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場｜徐晨亮：小鎮之心與大海之身，互相對稱

小鎮之心與大海之身，

互相對稱

□徐晨亮

2014年前後，曾數次在青年作家的活動上遇到林森，其中一場便是在他的根據地海南舉辦，那也是我首度體驗熱帶島嶼初冬的暖陽與海風，還嘗到林森在微信朋友圈反複提及的冰椰子，逛了小鎮上售賣砗磲貝工藝品的商鋪——據說不久之後，當地便頒布針對砗磲開采銷售的禁令，由此掀起的波瀾也成為他的小說《海裡岸上》裡一條重要線索。那場由《天涯》雜志主辦的論壇上，80後作家與70後、60後的“代際差異”成為話題焦點，我贊同其中一種聲音：少數率先出場者不能代表整體，未來會湧現更多紮實之作，不斷打破成見、更新人們對于這一代作家的認識。數年後的今天，當85後、90後乃至00後，一波波後浪相繼登場，林森他們這批生于80年代初、接近不惑之年的作家，也陸續推出具有坐标意義的作品，那麼我們是否已拉開了足夠的距離，可以在一個相對完整的坐标系裡辨認出“這一個”，探究其調試個人風格、确立主體性的軌迹？

關于個體創作與文學代際的關系，林森有一番自己的見解。他坦言，寫作之初，特别是由詩歌進入小說那個階段，并不認同正在流行的青春寫作，刻意采取了疏離甚至反撥的姿态，想書寫另一種尚被遮蔽在暗影中的80後，發出“不那麼時尚、甜膩、閃亮的聲音”。從2008年起發表的《小鎮》及後續中短篇，到2015、2016年出版的兩部長篇《暖若春風》《關關雎鸠》，他以故鄉海南為畫布，以小鎮經驗為顔料，初步繪出自己的寫作版圖。出生、成長的時空背景也給他提供了某種小說的方法論，“鄉土”或“懷舊”之類過度簡化的标簽，并不能充分描述“小鎮之心”對于林森的意義。

《關關雎鸠》是他前期具有總結性的作品，也為不少作家、評論家所激賞。小說中不少核心情節顯然來自成長期的經曆和見聞：“瘋狂湧來的新事物，不僅改變着城市，偏遠的角落也不能幸免，我所上學的小鎮，黃色鐳射影院遍地開花、賭場橫行、白粉猖狂，身邊那些和我一般年紀的少年，逞強鬥狠就不說了，有很多人還成為白粉的犧牲品……”但叙事的重心更多落在老潘與黑手義這兩位祖父輩的主人公身上，林森在創作自述中把他們比作武俠小說裡的老掌門——“當我試圖表現一個小鎮三十年的變化時，以少年人來當主角，是壓不住陣腳的”，隻有寫飽經滄桑的“老骨頭”在前所未有之“江湖危機”面前，想力挽狂瀾，卻無力回天，才能産生某種張力或者說“衰敗的詩意”。

我想可以把他這一時期創作的基礎色調形容為“小鎮的憂郁”。“憂郁”也是林森鐘愛的一個詞，他第一本詩集便題為《海島的憂郁》，還有一篇小說創作談叫《講述者的憂郁》。不過這裡想從另外一條脈絡解讀憂郁的意義。弗洛伊德曾有一篇專門的文章，區分作為正常情緒的哀悼與被視為病症的憂郁：二者都源自所愛之人或重要對象的喪失，但哀悼有明确對象，也可随時間推移逐漸平複，而陷入憂郁之泥沼的人們，搞不清自己喪失了什麼、究竟何時何地失去，無法了解也無力排解那吞噬一切的痛苦。《關關雎鸠》裡的兩位主角便是心事重重、魂不守舍的憂郁者：黑手義因前妻後代沒能認祖歸宗導緻的連番糾纏，心力交瘁；老潘“動不動就心口抽緊眼皮亂跳”，耳邊常響起鬧心的“嗚嗚”聲，眼前晃動若有若無的幽影，他總是“要記起什麼事，卻又說不上”。唯有小說開頭，1994年瑞溪鎮最後一次“軍坡節”上，“裝軍”隊伍整齊有力的腳步、飽含榮耀的深情，點燃了整個小鎮的空氣，老潘心頭的迷霧也暫時被驅散。但以此為轉折點，“安穩、靜默、封閉、單調又雜亂無章的日子，随着裝軍的遠去而頻生變化”，兩位老人也陷入更深的憂郁，他們分明預感到，被風刮進小鎮的陌生事物正将昨日世界的地基抽掉，“一切都會崩塌，一切都在淪陷”，可是“沒有辦法阻止，也不曉得即将面臨的災事将會以何種方式出現”。

在晚近數十年不同領域學者持續的挖掘與重讀中，弗洛伊德《哀悼與憂郁》原作字裡行間的縫隙被不斷擴大，乃至翻轉，憂郁不再被視為病态，也不等同于感傷懷舊，過去的“幽靈”徘徊不去，反而看作憂郁包含的一種潛能：保持敞開狀态、主動與過去發生關系——“哀悼裡面的過去是業已解決的、完成了的、死亡的；而在憂郁中，過去則是一直存活到現在的。”（伍德堯、大衛·卡贊堅《哀悼殘存》）這樣的說法也為了解林森創作脈絡提供了另一條線索。《小鎮》系列與《關關雎鸠》中，他的同代人在喧嚣躁動中匆忙成長，古老的小鎮則在時代飓風席卷下走向衰敗，從兩條主線的交疊部分，可以辨認出一個被重新叙述的“90年代”。在林森後來的小說裡，瑞溪鎮并未像《百年孤獨》裡的馬孔多一樣從地圖上被抹去，而是同尚未真正完結的“90年代”一樣，萦繞不去，依舊以不同方式“活”在情節遠景和人物前史之中，他的書寫由此也具有了超越地域的意義。近年有批評家将林森納入“新南方寫作”的譜系之中，相關解讀無疑富有啟發性，尤其是提示我們同為熱帶島嶼的海南與黃錦樹等馬華作家的“南方”之間尋找關聯。不過在我看來，若改變一下視角，将林森立足海南的書寫與遠在東北的班宇等同代作家對讀，或許也可找到呼應之處，他們都試圖從自身經驗中找到昨日世界殘存于當下的影子或幽靈，不肯接受死亡、與過去告别，也不肯讓精神的傷口愈合，使得小說中回響着某種“講述者的憂郁”。

《關關雎鸠》一開頭被濃墨重彩書寫的“軍坡節”，是海南特有的民間節慶，為紀念女英雄冼夫人，要模仿古人集軍、閱軍、出軍的場景列隊遊行，還有神靈附身的“公童”表演過火山、爬刀梯、鐵杖穿腮。在林森迄今為止的創作中，古老儀式、神秘力量與當下時空的碰撞，被反複書寫，幾乎成為某種個人化的辨別。擲杯、問蔔、降童，禳災、安魂、祭海充滿儀式感的程式，對此類地方性知識與民間信仰儀軌的興趣，也與他的成長背景有關。他不止一次提到，神明祖先曾是海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書寫的并非示範民俗文化的标本或展現地域色彩的風景，而是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常常關聯着人物内心盤旋的風暴與社會曆史演進的潛流。瑞溪鎮因迷信被停辦前的最後一次“軍坡節”上，“起童”以失敗告終，神迹從此再也沒有降臨。即便多年之後，當地曾試圖重新開機這項節慶，但其背後神迹與人間、社群與個體、曆史與當下相貫通的整體性秩序及其神秘的治愈力量，已徹底斷裂、消散，如同小鎮被曆史飓風席卷的過程一樣，不可逆轉。在202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島》中，主人公老家的漁村有千年曆史，它的未來卻被“一張規劃圖搶走，這裡将誕生一座夢幻之城”。定居于此的村民面臨兩難抉擇，是用肉身抵抗挖掘機的前行，還是屈服于方方面面壓力，在拆遷協定上簽字。村中靈魂人物“我”的伯父，給出了另一種解決方案：不合時節的鑼聲、鼓聲深夜在村廟響起，召集村民共同見證一場伏波将軍神像面前的擲杯儀式，他要請出神明替大家做出選擇。将一切連根拔起的飓風，順時間之流而下，一刻未曾消歇，已被抽去地基與核心、徒留白殼的古老儀式，再次舉行，更像是一次無望的抵抗。

然而，飓風席卷後的人們并未停止祈求某種隐秘力量的庇護、開導與安撫，因為老潘的後代，曾經懷着俠客夢、幻想“背上竹劍去龍塘”的少年，寄居破敗城中村、“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的青年，步入成人世界後，依然會被各種各樣的聲音、幻象、氣味與夢魇纏住。在中篇小說《海風今歲寒》中，昔日的“浪子”青衣如今生計無憂，卻常常魂不守舍，因為他總是夢到當年打掉的嬰孩在密林中哭喊，為此他和友人小貓專程前去尋求神秘燒陶人老林的救助，據說老林能為那些尚未出生便死去的孩子燒制陶器，舉行某種儀式後，将陶器砸碎掩埋，可安撫不安的靈魂。在小貓眼中，那個身形矮小、衣裝破舊、皺紋如刀刻、目光有殺氣的匠人，身上籠罩着一種孤僻又神秘的氣息，雖有足以換取聲名财富的驚人手藝，卻選擇遠離人群，獨自住在破舊棚子裡，就像古龍小說裡自我放逐的浪子，“這不能不讓我想到這個老林，也是一個滿腹心事的失意者，不然他怎麼會在荒草間，和泥巴玩了一輩子？”“軍坡節”上幾乎令人陷入癫狂的沸騰氣息與老林孤獨的身影，對比如此鮮明。當傳承久遠的整體性秩序崩塌之後，神迹不再降臨于衆人聚集之處，如何喚醒生命内部混沌又奔突不止的隐秘能量，讓蝼蟻般的凡人與浩大的天地有所交接呼應，成為孤獨個體需要面對的問題。

《海風今歲寒》的結尾，小貓開始懷疑：也許老林這個人從來沒有存在過？而小說《島》之中獨居荒島四十多年的吳志山，卻有真實存在的原型。林森在寫作這部長篇之前，便見過本人，還曾登上現實中的火牌島，看過島上那破敗的房屋。同是滿腹心事、自我放逐之人，老林隻是離群索居的孤僻，吳志山已接近極緻的孤絕，與孤島合二為一，成為“活在人間的死人”，一隻孤魂野鬼。關于這個林森醞釀多年、希望寫出的“最邊緣也最中心、最獨特又最具普遍性”的故事，他本人與諸多評論都有深入内裡的闡釋。而以我的了解，小說内部似乎包含了來自傾聽故事者“我”與“守島老人”吳志山兩種略有差異的聲音。具有“浪子”氣質、渴望找到逃離出口的“我”，傾聽吳志山講述的四十年孤島生活，“像是一個大硬碟”貪婪地備份了一個超級大檔案，要留待夜深人靜之時滑動滑鼠翻閱，在他眼中“寂靜得隻有一個人的島，美得一切都很虛幻”。然而在吳志山那裡，“孤獨”并非一種可以複制的、平滑均質的資料，而是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具體實在的身體經驗。我更感興趣他講述中與時光緩慢“摩擦”的部分，那是身體感官刻錄下的晨昏交替、寒暑輪轉，饑餓、焦渴與欣快，那也是胼手胝足的勞作，搭建屋舍、壘砌魚塘，一次次損毀後的重建。如果借用小說中伯父那條線索的關鍵詞來形容，吳志山并非是用語言，而是用身體來“創世”。

在《島》臨近結尾的段落，吳志山一遍遍潛入水中，尋找大海深處緊閉的生死之門，他想象推開此門，便可打開另一個世界。而林森最新發表的中篇小說《唯水年輕》裡，那位水下攝影師潛入深海，發現另一個世界的大門，通向的正是自己熟悉的岸上世界。《唯水年輕》與此前發表的《海裡岸上》，不僅是在地理空間的意義上拓展了林森個人寫作的版圖，也以潛在方式回應了他之前的作品。與當代文學已有的海洋書寫相比，這兩部小說很大程度上卸下了那些浪漫的想象與過載的象征。林森筆下的大海，令人恐懼又充滿誘惑，廣闊壯美又豔異迷人，狂暴危險又給人溫暖，而這些複雜的感受都是借由感官體驗與讨海人的現實生計加以呈現的。在林森那裡，大海已不是遙望的風景，而是被賦予了血肉的“具身之海”，有了身體的大海，自然也會沾染人間煙火、喜怒哀樂，與岸邊的生活世界彼此交織，同樣經受着時光的磨損與重塑。在海裡、岸上的對稱關系裡，曾困擾老潘、青衣、老林、吳志山等人的問題，也翻轉出新的意義。

林森自稱“無法北移的植物，隻能被海島的土壤所滋養，隻能在海島潮濕的空氣裡呼吸”，他的作品裡當然有特定環境“土壤”與“空氣”的烙印，而他同時兼具《天涯》雜志編輯的身份。這份以“天有際，思無涯”為宣傳口号的雜志，數十年來深度介入時代風雲的觀察思考，将觸角延伸至文學的周邊領域，無疑也給予他潛移默化的影響。從林森擔任主編後的種種策劃，如“2010-2019：我和我的十年”“直播與數字生活”“後疫情時代的生活”及“未世”科幻小輯、“島嶼寫作”小輯，可以觀察到對《天涯》傳統的繼承與延伸，作為文學編輯，他關于文學的了解從未局限于孤島，而是朝向浩瀚之域。不過，所有抽象的理念最終仍要從空中落地。他在一次文學編輯獎的感言中特别提到，要“傳回書桌前，傳回跟一期刊物、一個專輯、一篇文章、一個段落、一行句子、一個詞語、一個标點的共處、摩擦和較勁之中”，“這樣的付出，是有意義的”。這樣的表達，或許也與他從新銳作家走向中年的“具身認知”，形成了一種對稱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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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2期

責任編輯 | 何子英 熊夢柔

▲徐晨亮|

徐晨亮，1979年生于天津，畢業于清華大學中文系。曾任《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