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場｜陳華積：重建精神家園

重建精神家園

——林森“家園”系列小說解讀

□陳華積

林森是一位創作紮實、不斷求新求變的海南青年作家。他出生于1982年，自2006年從事文學創作以來，目前已在文學刊物上刊發了二十多篇中短篇小說，陸續出版了《關關雎鸠》《暖若春風》《島》等三部長篇小說，散文随筆集《鄉野之神》以及詩集《月落星歸》《海島的憂郁》，是目前為數不多的、專注書寫海南城鄉生活的作家之一。林森的作品以書寫家鄉小鎮生活與島上漁民生活居多，短篇《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條河》《有幾條路飛往木橋》《擡木人》《丁亥年失蹤事件》《台風》《海島奇事錄》，中篇《小鎮》《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海風今歲寒》《海裡岸上》以及長篇《關關雎鸠》《島》等都是其相關系列作品，帶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林森的作品還經常會出現“家族”、“族譜”、“祠堂”、“拆遷”等核心語彙，由此，縱觀其十多年來的文學創作，林森的小說一直貫穿着一個重要的主題——家園主題。

家園有現實家園與精神家園之分。現實家園能給予人一個溫暖的庇護所遮風擋雨，而精神家園則能給予人安全感，使人或神靈的靈魂得以安放，保持平靜。反之，現實家園的拆毀将使人因失去安全的庇護所而變得無所适從，而精神家園的缺失則會使人或神靈的靈魂變得惶恐不安。林森是一個既關注現實家園變遷，同時也強烈關注精神家園裂變的作家。近年來刊發于《十月》的長篇《島》，則是集中地展示了林森對現實家園與精神家園的深入思考。位于孤島小鎮的現實家園于林森而言有一定的特殊性，他的作品經常會出現一個很具體的地方名詞——海口澄邁瑞溪鎮，作為其出生與成長的地方，瑞溪鎮既是林森地理意義上的現實家園，是他創作上的起點，也是他觀察與思考的對象。同時，海南島作為一個巨大而孤立的整體，因其與大陸最南端的分割狀态與封閉性，海南人經常會将其與地方性的家園相提并論，由此，地理意義上的家園對林森而言有着雙重的指向：不但指向地方性的家園，同時也指向整個孤立而封閉的海島。是以，在林森作品中現實家園意義上衍生出的精神家園同時也具有了一種雙重向度：既是差異化、地方性的精神家園，同時也是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地域性的精神家園。這種雙重性精神家園意義上的同一與疊加，使得林森作品中的精神家園主題更顯突出和集中，在衆多的家園題材作品中不但具有較強的辨識度，同時還廣受讀者好評。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處于中國南方改革前沿陣地的林森，其個體精神的成長完整地經曆了改革開放前期的混亂無序、震蕩與陣痛，其思想意識中有着改革時代鮮明的年代烙印，而改革相對于孤立、封閉與民風淳樸的海南土著居民而言無異于一場現代化意識形态的大舉入侵，所到之處維系其原精神家園的“禮”望風披靡、分崩離析。由此，林森的家園主題系列作品并非是通過對地方性與地域性的書寫而緻力于構築原鄉式的精神家園大廈，恰恰相反，他的家園主題系列作品是從原鄉式精神家園大廈的坍塌開始的，用林森的話來說，他更關注現實家園中的人與事物在城市擴張沖擊下“某種内在的失序”[1]與“我們怎麼與這個裂變的時代相處”[2]。十多年來，林森借用《關關雎鸠》《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海風今歲寒》《海裡岸上》和《島》等多部作品逐層勾勒出了海南精神家園的坍塌、解體與重建的過程。

一

精神家園的坍塌

《關關雎鸠》是林森前期作品中較為重要而成熟的一部長篇，由其早期中篇《小鎮》擴充而成。該作品以家族叙事的結構方式講述了瑞溪鎮上兩個家族祖孫三代在改革開放初期諸多外來事物沖擊下發生慘痛的家庭裂變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黑手義與老潘是兩大家族祖輩的領頭人物，也是一對相交多年肝膽相照的老朋友，他們在年輕的時候“一起到南渡江打過魚摸過蝦，也一起偷過生産隊的番薯”。海南建省以後，黑手義和老潘先後從鄉村遷移到瑞溪鎮上，“多年以後，黑手義把竈前揮鏟的功夫發揮出來，率先在鎮上開了飯館。老潘是晚他一些時日才遷移到鎮上的，那已經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了。”九十年代初的海南還是一派歡樂、祥和的景象，黑手義和老潘兩大家族也逐漸在鎮上站穩了腳跟，然而随着市場經濟的确立，越來越多有形的、無形的外來事物湧入到瑞溪鎮以後，小鎮上的風氣開始為之一變，标志性的事件則是延續了上千年的民俗節日“軍坡節”因其“宣揚封建迷信”的原罪将要在第二年停辦了。“‘禮’失之後，各種亂象與不安開始層出不窮”[3]，老潘對此早有強烈的預感：“賭場、毒品……像風一樣，正在瑞溪鎮各個角落彌漫，正在日漸滲透甯靜的日子，正在把一棟建好的房子的地基抽掉，今後還會有什麼呢？一切都會坍塌，一切都在淪陷——連讓歪嘴昆提振精神的法子都是讓其去嫖妓了，還有什麼是堅貞不變的？”其後，随着三多妹非法集資把鎮上财富席卷一空的悲劇上演，兩大家族已處于家破人亡、分崩離析的狀态，年輕的被迫外出打工尋找活路，年老的因無法面對現實困境而選擇了黯然離開。

《關關雎鸠》中小鎮精神家園的坍塌是從“軍坡節”的停辦開始的，林森的小說有着很強的與曆史現實對應的寓言性。現實性寓言之一，“軍坡節”的停辦與重新開機預示着海南地域性精神家園的坍塌與重建。“軍坡節”是為紀念南北朝時期南方女英雄冼夫人而形成的民間節日，其節日内容除了廣大群衆熱衷參與的“裝軍”遊行活動，還有“鐵杖穿腮”、“過火山”等表演。事實上，“軍坡節”在小說中的出現并非是可有可無的，對普通百姓而言，“軍坡節”不僅僅是一個狂歡式的民俗節日，更是他們見證神迹降臨——“降童”鐵杖穿腮的重要時刻，這一時刻是他們對神靈敬畏、膜拜并接受精神洗禮的時刻，是以“軍坡節”在群眾的地域性精神認知中是如同“定海神針”般的存在。由此看來，“軍坡節”其實是海南原住民集體無意識的精神家園。它的取消雖然不會過多地影響當地人的生活，但會讓他們精神上變得空空落落，莫名地焦慮與心神不甯。在“軍坡節”被縣政府取消而停辦的十多年間，神靈神迹顯現表演節目的消失使得小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這時資本主義世界各類的文化糟粕乘虛而入，并最終導緻了小鎮精神家園的坍塌。小說結尾提到政府正試圖恢複停辦多年的“軍坡節”，正是其精神家園坍塌後試圖重建的某種預兆。

現實性寓言之二，同族人中宗祠族譜的脫譜與續譜預示着地方性精神家園的缺失與複歸。黑手義把家族中所有災禍的衍生都歸因于族譜的人為破壞而導緻的不完整性，黑手義前妻的兒子張孟傑也把他改姓成家後的諸事不順歸因于脫離了原來的族譜，兩人都萌生重回族譜與重新理順族譜的願望，但是當他們提出這一訴求時卻意外遭到了黑手義後妻兩個兒子的極力反對，導緻他們願望落空，成為難以解開的心病。張孟傑的脫譜與續譜預示着其地方性精神家園的缺失與回歸，同樣，黑手義家族成員對張孟傑的拒絕與接受預示着其地方性精神家園的不完整與重新理順。黑手義家族成員隻有重新接納張孟傑一脈家庭成員，他們坍塌的地方性精神家園才會得以修複與重建，才會重新得到祖宗神靈的庇佑，個人與家族的福祉才會再度降臨。

《關關雎鸠》的結尾雖然暗示了政府正試圖恢複停辦多年的“軍坡節”，也即暗示了小鎮精神家園在不遠的将來的重建，但這種重建遠沒有到來，小說最後瘋癫的“半腦運”一個人充當“裝軍”走在小鎮空曠的街道上，莊嚴而又滑稽，這一幕或許正昭示着下一步“精神家園”坍塌後的解體。

二

精神家園的解體

中篇《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刊發于《長江文藝》2014年第9期，是林森家園書寫中較為着力的一部小說。在這之前的短篇《擡木人》和中篇《丁亥年失蹤事件》都是講述現實家園中因某個重要家庭成員的逃離或失蹤而導緻整個家庭趨向潰散、解體的故事。在《擡木人》的故事中，因多年前越南母親逃離家庭的緣故，兄弟倆每天隻能靠偷砍樹木擡到鎮上賣錢來維持基本生活，後因過度逼問老父親，索取低保津貼而導緻老父親不堪受辱而自殺，導緻了整個家庭以多重不可控的因素走向了家破人亡的境地。在《丁亥年失蹤事件》中，當兵的哥哥某天在部隊突然失蹤，音訊全無，這一消息發酵六七年最終導緻了每個家庭成員都不自覺地陷入了某種癫狂狀态：母親因兒子的無端失蹤而在每年的七月發瘋；祖父因多次求神問道求證無果而精神崩潰；父親變得喜怒無常，脾氣越來越暴躁；弟弟成績一落千丈被迫早早辍學，浪蕩無根。哥哥突然人間蒸發的失蹤案使得維系其中的親緣線同樣不可控地引發了家庭内部多米諾骨牌般的連鎖反應，家庭内部強大的情感核心漸趨潰散狀态。

《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延續了林森對家庭人倫親情這一主題的持續關注，但與前面兩個講述現實家庭中親情潰敗、情感潰散的故事略有不同，在這部作品中，剝開青年男女青春躁動的欲望叙事外衣，林森借助現實中家園拆遷的故事，把精神的觸角伸向了海南地方性家族宗祠的内部，講述了一個城中村的家族宗祠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與房地産商互相鬥法的另類故事。這一另類故事可以概括為以下線索：房地産商為了拿下土地與村民勾結，從中倒賣土地。村民在成為房産中介以後，因倒賣更多的土地而暴富，且不顧其他村民死活脅迫拆遷，造成了衆多人間慘劇。頻繁的賣地最終牽涉到家族宗祠的所在，家族宗祠以其“神力”懲罰了為富不仁的房地産商與貪利的房産中介，隔斷了房産中介與房地産商的黑色交易，最後卻遭到一場大火的報複而被焚毀。

家族宗祠是家族中的後代子孫拜祭祖先的公共場所，供奉着曆朝曆代祖先的神靈，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忌之地，同時也是族人與祖先神靈共同的精神家園。在林森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家族宗祠的地位不斷在下降，其在城市化的利益博弈面前節節敗退，甚至被擠到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最後卻免不了遭遇被焚毀、被拆遷的命運。家族宗祠的被焚毀既是現實的寫照，同時也預示着海南地方性精神家園的解體與潰散。海南原住民的祖先從此也就成了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遊蕩四方。林森必須要為其原住民的祖先進行一場莊嚴肅穆的招魂儀式——重建家園，才能安撫衆多不安的魂靈。

三

精神家園的重建以及如何重建？

長篇《島》刊發于《十月》2019年5期，是林森近年來對現實家園與精神家園集中思考的代表之作。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海南城市化的程度越來越高，現實中城中村與海邊小漁村的拆遷與重建也愈演愈烈。被取消的“軍坡節”、被拆毀或棄置的宗祠，使得海南的原住民長期處于精神的空檔期，強烈的“無根感”會讓他們精神上變得空空落落，莫名的焦慮與心神不甯。而那些正在重建與即将重建的家園能否接納那些受創的心靈，安撫他們的過去并開創美好未來？《島》試圖進一步探索了海南原住民的精神世界，并給我們提供了重建家園的雙重路向：其一是伯父式審時度勢的重建，其二是海島怪人吳志山式的堅守自我的重建。

出生于1943年的伯父，在海涯村人看來，他“算是經曆過大事的一個能人”。他一生經曆豐富，大起大落，經曆了多次創業其後又多次家園重建：第一次是十多歲時從北到南孤身漂泊到三亞，以一己之力建立了牙龍灣第一條漁村；第二次是在他四十歲以後重回出生地，買船捕魚而後娶妻生子；第三次是在他五十多歲時碰上海南大開發，在城裡經營房地産，并給每個孩子都在城裡買了一套房産；第四次則是在祖居地被拆遷後他選擇了省城附近的小鎮買地置業，最後建成了新居所。當他把封在箱子裡的祖先牌位，安放到三層半樓頂預留的祖屋時，伯父又一次完成了其重建家園的重任。他不但為子女重制了現實的家園，同時也為祖先重建了穩定的精神家園。伯父的人生經曆雖然坎坷，一生都在騰挪跌宕，但其善于審時度勢的能力和重建家園的決心和努力使其最終能安享晚年，庇佑子孫。

相比于伯父權宜機變的處世能力與熱衷于“創世”的雄心壯志，海島怪人吳志山卻以一種執拗而孤絕的力量重建了他的精神世界，進而創造出他另類的精神家園。博濟村的有志青年村民參軍、娶妻生子，本該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卻因被人誣告強奸而深陷十年牢獄之災，沉冤莫辯。出獄後的吳志山家破人亡，深陷子嗣無繼、生命斷裂的絕望深淵。吳志山在人世間難以尋到申冤的機會，卻突發奇想尋鬼伸冤，并以四十多年的尋鬼經曆來創造出另一種反生命斷裂的生存方式：他不斷向墳地、鬼島、巨浪、風暴中心尋鬼，以赴死之心尋鬼反倒促使他生命的延長、鬥志的增長以及精神的有所寄托，這種反生命意義的意義尋找無意間打破了生存意義上的時間性，發現時間性之外萬物有靈的精神世界，進而創造出非時間性與非世俗性的精神家園。

林森用世俗與非世俗的方式，重建世俗意義上的精神家園與非世俗空間的精神家園，極大地拓展了精神家園的意義和空間。陳培浩認為《島》“在見證當代曆史程序的同時，也書寫了一曲變遷中國的家園挽歌”，“家園挽歌”所聚焦的是舊家園的遠去，卻成為了林森探索海南新家園的起點。

注釋：

[1][2][3] 引用林森：《鄉野之神》，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第112、135、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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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2期

責任編輯 | 何子英 熊夢柔

▲陳華積|

陳華積，廣東陽春人，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報》文學責編，文學院講師，北京作協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八十年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等；已出版學術專著《魯迅的“故事新編”——“魯迅圈子”的曆史叙述與形象建構》，編著《改革文學研究資料》《文化散文研究資料》，刊發表論文二十多篇，多篇被人大影印資料全文轉載，2018年12月參與鳳凰衛視《清風徐來 中國改革文學全紀實》系列節目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