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針對考古學的講話和近期他在《求是》上發表的文章對考古學的當代使命作出了全面總結,引起知識界的關注。雲南由于文獻記載的曆史比較短,是以,探尋雲南早期文明的考古學研究就顯得特别重要。祥雲大波那銅棺遺址是祥雲已知三處重要的青銅時代遺址之一,圍繞它持續至今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對我們梳理雲南文明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展示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不少堅強支援。
雲南省博物館收藏的大波那出土的土銅棺
一
大波那的四次挖掘
大波那銅棺墓出土的銅葫蘆笙，這是中國目前最早的出土葫蘆笙，意義重大
圍繞銅棺出土地大波那的考古,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先後進行了四次清理或挖據。
第一次是1964年3月木椁銅棺的出土。村民挖出古墓後,雲南省文物工作隊搶救性清理。最終出土文物基本沒有遺失,100餘件随葬品,包括銅棺在内都得到了儲存。目前,銅棺發掘地已經沒有确切位址,很可能被埋在地下，而周邊都蓋起了房屋。
大波那古墓的挖掘，其實錯過了一次更早的機會。1961年，當地村民在大波那北部龍山開采石料，在東南山腳緩坡上發現兩座古墓，靠東一座，就是1964年出土銅棺的這一座，當時已露出木椁的一角；而靠西一座（兩座墓相距20米），不幸被毀，出土器物有銅牛、馬、 鐘等數十件，隻有一部分被縣文化館收集儲存。
1977年6月，在大波那村東，與銅棺墓地相距1.5公裡處的田野裡，意外發現一座古墓，大理州和祥雲縣文物管理部門介入後，清理出青銅器文物40餘件。
2008年2月，在距離1977年發掘遺址20米處，又發現一座6.4米長的大墓。這個墓地因為被盜，隻出土銅杖首、陶器等5件葬品。
此後，就是2013年啟動的古墓群的大面積勘探和2014年的挖掘。這次最新的考古發掘，在2014年被列入中國年度十大考古發現，大波那是以再次成為考古界，乃至媒體的焦點。
大波那銅棺墓出土的銅鼓。擴散至東南亞的銅鼓文化，考古發掘證明起源自雲南
據随後的發掘報告（《雲南祥雲縣大波那墓地》，2015年）總結，勘探工作始于2013年11月，結束于2014年4月，勘探面積涵蓋了大波那墓地西區和東區約5萬平方米的範圍，取得的成果包括，“基本探明了整個西區的範圍和遺址分布情況”。這裡的西區，指出土銅棺的區域，在這裡發現了跟銅棺同一時期的居址和墓地，不過遺憾的是，這些遺址儲存範圍大部分疊壓在現今大波那村下面，基本都不能進行發掘。
在東區，鑽探遺址和墓地總面積15000平方米，發現東區有兩個大型墓地，相隔300米，面積均有7000平方米。
在探明遺址分布範圍後，2014年7月至12月，大波那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考古挖掘，揭露面積約1000平方米，共出土陶、銅、石、木等不同質地的器物330餘件。具體成果，在西區遺址範圍揭露面積為150平方米，挖掘出房址1座、灰坑8座、灰溝7條，以及整齊排列的柱洞等，這些遺址大體說明，此處當時有建築，有人群活動，而建築的樣式應為幹欄式。
東區有兩片墓地，這次挖掘的是其中北邊一處，其發掘面積850餘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5座，對比墓葬面積，這次挖掘顯然隻是一個開始。這25座墓葬，墓坑長度大約6米的大型墓葬有6座，可見這些墓葬主人身份之尊貴。此外，還出土了一具獨木棺，這具木棺重達2噸。專家們從加工痕迹推測，出土棺木的制作工具可能使用了戰國時期常見的青銅斧或青銅钺。
媒體經常提及的還有一個出土藍色遺骨的墓葬。這個墓葬學術上講是多人二次葬，骨骼的主人多為20至25歲的年輕男性，也有少數女性，他們為何而死，又因何被合葬，至今不明。最後更為奇特的是，他們的遺骨上被染上藍鐵礦粉，以緻墓葬打開時出現了令人震驚的藍色遺骨現象。
新一輪的大波那遺址的考古工作，目前已階段性地結束。不過，作為國家文物局大力支援的旨在完整勾畫大波那遺址面貌的科考項目，新一輪的發掘工作還隻是拉開了序幕，雲南青銅時代的文明史，還有待大波那的進一步考古發現去續寫，甚至改寫。
二
銅棺墓主之謎
最新的發現，學術界還沒來得及消化，而圍繞大波那考古遺址，讨論最多的還是 1964 年的銅棺出土。1964年的發掘報告公開後，各地的學者展開了一系列研究和猜想，其中核心問題，是銅棺墓主人的身份。
關于墓葬時間，1964年由雲南省文物工作隊撰寫的《雲南祥雲大波那木椁銅棺墓清理報告》說，青銅棺誕生的年代“最早不超過西漢中期”。對此，有一些學者附和，但更多的是批評。
更為權威的研究，1977年和2007年先後進行了兩次。1977年由中科院進行碳十四測定，結論是墓葬距今2350±75年。2007年北大采用更先進更精準的加速器質譜儀（AMS），對木椁進行碳十四測定，結論是距今2425±55年，比此前的測定早了幾十年，但大體時間都在戰國早中期。（《雲南祥雲縣大波那木椁銅棺墓出土銅器研究》）
銅棺墓主人的政治身份，比較容易推測。死後享受銅棺安葬，并陪葬銅鼓和權杖，僅這些事實都足以說明墓主有着王者的身份，甚至可能是衆多王者中權勢最顯赫的一位——新近出土的大墓，墓主有些很可能也有王者地位，但卻沒有再見到銅棺，可見銅棺在大波那也罕見。
銅棺主人有着王者的地位，那麼，大波那這裡曾經興盛過的王國，是什麼人建立？它的族群身份是什麼？
這個問題至今學界依然争論不息。1964年發掘報告裡推斷，大波那墓主是“昆明人”，但随後就有人反對，認為應該是跟滇人文化接近的“靡莫之屬”。（童恩正：《略談雲南祥雲大波那木椁銅棺墓的族屬》，1966 年）另外，也有主張是滇人，甚至認為古滇國是大波那移民建立。
這個是大波那出土的銅鐘，有研究者認為受中原編鐘影響
這些争論，大概都可以追溯到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昆明、滇、“靡莫之屬”都源自司馬遷的這篇文章。司馬遷認為雲南有截然不同的兩個族群，他們大體上一個分布在滇池附近，一個分布在洱海附近。
滇人，族屬上是“靡莫之屬”，他們的文化特征是，“魋結，耕田，有邑聚”。意思是他們頭發绾在頭頂，插一根錐子盤起，種田，過定居生活。而“昆明”（包括“巂”），則“皆編發，随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這一人群的文化與滇人幾乎相反，他們頭發是編成辮子，過放牧的生活，因為遊牧而居，社會組織也接近于原始的氏族社會，社會還沒有分化出君長這樣的社會等級。
司馬遷寫曆史的口碑很好，是以，人們很難懷疑他筆下的雲南社會。加上，他寫《西南夷列傳》時，漢武帝已經征服了雲南，雲南這個區域在公元前 109 年設定了益州郡，郡下設立了 24 個縣，納入了漢帝國直接管轄的疆域。司馬遷寫雲南，幾乎就是寫當時的新聞報道，是以可信度高。
症結在于，如果相信司馬遷，那考古現象就無法解釋。因為很多學者相信，祥雲這個區域，按照《史記》的描述，就是昆明人的地盤。但是，大波那這樣的考古遺址證明，這裡不隻有遊牧，也有定居，這裡的社會，不隻分化出擅長金屬鑄造的手工藝人，而且還有地位顯赫的統治者。總之，大波那的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是青銅文明已經取得大發展的社會，跟司馬遷描述的那群無“君長”的社會，差異很明顯。
如果承認司馬遷對昆明人的描述正确，那大波那這樣的地方，就顯然不屬于昆明人，因而有人就主張大波那屬于滇人、或者跟滇接近的“靡莫之屬”。
這些主張難以為繼，因為與大波那相似的青銅時代的墓葬，在滇西分布範圍很廣。西至怒江、瀾滄江，南至鳳慶，北至甯蒗、德欽，東至楚雄、祿豐一帶的範圍内，都有青銅器墓葬出土，而這些區域跟昆明人的生活肯定有重疊，甚至可以說，昆明人就是這些文化的持有者。是以，如果像司馬遷那樣簡單認為滇人就文明，昆明人就野蠻，那我們就無法了解這些當代的考古發現，更加無法了解雲南從公元前 12 世紀末開始的持續 1000 多年的青銅文明。（《雲南青銅文化概論》，1979 年）
2013 年後主持大波那墓葬群的鑽探、挖掘的雲南考古學者闵銳，認為大波那銅棺和墓葬群屬應該就是昆明人。闵銳先生在重新開機大波那考古之前，2010 年主持了祥雲清華洞遺址挖掘。他對祥雲考古文化很熟悉，對祥雲在古代曆史上的地位，有很多新穎看法。2013年重新開機大波那考古工作，他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想在大波那挖出一座城來，他懷疑這裡可能就是漢武帝建立“雲南縣”時的縣城。閑聊中，他告訴我說，祥雲過去不是現在的幹壩子，而是有着類似洱海這樣大面積的湖泊，滇西的政治中心在南诏之前，很可能不在洱海，而在祥雲，祥雲的曆史，進入文獻時代後被嚴重低估了。
民族研究強調區分和尋找差異，對于古代文化來說，這種認知邏輯未必有用。像闵銳這樣的當代學者，就主張文化的多元并存。比如，從生産生活看，滇人雖然從事農業生産，但同樣有畜牧業，而昆明人雖然有放牧，但同樣有定居和農業——大波那出土了豬、雞等六畜的銅模型。從族群關系看，滇人和昆明人，雖然可能各自有自己的核心區，有自己的政治中心，但普通群眾的生活，應該彼此交錯，族群之間的往來，比我們想象的要頻繁。
三
大波那與雲南青銅時代譜系
這個銅葫蘆笙是晉甯石寨山西漢墓出土，年代比大波那的這個銅葫蘆笙晚，但制作上更精緻，采用失蠟法鑄造
圍繞大波那銅棺出土物，最新一些研究，圍繞合金技術和制作技術的分析比較引入注意。合金技術是分析銅錫鉛的合金配比問題，青銅器制作技術則涉及到一些至今還在雲南延續的金屬工藝。不同遺址的青銅技術一旦對照，就可以得出發展程度的高低差別，而這個差別，也常常是時間上的先後之别。
北京科技大學有學者在2010年對大波那銅棺墓出土銅器進行了取樣研究，結果是18件中7件是紅銅器，占38.9%，包括農具（心形鋤等），樂器葫蘆笙（也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一件葫蘆笙）；另有 8 件是銅錫合金，占44.4%，包括銅棺、條形鋤、矛、匕、鐘等；還有3件更進階，是銅錫鉛合金，占 16.7%，包括銅鼓等。以上三種銅器，後兩種都屬于青銅器，是以整體看，青銅器占比 61.1%。
這項研究十分精确地證明了大波那遺址已經進入雲南的青銅時代——而由于紅銅器占有較大比例，是以，仍處于青銅器的較早階段。（《雲南祥雲縣大波那木椁銅棺墓出土銅器研究》）
雲南青銅時代有很多考古遺址，它們共同構成一個連續的時間序列。
雲南青銅器最早出現的文化遺址，目前已知的是劍川縣海門口新石器晚期遺址。人類曆史程序，從工具看通常先用石器，後有銅器，而銅器中，則先是紅銅，後有銅錫合金的青銅。青銅器熔點更低硬度更高，代表了更成熟的技術積累。而海門口遺址，處在石器向銅器過渡階段，而且已發現的14件銅器，都是紅銅，說明他們冶銅時還沒有掌握加錫、加鉛的技術，還處在即将進入青銅時代的門檻邊。
另外，這裡不僅發現銅器，還發現了鑄造銅斧的工具（範）。于是學者們進一步推斷，此處的青銅器不是由别處進口，而是由本地生産。海門口遺址距今3115 ±90年，相當于商代晚期。這說明至少從那個時候開始，滇西地區已經率先進入銅器時代，而後被幾百年以後的大波那等地區傳承和發展。（《雲南青銅文化概論》，1979）
時間更晚，更成熟，也更被關注的有晉甯石寨山。1955年至1960年，這裡發現了滇王墓群，共清理了48個墓葬，出土青銅器達4000餘件，代表了雲南青銅文化的最高水準，時間上也比大波那晚。晉甯古滇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據媒體報道目前又重新啟動，成果頗豐，相信會進一步豐富我們對雲南青銅文明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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