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出发：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与进步

摘要：安特生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梁思永1931年主持发掘后冈遗址，第一次实现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苏秉琦1981年发表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1985年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改变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这些直接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和进步的主流事件，都是从东北开始酝酿、从东北开始起步，从东北走向中原、走向全国的。东北是中国考古学的“试验田” “演兵场” “孵化地”，东北考古与中国考古学同岁、同步。总结百年中国考古，在材料、方法、理论、地位、作用、保护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憧憬中国考古学下一个百年能够不断取得新突破，不断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中国考古；东北起步；百年进步；未来憧憬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我想从东北考古的视角谈一谈中国考古学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几件大事与东北考古的关系，再从中国考古学收获与期望的视角谈一谈过去百年的进步和下一个百年的憧憬。

一、中国考古学的起步

关于中国考古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把1921年视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年，或者叫做中国考古学的发端之年。为什么？因为瑞典学者安特生在这一年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1]。为什么一定要把田野考古发掘看作是考古学开始的标志？因为田野考古发掘是考古学获取研究资料的最重要的手段，和以往存在的金石学有着本质的不同。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材料，时间上有早晚关系，空间上有共存关系和位置关系，纵向和横向关系都非常明确的资料才是考古学研究的科学资料。在此以前，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都有外国人做过多次考古调查，但不能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端，理由就是考古调查资料缺少明确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对于解释历史问题无法提供准确的时空基础。因此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把田野考古发掘的出现，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但值得注意的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是1921年的秋天，同一年的夏天他还在东北地区的辽宁锦西（今葫芦岛市南票区）沙锅屯遗址进行过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并且发表了考古报告[2]，出土的材料主要是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遗存。从时间上讲，辽宁锦西沙锅屯的工作才是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比仰韶村的发掘要早，从学术史的角度说，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东北考古有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考古学最早开始于东北。只是河南仰韶村的发掘在中原，影响比较大，又据此命名了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也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所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仰韶村的发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端，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2011年，为了纪念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和仰韶文化命名90周年，中国邮政还专门发行了一组纪念邮票，可见仰韶村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已经得到了考古界和社会的认可。这里，我们无意改变这一主流认识，但需要大家知道的是，沙锅屯的发掘早于仰韶村的发掘，毕竟这是事实。

从1921年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到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河南安阳后冈遗址[3]，一共相隔了10年，这10年也往往被学术界视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就发掘方法而言，主要是采用地质地层学的办法，按深度计层进行发掘，所以不是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直到1931年，也就是梁思永在美国学成归国之后的第二年主持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发掘的时候，才第一次辨识出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即小屯、龙山、仰韶这三种文化遗存自上而下的层位堆积顺序。在此之前，因为没有科学的地层学作指导，人们搞不清楚仰韶、龙山和小屯三者之间的年代早晚关系，所以对于三者孰先孰后的讨论可谓是众说纷纭。“三叠层”发现以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功劳自然要归功于梁思永。那么，梁思永为什么能够发现“三叠层”？关键是他在发掘安阳后冈的时候，把过去按照安特生地质地层学依据深度计层进行发掘的办法转变为了按照考古地层学依据土质土色进行发掘、划分不同堆积关系的办法。这在方法论上是一次重要的飞跃和变革，将考古学引上了科学化的轨道。由此，梁思永也被称为“考古地层学”之父，成为了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但是大家是否知道，梁思永回国的头一个年头，也就是主持发掘后冈遗址之前的1930年干什么去了？他先到东北地区做了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地点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昂昂溪遗址[4]。通过这次发掘，梁思永命名了一种有别于仰韶文化的新文化，叫昂昂溪文化，这事儿距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重读梁思永撰写的昂昂溪遗址发掘报告，不难发现他在发掘昂昂溪遗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按土质土色区分堆积的操作理念，只是没有像后冈遗址表现得那么明显、那么成熟而已。所以说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只是小试牛刀，限于遗址本身的条件，没能大显身手，第二年发掘的后冈遗址才让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反言之，河南后冈遗址的发掘，可以看作是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发掘的升级版。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取决于按照土质土色区分堆积的科学方法，而科学的区分土质土色的方法最早孕育于昂昂溪遗址的首次发掘。由此可见，梁思永考古地层学的形成是有一个实践过程或试铲过程的，而这个试铲地点就在东北。因此，作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同样与东北考古有关。可惜的是，梁思永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活了50岁，如果他能活的再长一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也可能会更快、更好。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大家应该很熟悉，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估计也不会很陌生。人物是苏秉琦，时间和事件是1979年在西安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两点意见”[5]。苏秉琦的“第一点意见”，后于1981年发表在了《文物》杂志上，题目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6]。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其中蕴含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一度成为了后来乃至今日指导学术界如何开展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那么，什么是区系类型理论呢？简单地说，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文化发源地或中华文明摇篮的主流说法，认为全国各个不同的地区都应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时期，每个地区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发展线索和脉络。他号召大家，每个省都要立足于自己所在的地区，分别建立文化编年序列。序列建起来之后，再去做横向比较，看文化间的纵横关系。简单地理解，区系类型理论就是放弃一元论，要在全国各地搞考古发掘，搞编年序列，建立文化的时空框架，探讨文化的谱系格局。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有了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中国考古学才有了如此繁荣发展的局面，才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不然我们完全可能还在围绕着“大仰韶”、围绕着“大龙山”、围绕着“小屯”讨论问题，用单线的思维模式阐释中华文化的起源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目前，全国的考古学文化已经划分出近百个，全国各省区上至史前下至历史时期都能说出一个大概的文化发展脉络和线索。这实际上就是苏秉琦文化区系类型思想指导下的实践结果。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的形成过程，也和东北考古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在这个理论没有正式对外发表之前，苏秉琦曾在1975年和1976年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做过两场学术讲座，谈及的内容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由此可见，他的这一理论在1979年和1981年正式提出和公开发表之前，曾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进行过交流和讨论。换言之，苏秉琦“文化区系理论”[7]的提出和发表，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而以张忠培先生为代表的吉林大学考古师生们一定程度上参与或见证过这一理论的孕育和酝酿过程。

苏秉琦的“第二点意见”，是关于如何探索原始社会解体和私有制、国家起源与形成发展问题的，虽1979年正式提出，但主要内容是1985年看了辽宁喀左东山嘴和建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材料之后，依据这两处重要遗址的新发现和以往辽西地区积累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材料及认识概括、阐释而成的。当时只是提出了以“古文化、古城、古国”[8]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理论”，后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以“古国、方国、帝国”[9]为代表的“国家演进理论”和以“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10]为代表的“文明模式理论”。这三个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国家演进理论”、“文明模式理论”）[11]也曾一度被合称为苏秉琦“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对于如何探索和回答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民族起源、中华国家起源及其形成和发展等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实现中国考古学研究任务的历史性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理论之所以能提出来，主要是辽宁东山嘴[12]、牛河梁[13]的发现引起了全国考古界的关注，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考古实践和重大发现，才促使苏秉琦开始进行新的思考，开始谈城乡分化问题、谈贫富分化问题、谈阶级分化问题、谈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道路问题。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谈及过这些问题，但从来没有像考古学界依据考古发掘材料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社会和学界如此强烈的关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脉络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旋律和重点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问题的话语权是被考古学家所掌握的。而作为这项研究的指导理论，它的提出是和东北考古有关的，甚至可以说是依据东北考古实践和材料提出来的。

综上所述，安特生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梁思永1931年主持发掘后冈遗址，第一次实现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苏秉琦1981年发表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1985年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改变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事件和代表人物，在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就像里程碑和灯塔，标识过去，也照亮未来。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代表人物所作的四项直接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和进步的主流事件，都与东北考古有关，或者说都是从东北开始酝酿、从东北开始起步，从东北走向中原、走向全国的。据此可言，东北是中国考古学的“试验田” “演兵场” “孵化地”，东北考古与中国考古学同岁、同步。

二、中国考古学的进步

回眸一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所有考古人都会为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骄人成绩感到欣慰和自豪。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陆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14]这是党和政府对中国考古工作给予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2009年8月10日，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开幕式致辞中认为“中国考古学已取得巨大进步，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5]这是中国考古人第一次从专业和学科的角度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状况和主要收获所作的自我审视和高度概括。今天，重读这个简短的提纲式的讲话内容，仍感定位准确，符合中国考古学发展实际。这里以讲话内容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可把百年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进步，作进一步展开式的理解，并简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考古材料的进步。“考古新发现的积累速度与规模已远远超越了考古研究的速度与规模。这种考古研究能量滞后于考古材料及考古新发现的积累与规模的状况，显示考古材料及考古新发现已呈现出爆炸增长的趋势。”[16]众所周知，考古学研究的材料和狭义历史学研究的材料是不一样的。考古学研究的是地下遗存，是“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研究的是“二十四史” “经史子集”等历史文献，是“文字资料”。“文字资料”是有限的，很难再增加了，即使有新的发现，也往往多是通过考古发掘而获得的地下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铭文、陶文、简牍、帛书等。“实物资料”没有现成的可用，只能由考古工作者自己去寻找，正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考古学找到的“东西”很多，依据“东西”写成的考古报告也很多。如把前者称为“考古遗存”，后者称为“考古文献”，那么由这两部分构成的考古学研究材料，可谓是积累丰富，速度惊人，呈几何式或爆炸式增长。这是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是中国考古学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基础。但是从材料增长的速度、规模与考古研究的速度、规模比较来看，出现了明显的倒挂现象，也就是研究和认识明显滞后于发掘和发现。因此，在肯定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在材料发现和积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发现考古新材料”和“考古材料新发现”两项工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短期内要高度重视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以确保中国考古学能够朝着健康平稳的方向继续发展。长期内重视“考古材料新发现”更显重要，因为依据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研究历史问题，终将成为“常态化”的考古研究工作。

二是基本方法的进步。“借用于地质学的‘地层’概念已演变为层位学，同时完善了层位学和类型学，并扩大和深化了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手段观察考古遗存的方法。从而，就等量同质遗存来说，和以往相比，现在考古学从遗存中获取信息的数量不仅增多了，而且质量也提高了。总之，这是摄取考古遗存信息急剧扩张的时代。考古学从人、遗存、时、空四维关系或遗存、时、空三维关系研究遗存的视角，不仅得到空前的扩大，同时，层次或层面进深了，质量也提高了。”[17]材料是学科研究的基础，没有材料或是没有足够的材料，学科无法存在，也无法发展。同样，没有搜集、整理、分析材料的科学方法，也完成不了学科的任务和目标。早在第一个十年当中，中国考古学几乎没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考古地层学方法是从1931年才开始有的，科学的考古类型学方法是从1948年才开始有的。实现地质地层学向考古地层学的转变是由梁思永完成的，实现生物形态学向考古类型学的转变是由苏秉琦完成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科学化和本土化，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方法论的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步。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基本方法，从根本上讲是由考古材料的埋藏性和有形性决定的。作为“考古地层学之父”的梁思永和“考古类型学之父”的苏秉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领军人物，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和方法改变了原有考古学的面貌和质量。除了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两个最基本的方法之外，100年来还有很多其它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加入到了考古学，其来源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来自于自然科学，一类来自于人文社会科学。两相比较，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更多一些，从天上到地下到水中，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从探测到测量到检验分析，无不彰显它们在考古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科技考古”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也标志着考古学的进步和水平。人文社会科学参与考古学的广度和深度虽远不如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但从长远看它们终究会成为考古学合作的主力军，因为离开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与交叉，考古学自身无法全面释读和复原古代遗存所蕴含的全方位信息和复杂多样的社会面貌。考古材料的物质性和文化性，决定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参与考古学的必然性和广泛性，也决定了考古学方法和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考古学可以和任何学科进行交叉，或者说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交叉学科，这是已经被100年来实践证明了的或在下一个100年将被实践证明的事实。在这方面，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未来会有更大的进步。

三是基础理论的进步。“1959年、1975年和1985年，是中国考古学进步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年份。1959年，夏鼐以逆潮流而动的大无畏精神发表了考古学文化定名的讲话。1975年和1985年，苏秉琦以夏鼐的考古学文化定名说为前提，发扬了乘风破浪前进的勇气，先后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论；文明论，即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苏秉琦这两个理论抓住了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的两个最重要的基因，即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关系。因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中国考古学前进的基本理论。同时，苏秉琦这两论虽是从不同角度观察考古学文化或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但任何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都同时存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关系这两个最重要的基因，因此，这两论又是相互联系的。总之，由于夏鼐和苏秉琦的贡献，中国考古学已形成了适合中国历史实情的自己的理论体系。”[18]需进一步强调的是，在中国考古学理论的问题上，以往有少数学者只强调西方的理论模式，而不认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中国考古学的百年探索和学科建设，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吧。按照张忠培的意见，以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和苏秉琦“文化谱系论” “文明道路论”为代表的“一说两论”，构成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并在“夏鼐一说”和“苏秉琦两论”的关系问题上，明确给出了“苏秉琦以夏鼐的考古学文化定名说为前提”的学术见识。过去有学者把夏鼐和苏秉琦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他们的考古学取向完全不同，极力强调夏鼐的学科地位和引领作用，从方法论和学术史的角度否定苏秉琦的理论贡献和学术成就[19]，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以两个人的理论建树为例，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夏鼐1959年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定名说”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遗存进行研究的指导理论，1975年和1985年苏秉琦提出的“文化谱系论”和“文明道路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的指导理论，两者之间是继承发展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讲，没有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就没有关于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论”和“文明道路论”。夏鼐和苏秉琦同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和践行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两位领路人。现在学术界开展的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尤其是关于古国、王国、帝国发展脉络和社会结构的揭示和阐释，依然是在夏鼐、苏秉琦提出的文明探源理论架构下进行的更加深入系统的工作，是传承、深化而不是创新。因此，夏鼐和苏秉琦创建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是百年中国考古学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果[20]。用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实践，自然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21]，而这个学派的特点正是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史情、地情、民情、国情出发，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把回答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从哪里走来、怎样走来的问题作为学科目标和任务，并以此为特色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

四是学术地位的进步。“中国考古学在广义的中国古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对西周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已掌握话语权乃至垄断的话语权，同时，在自东周至宋元的城市史、建筑史、佛教史、冶金史、制瓷工艺史、漆器工艺史和艺术史等诸多领域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言权，而且，考古学的话语权或发言权，还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涉及探讨天、地、人以及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乃至人的精神领域亦即关系到中国古人全部活动的全部过程的各类专史的方方面面。”[22]诚然，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在大的历史学研究中，考古学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28年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开始，中国已经找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化石和石器，为探讨人类的起源和文化（工具）的起源作出了重要贡献。自1921年沙锅屯、仰韶村的发掘开始，100年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不仅相继发现和命名了以“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数十种考古学文化，还将上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后的12000～9000年确定为中国的“中石器时代”（亦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将上自9000年下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区分成了“查海时代”（9000～7000年）、“仰韶时代”（7000～5000年）、“龙山时代”（5000～4000年）三大发展阶段，等于在中国古史记载的“三代”之前，又找到了一个更早的“新三代”，大大地延伸了中国历史的轴线，也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前考古”话语体系和表述体系。自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考古学家不仅通过调查发掘证明了“三代”时期“殷商”（晚商）的存在，而且还以此为线索，向前开展了早商、先商和夏文化的探索，向后开展了先周、西周和东周（春秋、战国）的研究，取得了令学界认可、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掌握了“三代考古”和历史研究的话语权。除此之外，以城市、陵墓、手工业为主要对象的历史时期考古发掘、研究以及由此开展的文物保护和文物展示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在城市史、建筑史、佛教史、冶金史、陶瓷史等诸多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考古学贡献。以红山文化、石峁文化、三星堆文化、石家河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等为代表的“中原周边地区”和“边疆地区”的重要、重大考古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文明的“多元一体”发展脉络和发展格局，提供了客观材料，奠定了实证基础。总之，10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术进步巨大、学科地位凸显。

五是学科作用的进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已成为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感、提高民族素质和增进民族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我们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变规律，推进文化进步，和借以‘鉴往知来’推进社会、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思想资源。”[23]10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除了学科自身建设和发展有了明显进步以外，在公众文化滋养和社会服务作用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发展成了重要的文化事业和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发展成了真正服务于人民的事业和服务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工作。全民对考古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错觉。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公众考古或公共考古已经出现并在发展。党和国家对考古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考古学的作用愈发凸显：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望远镜，在有了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显微镜，在回答一个民族或国家从哪里来的问题上，考古学可以帮助其找回或恢复曾经忘却了的早期历史记忆。

六是研究领域的进步。“中国考古学开始走出了国门。不仅参与了一些国家的遗址发掘、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而且，中国学人还依据处理国内考古遗存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国外考古遗存的实际，开展了对外国考古遗存的研究，并出版了一些于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外国考古学著作。规模虽小，但令人喜悦的是，中国学人已能研究外国考古学了。这事非同小可，是中国考古学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24]从中国考古到外国考古，是学科领域的拓展，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以文字研究历史的文献史学已经有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兄弟学科，以实物研究历史的文物史学也会拥有中国考古和世界考古两个姊妹学科。就丰富和完善大的历史学学科体系而言，考古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七是保护意识的进步。“中国考古学已成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支柱，并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宝贵贡献。”[25]考古学具有破坏遗产和保护遗产的双重性质，在没有出现“遗产”这个词之前，我们把考古发掘出土的东西叫“遗存”或“材料”，当我们站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或高度看待地下出土物的时候，“遗存”就是“遗产”，“材料”就是“财富”。虽有一字之差，理念却截然不同。基于这样的认识，考古学应该尽可能少地破坏遗存，更多地保护遗存、爱护遗存。即便是为了研究而不得不破坏一部分遗存的时候，也应该要用保护的眼光，争取做到将损失降到最小。特别是在科学发掘、认真整理、及时编写并出版报告的同时，还要积极主动地参与或指导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影响评估工作，充分发挥好在文物保护和展示方面的基础指导作用。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进步以外，中国考古学还在机构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用张忠培的话说：“中国考古学已长成为一位巨人，成长为铁铮铮的一条汉子，屹立在中国学术之林，昂首于世界优秀考古学之列。”[26]

三、中国考古学的憧憬

新时代，新征程。新百年，新起点。展望中国考古学下一个百年，令人充满希望和憧憬。

憧憬中国考古学，在人才培养方面能够有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或中等学校陆续创建考古、文博、文保、遗产等相关专业和学位点，大量培养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考古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以满足大陆文化文物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希望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能够在全国各大片区以国家之力建设若干个超大规模的现代化、规范化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统筹接收每年来自全国各地各高校的学生们开展专业实习，为高、中等学校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充分保障。

憧憬中国考古学，在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方面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和扩大各级各类考古文博管理单位、研究单位、保护单位、收藏展示单位的数量和规模，专业人才队伍从数量到质量能有成倍的增长和提高。通过学校扩大招生规模、机构扩大用人规模，使考古学逐步由小众走向大众。

憧憬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建设方面能够继续坚持“梁思永考古地层学” “苏秉琦考古类型学” “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 “苏秉琦文化区系理论” “苏秉琦社会发展理论” “苏秉琦国家演进理论” “苏秉琦文明模式理论”等中国特色考古学方法理论体系[27]，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学科自身发展需要，不断探索和发现能够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特别是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面，不仅要继续拓展和深化与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合作，还要不断加强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的广度和力度，通过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历史等学科的合作，共同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展脉络阐释清楚，把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影响和贡献阐释清楚。

憧憬中国考古学，在文物保护方面能够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导考古发掘工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重视发现考古新材料，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发掘，又要有节制、有分寸地控制考古发掘，以便子孙后代还能有古可考，有材料可挖。要积极开展对已有考古发掘出土材料的进一步梳理分析和消化阐释，让考古学在研究、保护、利用、展示等各个环节上，都能发挥出重要的专业指导作用。

憧憬中国考古学，在研究视野和范畴方面不仅要继续加大对中国考古的研究力度，还要不断扩大外国考古的研究规模，提高外国考古研究的水平。不仅要走出国门主持或参与外国田野考古的发掘工作，还能利用以往发表的外国考古资料，开展相关的外国考古学专题研究。实现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某些领域或方向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取得中国学者的发言权和话语权。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世界故事，讲好人类从血缘共同体，走向地域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憧憬中国考古学，在整体学科建设上能够正确处理好基础研究、专题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学科定位和学科交叉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科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专业探索和社会服务的关系。力争能够在上一个百年巨大进步和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不断迈上新台阶。

（作者：赵宾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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