考古學的發端之年。為什麼？因為瑞典學者安特生在這一年對河南省渑池縣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1]。為什麼一定要把田野考古發掘看作是考古學開始的标志？因為田野考古發掘是考古學擷取研究資料的最重要的手段，和以往存在的金石學有着本質的不同。通過田野考古發掘獲得的材料，時間上有早晚關系，空間上有共存關系和位置關系，縱向和橫向關系都非常明确的資料才是考古學研究的科學資料。在此以前，中國的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都有外國人做過多次考古調查，但不能把這些工作看作是中國考古學的發端，理由就是考古調查資料缺少明确的層位關系和共存關系，對于解釋曆史問題無法提供準确的時空基礎。是以絕大多數學者都主張把田野考古發掘的出現，作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标志。但值得注意的是，安特生發掘仰韶村是1921年的秋天，同一年的夏天他還在東北地區的遼甯錦西（今葫蘆島市南票區）沙鍋屯遺址進行過一次正式考古發掘，并且發表了考古報告[2]，出土的材料主要是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遺存。從時間上講，遼甯錦西沙鍋屯的工作才是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比仰韶村的發掘要早，從學術史的角度說，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與東北考古有直接關系，甚至可以說考古學最早開始于東北。隻是河南仰韶村的發掘在中原，影響比較大，又據此命名了第一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也是中國考古學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是以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仰韶村的發掘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開端，也是中國考古學的開端。2011年，為了紀念安特生發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遺址和仰韶文化命名90周年，中國郵政還專門發行了一組紀念郵票，可見仰韶村作為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地，已經得到了考古界和社會的認可。這裡，我們無意改變這一主流認識，但需要大家知道的是，沙鍋屯的發掘早于仰韶村的發掘，畢竟這是事實。

從1921年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到1931年梁思永主持發掘河南安陽後岡遺址[3]，一共相隔了10年，這10年也往往被學術界視為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初期階段。這一階段，就發掘方法而言，主要是采用地質地層學的辦法，按深度計層進行發掘，是以不是科學的田野考古工作。直到1931年，也就是梁思永在美國學成歸國之後的第二年主持河南安陽後岡遺址發掘的時候，才第一次辨識出了著名的後岡“三疊層”，即小屯、龍山、仰韶這三種文化遺存自上而下的層位堆積順序。在此之前，因為沒有科學的地層學作指導，人們搞不清楚仰韶、龍山和小屯三者之間的年代早晚關系，是以對于三者孰先孰後的讨論可謂是衆說紛纭。“三疊層”發現以後，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功勞自然要歸功于梁思永。那麼，梁思永為什麼能夠發現“三疊層”？關鍵是他在發掘安陽後岡的時候，把過去按照安特生地質地層學依據深度計層進行發掘的辦法轉變為了按照考古地層學依據土質土色進行發掘、劃分不同堆積關系的辦法。這在方法論上是一次重要的飛躍和變革，将考古學引上了科學化的軌道。由此，梁思永也被稱為“考古地層學”之父，成為了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但是大家是否知道，梁思永回國的頭一個年頭，也就是主持發掘後岡遺址之前的1930年幹什麼去了？他先到東北地區做了一次考古發掘工作，地點是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昂昂溪遺址[4]。通過這次發掘，梁思永命名了一種有别于仰韶文化的新文化，叫昂昂溪文化，這事兒距今已經有90多年的曆史了。如今重讀梁思永撰寫的昂昂溪遺址發掘報告，不難發現他在發掘昂昂溪遺址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初步的按土質土色區分堆積的操作理念，隻是沒有像後岡遺址表現得那麼明顯、那麼成熟而已。是以說昂昂溪遺址的發掘，梁思永隻是小試牛刀，限于遺址本身的條件，沒能大顯身手，第二年發掘的後岡遺址才讓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反言之，河南後岡遺址的發掘，可以看作是黑龍江昂昂溪遺址發掘的更新版。後岡“三疊層”的發現取決于按照土質土色區分堆積的科學方法，而科學的區分土質土色的方法最早孕育于昂昂溪遺址的首次發掘。由此可見，梁思永考古地層學的形成是有一個實踐過程或試鏟過程的，而這個試鏟地點就在東北。是以，作為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第二個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同樣與東北考古有關。可惜的是，梁思永的生命是短暫的，隻活了50歲，如果他能活的再長一些，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也可能會更快、更好。

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大家應該很熟悉，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估計也不會很陌生。人物是蘇秉琦，時間和事件是1979年在西安全國文物考古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提出的“兩點意見”[5]。蘇秉琦的“第一點意見”，後于1981年發表在了《文物》雜志上，題目是《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6]。這篇文章引起了全國考古界的高度重視，被認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綱領性文獻，其中蘊含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一度成為了後來乃至今日指導學術界如何開展考古學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那麼，什麼是區系類型理論呢？簡單地說，這一理論從根本上否定了長期以來一直把中原地區和黃河流域看作是中華文化發源地或中華文明搖籃的主流說法，認為全國各個不同的地區都應該建立自己的考古學文化編年體系，上迄舊石器時代，下至宋元明時期，每個地區都應該有自己的文化發展線索和脈絡。他号召大家，每個省都要立足于自己所在的地區，分别建立文化編年序列。序列建起來之後，再去做橫向比較，看文化間的縱橫關系。簡單地了解，區系類型理論就是放棄一進制論，要在全國各地搞考古發掘，搞編年序列，建立文化的時空架構，探讨文化的譜系格局。從20世紀80年代到今天，已經過去四十年了，有了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指導，中國考古學才有了如此繁榮發展的局面，才取得了如此令人矚目的成績。不然我們完全可能還在圍繞着“大仰韶”、圍繞着“大龍山”、圍繞着“小屯”讨論問題，用單線的思維模式闡釋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目前，全國的考古學文化已經劃分出近百個，全國各省區上至史前下至曆史時期都能說出一個大概的文化發展脈絡和線索。這實際上就是蘇秉琦文化區系類型思想指導下的實踐結果。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文化區系理論”的形成過程，也和東北考古存在一定的關系。因為在這個理論沒有正式對外發表之前，蘇秉琦曾在1975年和1976年為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做過兩場學術講座，談及的内容就是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由此可見，他的這一理論在1979年和1981年正式提出和公開發表之前，曾和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師生們進行過交流和讨論。換言之，蘇秉琦“文化區系理論”[7]的提出和發表，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大事件，而以張忠培先生為代表的吉林大學考古師生們一定程度上參與或見證過這一理論的孕育和醞釀過程。

蘇秉琦的“第二點意見”，是關于如何探索原始社會解體和私有制、國家起源與形成發展問題的，雖1979年正式提出，但主要内容是1985年看了遼甯喀左東山嘴和建平牛河梁等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出土材料之後，依據這兩處重要遺址的新發現和以往遼西地區積累的新石器至青銅時代考古材料及認識概括、闡釋而成的。當時隻是提出了以“古文化、古城、古國”[8]為代表的“社會發展理論”，後又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提出了以“古國、方國、帝國”[9]為代表的“國家演進理論”和以“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10]為代表的“文明模式理論”。這三個理論（“社會發展理論”、“國家演進理論”、“文明模式理論”）[11]也曾一度被合稱為蘇秉琦“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道路理論”，對于如何探索和回答中華文化起源、中華民族起源、中華國家起源及其形成和發展等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實作中國考古學研究任務的曆史性轉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引領作用。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個理論之是以能提出來，主要是遼甯東山嘴[12]、牛河梁[13]的發現引起了全國考古界的關注，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考古實踐和重大發現，才促使蘇秉琦開始進行新的思考，開始談城鄉分化問題、談貧富分化問題、談階級分化問題、談文明起源與形成發展道路問題。當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談及過這些問題，但從來沒有像考古學界依據考古發掘材料提出和讨論這個問題時引起社會和學界如此強烈的關注。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及發展脈絡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主旋律和重點問題，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個問題的話語權是被考古學家所掌握的。而作為這項研究的指導理論，它的提出是和東北考古有關的，甚至可以說是依據東北考古實踐和材料提出來的。

綜上所述，安特生1921年發掘仰韶村遺址，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标志性事件。梁思永1931年主持發掘後岡遺址，第一次實作了中國考古學的科學化。蘇秉琦1981年發表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和1985年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理論”，改變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取向，開創了中國考古學繁榮發展的新局面。這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間、事件和代表人物，在中國考古學的百年發展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就像裡程碑和燈塔，辨別過去，也照亮未來。需要注意的是，這三個代表人物所作的四項直接影響中國考古學發展和進步的主流事件，都與東北考古有關，或者說都是從東北開始醞釀、從東北開始起步，從東北走向中原、走向全國的。據此可言，東北是中國考古學的“試驗田” “演兵場” “孵化地”，東北考古與中國考古學同歲、同步。

二、中國考古學的進步

回眸一百年走過的發展道路，所有考古人都會為中國考古學取得的驕人成績感到欣慰和自豪。2020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大陸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曆史軸線，增強了曆史信度，豐富了曆史内涵，活化了曆史場景。”[14]這是黨和政府對中國考古工作給予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2009年8月10日，時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在哈爾濱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二次年會開幕式緻辭中認為“中國考古學已取得巨大進步，已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5]這是中國考古人第一次從專業和學科的角度對中國考古學發展狀況和主要收獲所作的自我審視和高度概括。今天，重讀這個簡短的提綱式的講話内容，仍感定位準确，符合中國考古學發展實際。這裡以講話内容為基礎，結合自己的研究體會，可把百年中國考古學取得的巨大進步，作進一步展開式的了解，并簡要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考古材料的進步。“考古新發現的積累速度與規模已遠遠超越了考古研究的速度與規模。這種考古研究能量滞後于考古材料及考古新發現的積累與規模的狀況，顯示考古材料及考古新發現已呈現出爆炸增長的趨勢。”[16]衆所周知，考古學研究的材料和狹義曆史學研究的材料是不一樣的。考古學研究的是地下遺存，是“實物資料”。狹義曆史學研究的是“二十四史” “經史子集”等曆史文獻，是“文字資料”。“文字資料”是有限的，很難再增加了，即使有新的發現，也往往多是通過考古發掘而獲得的地下出土文獻，如甲骨文、銘文、陶文、簡牍、帛書等。“實物資料”沒有現成的可用，隻能由考古工作者自己去尋找，正可謂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一百年過去了，中國考古學找到的“東西”很多，依據“東西”寫成的考古報告也很多。如把前者稱為“考古遺存”，後者稱為“考古文獻”，那麼由這兩部分構成的考古學研究材料，可謂是積累豐富，速度驚人，呈幾何式或爆炸式增長。這是中國考古學取得的巨大進步，也是中國考古學開展科學研究的主要基礎。但是從材料增長的速度、規模與考古研究的速度、規模比較來看，出現了明顯的倒挂現象，也就是研究和認識明顯滞後于發掘和發現。是以，在肯定中國考古學一百年來在材料發現和積累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發現考古新材料”和“考古材料新發現”兩項工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短期内要高度重視并處理好兩者之間的不平衡問題，以確定中國考古學能夠朝着健康平穩的方向繼續發展。長期内重視“考古材料新發現”更顯重要，因為依據發掘出土的考古材料研究曆史問題，終将成為“常态化”的考古研究工作。

二是基本方法的進步。“借用于地質學的‘地層’概念已演變為層位學，同時完善了層位學和類型學，并擴大和深化了用自然科學及其技術手段觀察考古遺存的方法。進而，就等量同質遺存來說，和以往相比，現在考古學從遺存中擷取資訊的數量不僅增多了，而且品質也提高了。總之，這是攝取考古遺存資訊急劇擴張的時代。考古學從人、遺存、時、空四維關系或遺存、時、空三維關系研究遺存的視角，不僅得到空前的擴大，同時，層次或層面進深了，品質也提高了。”[17]材料是學科研究的基礎，沒有材料或是沒有足夠的材料，學科無法存在，也無法發展。同樣，沒有搜集、整理、分析材料的科學方法，也完成不了學科的任務和目标。早在第一個十年當中，中國考古學幾乎沒有科學的方法。科學的考古地層學方法是從1931年才開始有的，科學的考古類型學方法是從1948年才開始有的。實作地質地層學向考古地層學的轉變是由梁思永完成的，實作生物形态學向考古類型學的轉變是由蘇秉琦完成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科學化和本土化，标志着中國考古學在方法論的建設上取得了重大進步。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之是以能成為中國考古學的兩個基本方法，從根本上講是由考古材料的埋藏性和有形性決定的。作為“考古地層學之父”的梁思永和“考古類型學之父”的蘇秉琦，之是以能夠成為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領軍人物，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和方法改變了原有考古學的面貌和品質。除了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兩個最基本的方法之外，100年來還有很多其它學科的方法和技術加入到了考古學，其來源主要是兩大類，一類來自于自然科學，一類來自于人文社會科學。兩相比較，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技術更多一些，從天上到地下到水中，到處都能見到它們的身影，從探測到測量到檢驗分析，無不彰顯它們在考古領域大有用武之地。“科技考古”的出現，不僅改變了考古學的面貌，也标志着考古學的進步和水準。人文社會科學參與考古學的廣度和深度雖遠不如科技在考古學中的應用，但從長遠看它們終究會成為考古學合作的主力軍，因為離開了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合作與交叉，考古學自身無法全面釋讀和複原古代遺存所蘊含的全方位資訊和複雜多樣的社會面貌。考古材料的物質性和文化性，決定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廣泛參與考古學的必然性和廣泛性，也決定了考古學方法和技術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考古學可以和任何學科進行交叉，或者說考古學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交叉學科，這是已經被100年來實踐證明了的或在下一個100年将被實踐證明的事實。在這方面，過去有了很大的進步，未來會有更大的進步。

三是基礎理論的進步。“1959年、1975年和1985年，是中國考古學進步道路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三個年份。1959年，夏鼐以逆潮流而動的大無畏精神發表了考古學文化定名的講話。1975年和1985年，蘇秉琦以夏鼐的考古學文化定名說為前提，發揚了乘風破浪前進的勇氣，先後提出了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即考古學文化的文化譜系論；文明論，即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漢帝國道路的理論。蘇秉琦這兩個理論抓住了考古學文化所界定的人們共同體或族群的兩個最重要的基因，即文化和社會結構及關系。因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指導中國考古學前進的基本理論。同時，蘇秉琦這兩論雖是從不同角度觀察考古學文化或考古學文化所界定的人們共同體或族群，但任何考古學文化所界定的人們共同體或族群都同時存在着文化和社會結構及關系這兩個最重要的基因，是以，這兩論又是互相聯系的。總之，由于夏鼐和蘇秉琦的貢獻，中國考古學已形成了适合中國曆史實情的自己的理論體系。”[18]需進一步強調的是，在中國考古學理論的問題上，以往有少數學者隻強調西方的理論模式，而不認為中國考古學有自己的理論。這顯然是不切合實際的，因為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探索和學科建設，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沒有理論指導的盲目實踐吧。按照張忠培的意見，以夏鼐“考古學文化定名說”和蘇秉琦“文化譜系論” “文明道路論”為代表的“一說兩論”，構成了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體系。并在“夏鼐一說”和“蘇秉琦兩論”的關系問題上，明确給出了“蘇秉琦以夏鼐的考古學文化定名說為前提”的學術見識。過去有學者把夏鼐和蘇秉琦完全對立起來，認為他們的考古學取向完全不同，極力強調夏鼐的學科地位和引領作用，從方法論和學術史的角度否定蘇秉琦的理論貢獻和學術成就[19]，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以兩個人的理論建樹為例，正确的了解應該是夏鼐1959年提出的“考古學文化定名說”是關于如何對考古學遺存進行研究的指導理論，1975年和1985年蘇秉琦提出的“文化譜系論”和“文明道路論”是關于如何對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的指導理論，兩者之間是繼承發展關系，而不是對立關系。從一定程度上講，沒有考古學文化定名說，就沒有關于考古學文化的“文化譜系論”和“文明道路論”。夏鼐和蘇秉琦同是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和踐行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後指導中國考古學實踐的兩位領路人。現在學術界開展的中國文明探源研究，尤其是關于古國、王國、帝國發展脈絡和社會結構的揭示和闡釋，依然是在夏鼐、蘇秉琦提出的文明探源理論架構下進行的更加深入系統的工作，是傳承、深化而不是創新。是以，夏鼐和蘇秉琦建立的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是百年中國考古學在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理論建設方面取得的重大進步和重大成果[20]。用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指導中國特色的考古學實踐，自然就在世界範圍内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派[21]，而這個學派的特點正是一切從考古材料出發，一切從中國的史情、地情、民情、國情出發，以物論史，透物見人，把回答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華國家從哪裡走來、怎樣走來的問題作為學科目标和任務，并以此為特色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

四是學術地位的進步。“中國考古學在廣義的中國古史研究中已經取得相當重要的地位。在對西周之前的曆史研究中已掌握話語權乃至壟斷的話語權，同時，在自東周至宋元的城市史、建築史、佛教史、冶金史、制瓷工藝史、漆器工藝史和藝術史等諸多領域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發言權，而且，考古學的話語權或發言權，還不同程度地滲透到涉及探讨天、地、人以及人與天、地之間的關系乃至人的精神領域亦即關系到中國古人全部活動的全部過程的各類專史的方方面面。”[22]誠然，考古學是曆史科學的一部分，在大的曆史學研究中，考古學已經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自1928年北京周口店的發掘開始，中國已經找到了舊石器時代早中晚各個時期的化石和石器，為探讨人類的起源和文化（工具）的起源作出了重要貢獻。自1921年沙鍋屯、仰韶村的發掘開始，100年來的新石器時代考古不僅相繼發現和命名了以“仰韶文化” “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數十種考古學文化，還将上自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後的12000～9000年确定為中國的“中石器時代”（亦稱“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或“新石器時代早期”），将上自9000年下至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區分成了“查海時代”（9000～7000年）、“仰韶時代”（7000～5000年）、“龍山時代”（5000～4000年）三大發展階段，等于在中國古史記載的“三代”之前，又找到了一個更早的“新三代”，大大地延伸了中國曆史的軸線，也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前考古”話語體系和表述體系。自1928年殷墟發掘開始，考古學家不僅通過調查發掘證明了“三代”時期“殷商”（晚商）的存在，而且還以此為線索，向前開展了早商、先商和夏文化的探索，向後開展了先周、西周和東周（春秋、戰國）的研究，取得了令學界認可、令世人矚目的成績，掌握了“三代考古”和曆史研究的話語權。除此之外，以城市、陵墓、手工業為主要對象的曆史時期考古發掘、研究以及由此開展的文物保護和文物展示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在城市史、建築史、佛教史、冶金史、陶瓷史等諸多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考古學貢獻。以紅山文化、石峁文化、三星堆文化、石家河文化、淩家灘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龍山文化等為代表的“中原周邊地區”和“邊疆地區”的重要、重大考古發現，對于探索中國古代民族、文化、文明的“多元一體”發展脈絡和發展格局，提供了客觀材料，奠定了實證基礎。總之，100年來的中國考古，學術進步巨大、學科地位凸顯。

五是學科作用的進步。“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不僅已成為激發人民的愛國情感、提高民族素質和增進民族凝聚力的中華民族的一份珍貴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我們遵循‘傳承、吸收、融合、創新’的文化演變規律，推進文化進步，和借以‘鑒往知來’推進社會、政治及經濟發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思想資源。”[23]100年來的中國考古學，除了學科自身建設和發展有了明顯進步以外，在公衆文化滋養和社會服務作用等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已發展成了重要的文化事業和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發展成了真正服務于人民的事業和服務于民族偉大複興的工作。全民對考古學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盡管還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誤解和錯覺。考古學是人民的事業越來越受到重視，公衆考古或公共考古已經出現并在發展。黨和國家對考古學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支援力度越來越大。考古學的作用愈發凸顯：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考古學是曆史學的望遠鏡，在有了文字記載的時代考古學是曆史學的顯微鏡，在回答一個民族或國家從哪裡來的問題上，考古學可以幫助其找回或恢複曾經忘卻了的早期曆史記憶。

六是研究領域的進步。“中國考古學開始走出了國門。不僅參與了一些國家的遺址發掘、研究和文化遺産保護的工作，而且，中國學人還依據處理國内考古遺存的理論與方法，結合國外考古遺存的實際，開展了對外國考古遺存的研究，并出版了一些于國内外頗具影響的外國考古學著作。規模雖小，但令人喜悅的是，中國學人已能研究外國考古學了。這事非同小可，是中國考古學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24]從中國考古到外國考古，是學科領域的拓展，也是學科成熟的标志。以文字研究曆史的文獻史學已經有了中國史和世界史兩個兄弟學科，以實物研究曆史的文物史學也會擁有中國考古和世界考古兩個姊妹學科。就豐富和完善大的曆史學學科體系而言，考古學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七是保護意識的進步。“中國考古學已成為開展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要支柱，并為文化遺産的保護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寶貴貢獻。”[25]考古學具有破壞遺産和保護遺産的雙重性質，在沒有出現“遺産”這個詞之前，我們把考古發掘出土的東西叫“遺存”或“材料”，當我們站在文化遺産保護的角度或高度看待地下出土物的時候，“遺存”就是“遺産”，“材料”就是“财富”。雖有一字之差，理念卻截然不同。基于這樣的認識，考古學應該盡可能少地破壞遺存，更多地保護遺存、愛護遺存。即便是為了研究而不得不破壞一部分遺存的時候，也應該要用保護的眼光，争取做到将損失降到最小。特别是在科學發掘、認真整理、及時編寫并出版報告的同時，還要積極主動地參與或指導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文物影響評估工作，充分發揮好在文物保護和展示方面的基礎指導作用。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的進步以外，中國考古學還在機建構設、隊伍建設、人才培養、技術開發、對外交流等諸多方面，都實作了質的飛躍。用張忠培的話說：“中國考古學已長成為一位巨人，成長為鐵铮铮的一條漢子，屹立在中國學術之林，昂首于世界優秀考古學之列。”[26]

三、中國考古學的憧憬

新時代，新征程。新百年，新起點。展望中國考古學下一個百年，令人充滿希望和憧憬。

憧憬中國考古學，在人才培養方面能夠有越來越多的高等學校或中等學校陸續建立考古、文博、文保、遺産等相關專業和學位點，大量培養不同類别、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考古專業人才和技術人才，以滿足大陸文化文物事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希望國家行業主管部門能夠在全國各大片區以國家之力建設若幹個超大規模的現代化、規範化田野考古實踐教學基地，統籌接收每年來自全國各地各高校的學生們開展專業實習，為高、中等學校的專業人才培養品質提供充分保障。

憧憬中國考古學，在機建構設和隊伍建設方面能夠有越來越多的省、市、自治區在原有規模的基礎上，不斷增加和擴大各級各類考古文博管理機關、研究機關、保護機關、收藏展示機關的數量和規模，專業人才隊伍從數量到品質能有成倍的增長和提高。通過學校擴大招生規模、機構擴大用人規模，使考古學逐漸由小衆走向大衆。

憧憬中國考古學，在理論方法建設方面能夠繼續堅持“梁思永考古地層學” “蘇秉琦考古類型學” “夏鼐考古學文化定名說” “蘇秉琦文化區系理論” “蘇秉琦社會發展理論” “蘇秉琦國家演進理論” “蘇秉琦文明模式理論”等中國特色考古學方法理論體系[27]，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學科自身發展需要，不斷探索和發現能夠解決中國曆史問題的新理論和新方法。特别是在學科交叉融合研究方面，不僅要繼續拓展和深化與理、工、農、醫類學科的合作，還要不斷加強與人文社會科學合作的廣度和力度，通過與政治、經濟、法律、文化、藝術、曆史等學科的合作，共同把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發展脈絡闡釋清楚，把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成就及其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影響和貢獻闡釋清楚。

憧憬中國考古學，在文物保護方面能夠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指導考古發掘工作，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既要重視發現考古新材料，有計劃、有目标地開展發掘，又要有節制、有分寸地控制考古發掘，以便子孫後代還能有古可考，有材料可挖。要積極開展對已有考古發掘出土材料的進一步梳理分析和消化闡釋，讓考古學在研究、保護、利用、展示等各個環節上，都能發揮出重要的專業指導作用。

憧憬中國考古學，在研究視野和範疇方面不僅要繼續加大對中國考古的研究力度，還要不斷擴大外國考古的研究規模，提高外國考古研究的水準。不僅要走出國門主持或參與外國田野考古的發掘工作，還能利用以往發表的外國考古資料，開展相關的外國考古學專題研究。實作在某些國家或地區、某些領域或方向上，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取得中國學者的發言權和話語權。通過考古發現和研究，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世界故事，講好人類從血緣共同體，走向地域共同體、走向命運共同體的故事。

憧憬中國考古學，在整體學科建設上能夠正确處理好基礎研究、專題研究和理論研究的關系，正确處理好學科定位和學科交叉的關系，正确處理好科學研究和文物保護的關系，正确處理好專業探索和社會服務的關系。力争能夠在上一個百年巨大進步和繁榮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取得新突破，不斷邁上新台階。

（作者：趙賓福，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另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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