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上世紀五十年代于北京
一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王府井迤西路北的北京飯店，走出一個中等身材的房客。他胖胖的，走起路來，腳步很重，身子一歪一歪的。他的裝束，也跟旁人頗不相同：皮大衣裡面套着西裝，底下穿的卻是兩條藍綢子棉套褲，還紮着褲腳。他一副怪怕冷的樣子，似乎不大适應十冬臘月的天氣，——冷得好像連空氣也凍上了似的。
這位看過去頂特别的來者，不是别人，正是年前才從美國回來的老舍。
十二月十一日那天，他上了從天津開往北京的火車，到前門一出站，就看見來接站的樓适夷。他們是抗戰時期在武昌認識的老朋友。老舍随他一起來到王府井，在這家法國人早年間造的七層樓高的洋派大飯店住下來。緊接着，他托了老同學，幫忙四處看房，想買一個稱心的小三合院。
為了湊錢，他還往美國寫信，請代理人大衛·勞埃德從紐約寄來版稅。他說：“我的家人正在從重慶回來的路上。我得給他們置辦個家。如今，北京又成首都了，在這裡找一所中意的房子，是既費錢，又麻煩。要是您能寄五百來美元到香港，由侯大夫轉給我，我将非常高興。(侯寶璋大夫，香港大學病理系，香港)。”
也由于參加什麼工作還沒有一定，除了開會，接待訪客，探望親友，他就窩在房間裡，或倚在沙發上看解放區的文藝新書，或将就着伏在裝了一面大鏡子的梳妝台前奮筆疾書。
他以客舍為家，在飯店二樓的二二二房間，一住就是兩個多月。
不過，一天到晚，總蹾在飯店樓上，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他在美國落下腿病，走路相當吃力。拄着拐杖，頂多勉強地走到飯店大門口，出了門口，就得坐車。他埋怨說，“我真喜歡吃點燒餅果子，可是，出了飯店，走到東單，也就是普通人三分鐘的路程，我就得走上半天，還得歇四五回!”
可是，他今天無論如何，還是得出一趟門。他須上一趟東安市場，到大陸銀行去取五萬塊錢。他一定要趕在年前，去看望宗月師母，給她送上過年錢。
明天一過，就是大年初一。
二
這些年來，老舍跑東跑西，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所，但北平的至親故友，始終在他心上。
一回北京，——北平兩個多月前又改回叫北京了，得知許多親人都平安，特别是宗月師母也仍健在，他真是既興奮，又欣慰，還有一些微茫的傷感，——恩人宗月大師坐化以來，一晃就是八年多了。
和老舍一樣，宗月也是滿人，他樂善好施，扶孤濟貧，是西北城人盡皆知的“善人”。出家前，老舍喊他“劉大叔”，——那是在他的名字還是叫慶春的時候。後來，老舍到上學年紀，本該随大自己八歲的兄長，去學徒而不是念書，虧得劉大叔伸出援手，才幸運進入私塾，還不用交學費和書錢。
及長，他又聽說，兩個家族的淵源，還要更為深遠：
“他與我們的關系是頗有趣的。雖然我的曾祖母在他家幫過忙，我們可并不是他的家奴。他的祖父、父親，與我的祖父、父親，總是那麼似斷似續地有點關系，又沒有多大關系。一直到他當了家，這種關系還沒有斷。”
言外之意，他們是世交，——四輩人的交情，始于曾祖一代。他也記得，老年間的事，老輩們閑話，往往要說一說：
“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滿族大員到過雲南等遙遠的地方。那位大員得到多少元寶，已無可考查。我的曾祖母的任務大概是攙扶着大員的夫人上轎下轎，并給夫人裝煙倒茶。在我們家裡，對曾祖母的這些任務都不大提起，而隻記得我們的房子是她購置的。”
曾祖母的傳說，恰也解釋了為何他家祖輩隸屬正紅旗，而到他出生時候，卻是住在正黃旗地面。
按說，大清入關建都，老舍先世征戰有功，在西直門内旗下營地分到住房。大概沒到其曾祖一輩，他家就已敗落，“北城外的二三十畝地早已被前人賣掉，隻剩下一畝多，排列着幾個墳頭兒。旗下分給的住房，也早被他的先人先典後賣，換了燒鴨子吃”，是以不得不考慮覓房他遷。也是在此前後，朝廷的八旗禁限漸已寬弛，窮困潦倒的旗丁有了遷移的自由。于是，等到外放大員任滿回京，随侍的老舍曾祖母就用幫傭所得，在貼近護國寺西牆根的小羊圈置下房子，一家人搬出正紅旗防地。
老舍能在小羊圈出生，不能不說，也是仰賴宗月祖上蔭庇。
三
小羊圈是老舍的出生地，《四世同堂》和他的自傳小說《正紅旗下》裡的事，大多也發生在那裡。
小羊圈平面圖，胡絜青、舒乙繪制
老舍投湖自沉後的第十三年，胡絜青和舒乙母子第一次來到小羊圈，亦即現在的小楊家胡同，繪出一幅“小說《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示意圖”。不過，那時可能誰也想不到，老舍在一九四七年的初春，也畫過一幅小羊圈的地圖。
小羊圈地圖，老舍1947年親筆繪制
老舍親筆畫的地圖，比其家人所繪更加準确，活脫一幅形象的“葫蘆圖”，隻不過“葫蘆”并非坐着，而是平躺着的：“嘴”對着西大街，“屁股”撅向東面。圖是在一張A4大小的普通書寫紙上，用鋼筆勾畫而成，上面用英文明白标了“小羊圈”，“大街”，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從一到七院落的分布，以及兩棵大樹的具體位置。圖畫得講究，用筆簡繁得當，看去一目了然；拿它比照《四世同堂》裡的描繪，簡直沒有一點兒出入：
“說不定，這個地方在當初或者真是個羊圈，因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樣直直的，或略微有一兩個彎兒，而是頗像一個葫蘆。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蘆的嘴和脖子，很細很長，而且很髒。葫蘆的嘴是那麼窄小，人們若不留心細找，或向郵差打聽，便很容易忽略過去。進了葫蘆脖子，看見了牆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膽往裡面走，像哥倫布看到海上漂浮着的東西才敢更向前進那樣。走了幾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見了葫蘆的胸：一個東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長的圓圈，中間有兩棵大槐樹，四圍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個小巷——葫蘆的腰。穿過‘腰’，又是一塊空地，比‘胸’大着兩三倍，這便是葫蘆肚兒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
老舍寫過小羊圈的方位，就手兒交代了祁家房子的來由：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蘆胸裡。街門朝西，斜對着一棵大槐樹。在當初，祁老爺子選購房子的時候，房子的地位決定了他的去取”。
祁老人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爺，也就是曾祖父；他們是一家十口同住。而老舍家在小羊圈的房子，由曾祖母置買，前後也正好住過四輩人。
天下還有比這再巧的事？
四
老舍的小羊圈地圖，是畫給浦愛德，供她作翻譯參考用的。
我抄錄過浦愛德半封信，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寫給楊憲益夫人戴乃疊的。那一年的夏天，老舍沒裝骨灰的骨灰盒在八寶山隆重安放。浦愛德聞訊，給戴乃疊寫信說：
“一九四六和四七年冬末春初，我和他合作翻譯《四世同堂》，他把書名用英文譯作The Yellow Storm。他每晚七點過來，我們一直工作到十點。之是以時間這麼晚，是因為我在援助中國工合的美國委員會辦公室的工作，要忙一整天才能收工（幸好我那個時期不用到外地活動）。”
在同一封信裡，浦愛德還說：“我們的工作方式很不同尋常。老舍用中文朗讀，我用英文打出來。他實際掌握的英語，要高于他自己所說的水準。我一邊打，一邊念給他聽。他經常要質疑，也會幫我改正。難纏的地方，我們一起讨論。我記得，他格外喜歡我把‘癞頭花子’，譯成‘scabby headed beggar’。”
五
浦愛德的信，老舍的小羊圈地圖，還有《四世同堂》的譯稿，都是七八年前的一個暑假裡，我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裡找到的。
我那年七月到美國後，第一站先到紐黑文，打算在耶魯大學聽一星期課後，再繞道羅德島，到波士頓近旁的劍橋薩姆納街十四号傅高義教授寓所，讨論出版他的《日本第一》，接下來上他家西面不遠處的施萊辛格圖書館，去檢視儲存在那裡的浦愛德檔案。
上一年五月下旬在紐約，滿校園披着淺藍長袍的哥大大學生，興高采烈地在白色帳篷下舉行畢業典禮的那兩天，我在巴特勒圖書館的珍本與手稿部，找出一份老舍同浦愛德簽訂的翻譯合同，獲悉《四世同堂》的英文譯稿，尚完好收藏在哈佛大學：浦愛德一九八五年以九十六歲高齡去世，不少檔案檔案捐給了施萊辛格圖書館。那是美國第一所婦女研究專業圖書館，得名于哈佛大學著名史學家老阿瑟·邁·施萊辛格教授，——他兒子小施萊辛格是費正清的連襟，也是哈佛曆史系教授；它所處的拉德克利夫學院，原是美國有名女校。
那是一個典型的新英格蘭夏日的午後，晴明，燠熱，還沒有一絲風；極高的藍天上面，浮着很厚的白雲，一大朵一大朵的，動也不動。因為是假期，偌大的圖書館裡，看不到幾個人，二樓明淨的大閱覽室尤見靜谧。近三十盒浦愛德檔案一一送來之後，我很快從中檢出了老舍所畫小羊圈地圖，浦愛德的一些通信，和她翻譯的《四世同堂》全部文稿。人們一直以為，這部寫于七十多年前的長篇巨著，再也沒有希望看到全璧：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老舍把定稿的《饑荒》前十章，寄給上海《小說》月刊發表。連載不及一年，即告無疾而終。又過十五年，腥風血雨的八月下旬的一天，老舍在豐富胡同十九号的小院中，呼呼啦啦闖入一大幫小将，《饑荒》的未刊手稿，從此不知所之。
那天半下午，我從圖書館出來，來到傅高義教授家裡，談過出書的事情，接着講了檔案裡的《四世同堂》譯稿，和日本國立山口大學教授橫山永三寫的一封與他有關的信，——橫山是青木正兒的弟子，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哈佛作通路學者；老舍的美國經曆，是他的研究課題。
橫山在信裡，一口氣向浦愛德提了好些個迄今無人能夠全部回答的問題：
［1］老舍何時應國務院邀請來美國？一個人來的嗎？如果是，訪美期間，他家人在哪裡？他獨自在美國生活嗎？
［2］他來美國有何目的？
［3］他來的時候，是否病得厲害？醫治了嗎？
［4］他在美國住在哪裡？
［5］他據說在紐約，寫過一部長篇。如果屬實，寫的什麼？何時動筆，何時寫完？寫别的作品了嗎？
［6］他在寫作以外，還做了什麼？
［7］他對于這裡的生活有何感受？
［8］他何時離開美國？
［9］他為何回紅色中國，而不是去台灣？如果他沒說過，您覺得，他的理由是什麼？
［10］他回紅色中國，國務院作何評價？
橫山也在信裡說，因為沒有老舍的資料，就通過傅高義教授，聯系上了費慰梅。她當年在重慶美國大使館，任文化關系官員；老舍和曹禺赴美通路，即由她具體安排。但由于美國國務院檔案的缺損，她并不能提供更多資訊，但向他推薦了浦愛德。
“是這樣嗎？”傅高義先生笑着說，“他來哈佛，我有印象，但這封信，我不知道。”
後來，我把橫山的信複制了，送到傅高義先生手上，——在老舍研究的道路上，他是橫山至為重要的引路人。他其時是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作者與傅高義，2016年10月在老先生家中
四十多年後，傅高義先生又在同一條道路上，以引路人的身份，在我的面前出現：四年前的八月間，我能進入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工作，也是受惠于他的無私幫助。
六
在哈佛那一年，我們同傅高義先生住得很近，隻是一街之隔。
我們住的房子，門牌是歐文街一百〇九号，位于緊挨着神學院的一個路口的西南角，隔一條不寬的小馬路，北面正對的黃色小樓，是常有三三兩兩中國學生出入的東亞系的辦公室；斜對面的東北角有一大片參天老樹，密林深處掩藏着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房子。
傅高義先生也認識我們的房東安德魯，和他的母親瑪麗安。老太太是小阿瑟·邁·施萊辛格教授的遺孀，她姐姐就是費慰梅，兩人都出身于拉德克利夫。
第一次見到瑪麗安，說起我正在研究的老舍，一百〇四歲的她耳重誤聽，興奮地大喊起來：
“老金？！你也認識老金嗎，我認識他啊！”
八十二年前的夏天，二十三歲的瑪麗安一出校門，就孤身一人搭乘郵輪，從舊金山經上海到北平，去看費正清和費慰梅，因而也同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以及金嶽霖，成為來往密切的朋友。
這些年，每說起傅高義先生，想到他給予我的研究，和我們一家的關照，他那笑眯眯的模樣，就在我的腦際清晰浮現，——這個時候，老舍追念宗月大師而說的話，仿佛也在我的耳畔響起：“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别人有什麼樂趣與意義。”
老舍的話，尤其後面一句，也是此刻回想傅高義先生，我心裡最想說的，——不能相信，他離開我們，竟已整整一年；而害人三年的瘟君，依然一點兒也不肯消停。
二〇二二年元旦，淩晨一點半，打浦橋
作者：趙武平
編輯：吳東昆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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