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
中國北方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集團，
比較流行以虎為題材的裝飾習俗，
而取虎造型制作的金屬飾牌，
更成為當時諸北方考古學文化集團
差別于中原農耕文化集團的重要标志之一。
虎形飾牌的發現與研究，
長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
并成為中國北方遊牧文化集團的标志之一。
近年來，
随着發現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
虎形金屬飾牌在時空分布中的變化與規律，
也逐漸清晰起來，
為研究者進一步了解其所反映的曆史真實
創造了條件。
本期推出的是，
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研究館員喬梁先生文章：
虎形飾牌的時空分野
01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地區諸考古學文化集團所表現出來的畜牧生業特征愈發突出，與其南的中原農耕文化集團的差别也益發明顯，其中以動物形象或紋樣制作的金屬飾牌更成為北方文化集團差別于中原農耕文化的重要特征，而虎形飾牌的表現則更為突出。
生業中畜牧比例的增大，使人類與虎等肉食性動物接觸或對立的幾率無疑也會大幅度地增加。一方面人類畜養的家畜本身也是老虎等猛獸的食物源，另一方面，畜牧生業限于土地載荷有限而存在着對活動空間的更大需求，這些因素的存在對于春秋戰國時期北方諸考古學文化集團更多地應用虎題材裝飾的認知，是具有合理性或邏輯關系的。
春秋戰國考古學中所謂的中國北方地區，實際上是以當時中原諸國分布的北端為南界所限定的地域，随着中原勢力北向分布的消長，區域的界限也處于變化之中，是以，并非是一個十分穩定的範圍，但大體可以戰國以及秦漢長城等為南界，動态框定該區域的理論範圍。
在上述條件限定的時空範圍中，虎形金屬飾牌的狀況按照由東及西的大緻順序，主要有以下一些發現。
燕山腹地軍都山地區的玉皇廟墓地是虎形飾牌發現最為集中的遺存，根據發掘報告的統計，該墓地共出土有27件表現整體虎形的金屬飾牌，其中1件為金質，其餘均為青銅制作（圖一，1、9）。發掘者根據四肢的樣态将其分作卧伏和行走兩式，當然實際也存在部分介于兩者之間或模棱兩可的狀态，但無論何種形式，虎的爪部不表現爪的分趾，是該墓地虎形金屬飾牌的共同特征。在部分虎形飾牌上本應是表現爪紋的部位出現的是圓孔或圓窩，類似的現象也見于虎的眼睛、尾端及關節等部位，按照儲存較好的金質虎形飾牌看，圓孔或圓窩是用以鑲嵌寶石的，但也有部分比較簡陋的青銅虎形飾牌之上的孔、窩可能已僅具象征意義，而并無或無法容納實質的寶石嵌入。玉皇廟墓地虎形飾牌的尺寸基本接近，通長大體在4～5厘米之間，根據頭向區分為左右不同的方向，器身的背面有豎向的紐用以穿系。就出土位置來看，玉皇廟墓地的金屬虎形飾牌均出于死者的頸下或胸部，是以，應當是作為項飾使用。
就出土的現象而言，除個别為兩件組合應用外，基本為單件使用，而兩件成對應用的情形也可以分為左右并列和上下相疊等不同方式。應用虎形飾牌的墓主能夠辨明性别者均為男性，偶見兒童擁有者。出現虎形飾牌墓葬的等級并沒有展現特别的限定，而時間基本也存續于整個墓地的年代。同屬于軍都山區域的葫蘆溝墓地也發現有數件虎形飾牌，其中M46：4作行走狀，虎尾和後肢相連，全身多處圓窩，背面有豎紐，通長4.5厘米（圖一，8）。M185：7被發掘報告視作馬的形象，呈匍匐狀，全身有6處圓窩，背面有豎紐，通長9厘米（圖一，3）。
冀北地區出土虎形金屬飾牌的地點不在少數，宣化小白陽遺址是另一處虎形飾牌發現較多的地點，在清理的48座墓葬中有7座墓出土了虎形飾牌，數量達11件，其中最多的一座墓出土了3件。就規模而言，這裡的虎形飾牌可以分作大小兩類，形制接近，均作卧伏或匍匐狀，虎的眼、爪和尾均有圓孔或圓窩，背部有豎紐（圖一，7）。懷來甘子堡墓地出1件金虎形飾牌和9件青銅虎形飾牌（圖一，2、4），按尺寸可以分作大小兩類，其中大者通長在4～5厘米，小者則不超過3厘米。無論大小，虎的爪部和尾端及身上關節處均表現為圓孔或圓窩。
灤平苘子溝墓地有兩座墓葬出土了青銅虎形飾牌（圖一，5、6），就圖形資料所表現情況分析，似乎這裡的虎形飾牌規模要略大一些，但究竟是否反映了真實情況，由于尚無正式發掘資料的報道，是以一時也難遽下定論。豐甯五道溝門墓地M4，在死者的頸下發現有呈匍匐式的青銅虎形飾牌1件，與其他地點發現的虎形飾牌不同，這件飾牌的虎尾是向上卷曲于虎背的。隆化轉山墓地征集到的青銅虎形飾牌（圖一，10），通長達12厘米，背部有半環形紐，僅就尺寸而言可能與其他墓地所見的虎形飾牌在功能上有所差別，形制方面雖然虎頭、爪的細部表現更為突出，但爪部的圓孔仍然存在。
冀中西部也是虎形金屬飾牌發現較多的地域，曆年來在冀中太行山山前或淺山區域不斷有虎形飾牌出土的報道。唐縣釣魚台一座由農民發現并掘開的石椁墓中出土了6件金質嵌松石的虎形飾牌（圖二，1、2），虎均作行走狀，虎尾下垂并有橫條與後腿相連。通長4.7厘米，其中4件頭向左，2件向右，虎的眼、尾、爪及關節處有圓孔用以嵌松石，虎耳作三角形镂空，也鑲嵌有松石。據介紹6件虎形飾牌出于腰部，同在腰部的還有金盤絲、金紐、銅紐和松石串珠等。
新樂中同村的一座石椁墓中曾出有1件鎏金青銅虎形飾牌（圖二，4），虎作匍匐狀，正面鎏金，邊沿稍卷。虎的眼、爪及雙腿關節處有一圓孔以嵌寶石，虎頭、足和尾之間有3個幼虎相連。飾牌通長16厘米，出土部位不詳。順平壇山村一座被村民破壞的積石墓中出土1件金質虎形飾牌（圖二，3），虎呈匍匐狀，正面凸起，背凹有紐，虎的尾端、爪部呈圓環狀，虎身及耳部有镂孔以嵌松石，通長11.1厘米。滿城采石廠一座石椁墓中出土1件金質虎形飾牌（圖二，5），形态作匍匐狀，虎的眼、口爪及雙腿關節處均有圓孔，背面有豎紐，在虎的項、足和尾之間有幼虎連綴，通長9.6厘米。
遼西及其迤北地區也屬于虎形金屬飾牌的分布區之一，雖然數量不多，且比較零散，但仍能夠反映一些虎形飾牌分布的狀态或規律。甯城小黑石溝是迄今發現規模最大和等級最高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墓地，在這裡也發現一些虎形飾件，其中在M8501中出土的2件青銅虎形飾牌，呈匍匐狀，虎尾及前後腿飾以斜線紋，中間為圓孔周以放射性紋，長4.7厘米，背面上方有一橫紐（圖三，1）。另有6件雙虎匍匐上下交錯對應相疊的青銅飾牌，虎身與腿的關節處以圓圈紋表現，眼、爪和尾端均有圓孔，背面有2個長條形通貫的橋形紐，長2.8厘米（圖三，5）。
淩源三官甸子墓群出土2件金質虎形飾牌，均作匍匐狀，虎的口眼由刻劃線條描繪，虎耳立起，尾部下垂，尾端有圓孔或呈環狀，虎爪有趾紋，背面有2個小紐，其中一件的虎身和腿結合部還有紋飾表現（圖三，6）。泰來平洋墓地出土有2件虎形飾牌，其中M150：5，近長方形，虎作垂首伫立狀，虎爪分趾，背面有寬豎紐，長4.5厘米。出于死者項下胸部位置，當為配飾（圖三，4）。M188：26，近長方形，虎呈匍匐狀，口銜一獸，虎眼、尾和爪部有圓窩，長5.3厘米，出于死者大腿之間（圖三，3）。海拉爾謝爾塔拉農牧場征集到1件虎形飾牌，虎作匍匐狀，口銜一獸，虎的眼、尾端及爪部有圓環或圓窩紋飾，背面有半環狀雙紐，長5.3厘米（圖三，2）。
内蒙古中部地區是虎形飾牌發現比較集中的區域，在毛慶溝墓地出土了多件虎形飾牌，其中鐵質者多已鏽蝕難辨細節，而青銅質地的則儲存尚好。4件以青銅為材質者，實際上真正外形呈老虎形象的隻有M55：4，該飾牌整體呈長方形，虎作伫立狀，虎耳突出，四爪趾紋清晰，尾部下垂飾斜線紋，長10.3厘米，出于腰腹部（圖四，3）。其餘3件雖然也表現為虎的形象，但其主要是通過線刻紋飾的描繪來呈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虎的爪紋均十厘清晰且突出（圖四，2、4）。
和林格爾範家窯子出土了8件虎形飾牌，虎作匍匐狀，眼、尾端及爪作圓窩狀，尾飾斜線紋，口銜一獸頭，背面有雙紐，長5厘米（圖四，10）。崞縣窯子M12出土2件透雕虎形飾牌，虎低頭垂尾，作撕咬狀，虎腹下後腿壓有一羊，虎耳突出，虎爪趾紋清晰，尾飾斜線紋，尾端有圓孔，背面有雙紐，長7.6厘米，出于腰部附近（圖四，1）。東勝碾房渠發現的一處金銀器窖藏中出土1件金質透雕虎形飾牌，虎作伫立狀，前肢踩踏狼身，虎狼互咬，虎的爪紋清晰誇張，背面有一紐，長13.8厘米（圖四，5）。伊金霍洛旗石灰溝征集到1件銀質虎形飾牌，虎作伫立狀，口咬爪踏一動物，虎耳突出，四爪趾紋清晰誇張，尾部下垂，背面有雙紐，長10.4厘米（圖四，6）。
涼城小雙古城墓地出土有5件虎形飾牌，分為噬咬和上下斜向對稱兩種。M9：2為平面透雕式，虎作匍匐狀，前肢下壓一獸，口部殘缺，爪有趾紋，尾端和爪部有圓孔，虎身刻勾雲狀紋飾表現，背面的前後兩端有豎紐，長8.4厘米，出于腰腹部（圖四，7）。M11：2，平面透雕式，虎作匍匐狀，口和前爪間有一食草動物，爪部趾紋清晰誇張，背面有雙紐，長11厘米，出于右小臂附近（圖四，8）。M6：1與M11：2基本相近，隻是後半部殘缺，出于左小臂前端。上下斜向對稱者出于M3和M13，形制大體接近，紋飾繁簡不一，但爪部趾紋均清晰誇張，背面有雙紐。M3：5出于腰部，可能與雲紋飾牌等同為腰帶構件或飾件。M13：2出于右小臂側（圖四，9）。神木納林高兔出土一組金銀器中有4件虎形飾件，虎頭部作立體的圓雕，而虎身則為浮雕，虎爪趾紋清晰突出，虎尾下垂（圖四，11）。
甯夏和甘肅相關區域也是虎形飾牌發現比較豐富的地區，這裡的虎形飾牌基本都屬于帶具。
固原楊郎馬莊墓地出土的虎形飾牌較多，在ⅢM4出土的一對，形制相同，透雕的虎作伫立狀，口中噬咬一小獸，虎爪紋清晰，虎尾下垂，虎頭前端有一方形扣孔，背面有橋形單紐，長12厘米，出于腰腹部（圖五，2）。另出有3件虎形飾牌，均為透雕，呈噬咬題材，其中ⅠM12：5為伫立狀，虎尾上卷于虎背，長9.5厘米（圖五，3）。ⅢM3：65則略作匍匐狀，虎爪特别突出誇張，長8.1厘米（圖五，1）。兩者均在背面有紐。彭陽張街村M2出土有2件作伫立狀的虎形飾牌，但兩者的差別比較明顯，其中一件為噬咬題材，虎身用細刻陰線表現細節，長7.5厘米（圖五，7），另一則僅以透雕和簡單的線條方式表現虎的形象，長6.8厘米（圖五，6）。兩者的共性是虎爪的趾紋都突出誇張，背面附紐。兩件飾牌相鄰出于死者的腰腹部，是以，盡管兩者并不成對配套，但也應當是作為一套帶具的構件使用的。
西吉陳陽川村出土1件透雕虎形飾牌，作伫立噬咬狀，虎右前爪踏着一獸，虎尾上卷貼近虎背，尾端呈鳥首狀，與虎頭後伸出的鳥首相連，虎爪紋清晰，器表略凸，飾各種線刻紋飾，頗顯繁缛，虎首前端有一半圓形扣孔，尾部背面有一紐，通長12.2厘米（圖五，9）。陳陽川村還曾出土過2件虎形飾牌，作伫立噬咬狀，其中一件的虎首前端有突出的扣環或孔，另一則在吻部前端有一凸釘，其餘表現兩者基本相同，是以兩者很可能屬于成對的帶扣（圖五，8）。彭陽古城村征集過1件虎形飾牌，為透雕噬咬題材，虎作伫立狀，右前肢擡起擒一小獸由虎口銜咬，虎爪分趾，虎尾上卷貼在背部，長6.9厘米。彭陽新集白楊林村出土的1件虎形飾牌，為伫立噬咬狀，比較特殊的是在虎身腰部的凹曲處有一可能是穿系用的突出的半環（圖五，4）。
金昌金川區雙灣鎮三角城村征集到1件虎形飾牌，作伫立噬咬狀，前肢按住捕獲的動物，虎頭前端有半環形的扣孔，爪紋清晰，虎尾下垂，長11厘米（圖五，11）。慶陽吳家溝圈征集1件虎形飾牌，作伫立噬咬狀，平面微凸，虎首前端有半環形扣孔，環前端有喙狀凸紐，爪紋清晰，虎尾下垂，背面近尾端有豎紐，長10.2厘米（圖五，5）。慶陽塌頭等地也征集有數件虎形飾牌，多為虎龍糾纏相鬥題材，器身紋飾繁缛，虎爪紋清晰，虎尾上卷于背，虎首端有凸紐或扣孔，背面尾端豎紐。甯縣宇村一座墓葬中出土了3件虎形飾牌，作匍匐狀，表凸背凹，器身飾曲線紋，身與四肢結合部以及虎爪飾以渦卷紋，背面中部有豎紐，長6.2～6.7厘米（圖五，10）。禮縣大堡子ⅠM25出有1件銅虎，用镂孔的形式表現虎口，呈匍匐狀，虎尾上卷作半環形，身體中部和尾巴内側飾竊曲紋，背面有一豎紐，長6.5厘米。
作為外圍的影響所及或來源區域的新疆地區，屬于春秋戰國階段的虎形飾牌也偶有發現，但年代可能相對較晚。艾丁湖潘坎曾采集過1件透雕虎形飾牌，作伫立噬咬狀，虎口中銜着一卷曲的動物，爪紋清晰，虎尾下垂，尾端上卷成環形。鄯善縣二塘溝墓地M7出土一對透雕虎形飾牌，作伫立噬咬狀，虎的頭部被拉長，齒吻部誇張，爪紋有所表現，噬咬的動物很小，難辨形象。
02
通過對北方不同區域虎形飾牌考古發現的梳理，可以進一步分析與認知其在時空分布中的表現和規律。從考古發現和研究确認的時間看，目前所見虎形飾牌年代最早者或當為甯夏甯縣宇村西周墓所出，具體年代大緻屬于西周較晚階段。年代與其大緻相近的可能是小黑溝M8501所出者，作為夏家店上層文化較晚階段的遺存，研究者通常認為，該墓葬的年代大緻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玉皇廟文化的時代，研究者目前大緻判定在春秋中期至戰國早期，虎形飾牌的存在基本貫徹始終，但早期表現的更為發達，而稍晚階段則表現為衰退的趨勢。冀中西部發現的虎形飾牌，目前研究者多與當時的中山國或鮮虞白狄相關聯，年代大緻在春秋中期至戰國早期階段。内蒙古中部的虎形飾牌以範家窯子和毛慶溝墓地早期遺存為較早，年代大緻屬于戰國早期，更晚一些的發現可能已到了戰國末期或秦漢之際。甯夏甘肅地區其他相關發現的年代一般較晚，多屬于戰國晚期的遺存，下限或同于内蒙古中部的晚期遺存。
在其他地區的零星發現中，泰來平洋墓葬和海拉爾謝爾塔拉采集的飾牌整體形态風格接近範家窯子所出，是以，年代或當相差不遠，三官甸子墓群的年代大緻屬于戰國中期，而新疆地區相關墓群發現的年代則基本屬于戰國偏晚階段甚或更晚。
虎形飾牌的形态與裝飾在不同空間所呈現出來的狀态也反映了一定的規律性。分布在冀北和冀中西部大體分别屬于玉皇廟文化和中山國的人群集團，應用的虎形飾牌整體形态比較修長，橫寬和縱高的差别比較懸殊，一般多在3：1左右。虎的眼、爪和尾端以及腿身關節處通常有圓孔用以鑲嵌寶石，也有部分飾牌在這些部位僅以圓窩、圓環或渦紋做象征性的表達，虎的爪部基本不表現分趾的形象。即使是在冀北和冀中西部的虎形飾牌中，也存在一些差别，大小虎環形相連類似于子母虎的題材僅見于冀中西部。其他地區的虎形飾牌整體形态已不似冀北和冀中西部那般修長，寬高比大體在2：1左右。内蒙古中部的虎形飾牌除小雙古城墓葬表現為上下斜向對稱的圖案外，其他多作噬咬題材，而除去範家窯子所出之外，無論何種題材，虎爪的趾紋表現清晰甚至誇張是其突出特點。
其中值得重視的是小雙古城M13：2的虎形飾牌，在虎爪部表現出清晰趾紋的同時，在爪和尾端仍保留有圓孔。在甯夏甘肅地區的發現中，甯縣宇村和禮縣大堡子山的虎形飾牌表現的比較另類，雖然是以虎為表現題材，但整體風格和裝飾細節仍展現着廣義中原文化的意趣，是以，應當與那些較晚階段反映北方畜牧文化集團色彩的虎形飾牌有所差別。排除了宇村等的發現，甯夏甘肅地區虎形飾牌的表現大緻與内蒙古中部類似，也是以噬咬形象為基本題材，而相對于其他地區而言，這裡飾牌前端帶有突出扣環或扣孔的形制很少見于其他地區，而虎尾上卷于背特别是虎尾端與虎頭後延伸出帶有鳥首的辮形物相對的現象也較少見于他處。此外，飾牌器身裝飾比較繁缛的風格在這一區域的表現也更為突出，可能是受到金銀等貴金屬加工工藝的影響。遼西及其迤北地區雖然有小黑石溝M8501這樣較早的發現，但在偌大的地域中，虎形飾牌的表現并未形成特定固有的風格，其中在平洋墓葬虎爪表現為圓孔和分趾的現象并見，而三官甸子飾牌的虎爪部也是表現出趾紋。由于這一區域的發現比較零散，而時空範圍又存在很大的距離，是以，暫時尚難以對這一區域虎形飾牌的表現形成更為系統清晰的認識。但需要注意的是，實際上在小黑石溝M8501階段，虎爪部的表現就存在分趾與圓環（孔）兩種形式，如編号M8501：173馬銜上的虎形裝飾，虎爪的趾紋就表現的十厘清晰和誇張。
不同區域虎形飾牌上老虎形象表現形式的變化或規律，在其他相關虎題材的飾件中也能夠得到反映。各區域均發現一些由金片或金箔制作附加于其他質地器具上的虎形裝飾，如冀中西部靈壽古城外戰國早期的M8102出土的可能為嵌在木質器具上的包金虎形飾（圖二，6），雖然已殘缺較甚，但仍可看出虎的爪部是有圓窩裝飾的，并且從殘片的迹象觀察該器有可能表現的也是大小虎連綴的形象。内蒙古中部阿魯柴登沙窩子中出土的一批金銀器中包括21件虎形飾片，為薄金片壓制，虎的四肢前屈作匍匐狀，張口露齒，尾下垂，虎爪趾紋清晰誇張，虎身上下有4個小孔，以便連綴，長3.9厘米。甘肅張家川馬家塬M14出土的一組金帶具中的虎形飾片是兩端帶扣上包金或貼附的裝飾，不僅作噬咬題材，而且虎尾上卷附着于背，虎頭後有帶有鳥首的辮形物與虎尾相對。清水劉坪的虎形金飾品也作噬咬内容，紋飾繁缛，器身四角端有小孔用于連綴。
空間所帶來的變化不僅展現在虎形象的表現方面，實際上在功能方面的差異可能更易于認知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的變化或差異。在冀北玉皇廟文化的相關發現，虎形飾牌能夠明确出土位置的基本出于死者的頸胸部，說明當時這些虎形飾牌是作為頸飾所使用的，同時這類虎形飾牌隻是在背面裝有穿系的紐，而并無用于系扣的孔，是以無法作為帶扣來使用。冀中西部的相關發現大體與玉皇廟文化相類似，出土位置和形制都表明其無法作為帶具應用，而更可能為佩戴的項飾。具體的佩戴方式，就出土的現象分析，既有單獨使用的，如玉皇廟M18的金虎形飾牌，也有成對應用者，如玉皇廟M11等，而成對組合時又有左右相對和上下相疊等不同組合形式，更有甚者類似于釣魚台那種同時出土了6件的情形，可能就展現着更複雜的組合形式，或許已近似周代中原貴族埋葬中繁缛的玉佩飾了。小黑石溝M8501所出虎形飾牌，出土位置已難以确認，就形制而言，無法作為帶扣來使用則是十分明确的。平洋墓地M150的虎形飾牌出于頸下，位于一套佩飾的主體位置，是以應當屬于項飾的構件，M188∶26則孤立地出于小腿之間，雖然用途難辨，但不會作為帶扣來應用或應當是可以明确的。形态基本與平洋M188：26相同的虎形飾牌在和林格爾範家窯子一次性出土了8件，雖然屬于農民挖出已難究埋藏細節，但屬于同一座墓葬的可能性比較大。如此數量的相同飾件集中發現，按照已知可明确功能者大多屬于帶具上連綴附加的裝飾，但畢竟出土情況不明，是以，此類虎形飾牌的具體功能尚難究明。與東部的發現不同，在内蒙古中部、甯夏甘肅等偏于西部的地區能夠判斷使用功能的虎形飾牌，已有相當一部分應當是作為人體束腰的帶具應用的。毛慶溝墓地的虎形飾牌均出土于腰腹部，其中在M5和M27則是成對分布，是以應當是作為帶具來使用的。但如果就仍有較多單獨出土和尚未出現規整的扣孔和扣舌的形制看，當時虎形飾牌作為帶扣的應用尚未形成配套成對的定制。到了偏晚一些的戰國中後期，内蒙古中部和甯夏甘肅所見的虎形飾牌作為帶具應用的特征更加明确，在形制方面基本是前端留有比較規整的扣孔或突出的扣舌，而在埋藏中形态一緻或相近的成對出土現象也更為多見。
結合時間變化看，西周晚期至春秋稍早階段尚未出現表現噬咬題材的虎形飾牌，但小黑石溝M8501：170的飾牌已作虎或其他食肉動物與大角的羊相對的樣态，其中食肉動物的形體明顯大于羊，并且爪子覆寫了羊的蹄部，可能在表現弱肉強食的情境，是以，噬咬很可能是較早出現于中國北方的題材。作為帶扣應用的虎形飾牌基本是到了春秋末或戰國階段才開始出現，在毛慶溝較早就表現為成對組合的現象，但成熟的扣舌與扣孔結合的扣結方式則可能出現的略晚。而表現怪異題材的虎形飾牌則出現于戰國晚期，可能應當與西方或西北方所謂斯基泰野獸風格的傳播或影響有關。
03
虎作為主要活動于亞洲的最大型貓科動物，應當也是全新世以來分布在亞洲地區的人群通常所面對的最兇猛的野獸，對于虎患的恐懼、忌憚逐漸演化成對虎的崇拜或異化，并将虎的形象作為反映精神意識領域特定物化表征的事例，無論是在古史傳說，還是考古發現中，都不難得到證明。以虎的形象制作或裝飾于金屬器具，在中國的考古發現之中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所謂的“虎食人卣”“龍虎尊”等無一不渲染着虎的威猛或兇殘，著名的司（後）母戊大鼎的雙耳以對稱的雙虎為飾（圖六，1），新幹商代大墓中除去體量較大的立體銅虎之外（圖六，8），在銅鼎的雙耳之上也多有趴伏的虎作為裝飾（圖六，3），而虎形象的表達或凸顯則通過青銅重器和玲珑寶玉的承載成為當時禮儀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如果以虎爪作為觀察點，則商周青銅器所表現的風格大體可以分作兩類，其一是比較真實形象地反映虎爪的特征，如現藏法國巴黎塞努西博物館的商代虎食人青銅卣（圖六，2）；另一類則雖然也表現為爪部分趾的迹象，但卻展現的卻不是虎爪真實或者誇張的形象，而頗有當時青銅器卷曲、竊曲乃至渦旋等紋樣的色彩，如新幹商代大墓的大型銅虎等。兩類虎爪表現風格似乎一直并行，但虎爪真實形象的表現大多出現于立體或圓雕的器具之上，而平面或浮雕等形式的器具則多以近似紋樣的風格呈現。
觀察北方地區的金屬虎形飾牌，類似于商代表現特定紋飾作風的虎爪形象仍然存在，如宇村和大堡子山虎形飾牌的爪部雖然表現了分趾的紋路（圖六，4、5），但都不是反映真實虎爪的形象而更多表現為幾何圖案的題材，故而與内蒙古中部以及甯夏甘肅地區那些作為帶具使用虎形飾牌的虎爪形象有着本質的差別。宇村等遺存雖然也分布在北方地區，但它們的性質可能卻與北方地區畜牧經濟占比較高的戎狄集團存在着顯著差别。大堡子山已能夠明确是屬于當時秦人的遺存，而宇村墓葬雖然出土有一些可能表現北方民族色彩的遺物，但占據主導的仍是中原系統的因素，是以，最多可視作與當時戎人存在較多聯系的周文化系統遺存。正是存在着這種族屬方面的變化，宇村等遺存的虎形飾牌實質上展現的是對商代以來，中原或南方平面表現虎爪形象風格的延續或繼承。無獨有偶，近年來，在甘肅甯縣石家和陝西澄城劉家窪墓地出土的一些虎題材的飾件（圖六，6、7），虎爪的表現也均作竊曲紋或渦紋的樣态，劉家窪墓地已被确定為春秋時期芮國的遺存，而石家墓地也被認為是以周文化為主的遺存，是以，類似于宇村所見這類虎形飾牌的存在顯然不能簡單地視作北方系統文化的因素或影響。中原南方系統虎爪表現為特定紋飾的風格可能也對北方地區畜牧經濟占比突出的文化集團産生過影響，毛慶溝M55：4虎形飾牌的爪紋就頗有卷曲或渦紋的意味，也許與當時分布在北方的諸侯國的影響不無關系。
文｜喬梁
原載于《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圖｜動脈影 《北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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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山西晚報全媒體編輯 南麗江
轉引自公衆号文博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