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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名之膚》:尋找消失的自己

《冒名之膚》:尋找消失的自己

《冒名之膚》改編自作家内勒·拉森的同名小說,圍繞上世紀20年代紐約兩位黑人女性的故事展開。(資料圖/圖)

氣氛是不祥的,身側閑言碎語掠過、路人中暑倒地,令人憂心的瑣事迅速奠定了影片基調。如果“做自己”之類的奢望有望成立,那《冒名之膚》就執着于展現“自己”的搖擺和潰散。重點源于膚色,一項随意建立的準則,像觸須、血脈、根系一般長存。

《冒名之膚》把故事背景設在美國的禁酒年月,大蕭條正迫近。隻有季節交替或夜間歡笑令衆人舒緩,時常閃現的爵士鋼琴曲緩和着緊張氣氛。

兩位中學好友選擇了不同人生道路,重逢時都擁有了中産生活。雙生花出自紐約黑人街區,膚色較淺,有餘地臨時或永久地把自己定義為白人。這種身份變換就是英語片名中的“pass”,大約對應中文的“冒充”或“蒙混”。

一陣造作的寒暄後,我們知道意外來到高檔酒店的是艾琳,認出她的克萊爾住在樓上套間。克萊爾如今自稱白人,得償所願地嫁給富裕白人,一個偏執的種族主義者。她享受着華美生活,遠離其他黑人,用誇張的舉止抵消不安。

問題在于,艾琳不自覺地為舊友輕松自在的優渥生活所吸引。她平日不懈地争取生存空間,卻困于藩籬,無法享受哪怕浮于表面的快樂。“冒充”是金光閃閃的圈套,給黑人提供微乎其微的喘息機會。她“冒充”白人的舉手投足才能闖進高檔酒店避暑,相當諷刺地被種族主義者以禮相待。黑白畫面中,膚色及其衍生的規則更為虛妄。觀衆難以界定演員的“種族”身份,膚色不過是障眼法,就像一身正裝的記者和摘下眼鏡的超人。

不嘗試“冒充”,艾琳就要面對更無望的瑣碎生活。種族牽扯着衆多因素,它們再粘合出具體之人。她煩躁地面對膚色更深的黑人女傭。黑人以此曲折地尋求活路,枷鎖永遠在那裡。

故事曆時一年有餘,紐約城自溽熱走向冰冷,雙生花彼此豔羨、互相吞噬,瑞士寄宿學校與呼吸自由空氣可望而不可即。從偶然相遇到注定失控,“自我”的外殼漸次融化,跨越界線的代價絕非生命能夠承受。

英國小說家約翰·福爾斯有雲:“每個人的人生必然都會走到一個關鍵時刻,成敗在此一舉,那就是必須開始接受自己是誰。再也不是你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物,而是真正的那個你,之後永遠都會是如此的那個你,到底是誰。”(這是作家郭強生的譯法)一旦委曲求全不再可行,悲劇就無可逆轉地到來了。

作家杳無音訊

《冒名之膚》充盈着疏離與破碎,它改編自作家内勒·拉森(Nella Larsen, 1891-1964)的同名小說。拉森的兩部長篇小說——《流沙》與《冒名之膚》——出版于1928年和1929年,同為哈萊姆文藝複興時期的重要作品。它們都帶有自傳色彩,《冒名之膚》另有直白的中文譯名“冒充白人”。

令人疑惑的是,在喬治·哈欽森撰寫的《尋找内勒·拉森:膚色界線的傳記》(In Search of Nella Larsen: A Biography of the Color Line)于2006年出版以前,拉森的生命曆程彷如一團迷霧。她被視為同時代最優秀的黑人女作家,似乎有意地謀求遺忘與誤解。膚色本無截然分别,強行比拟也隻能說有如“調色闆”,但由此生成的認同、界線卻将深刻影響個體的境遇。其他标簽亦然。

内勒·拉森的生活始終與“冒充”相關。她出生于芝加哥的歐洲移民貧窮街區,母親是丹麥裁縫,父親是來自丹麥屬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廚師。她兩歲時父親失蹤,母親改嫁丹麥移民,生下小女兒安娜·拉森。膚色令内勒在家中身份特殊,家人面對外界時也頗不自在。有些研究甚至推測,所謂繼父即由生父“冒充”而來,妹妹恰好膚色足以淺到以白人處世。

考慮到拉森相對獨特的身份,母親送她去費斯克大學參加教師教育訓練。在這所著名的黑人大學,她才真正置身非裔美國人社群,他們大多是南方黑奴的後代。那種經驗是陌生的,她如同站在舞池外圍的艾琳,遠遠凝視着如魚得水的回歸者克萊爾。

因為幾次違反着裝等方面的校規,拉森遭到開除,随後又去丹麥生活一段時間。1912年,她在紐約的黑人護士學校拿到注冊護士資格,在阿拉巴馬州工作一年後回歸紐約。她先後被市衛生局派往黑人聚居的哈萊姆和“白色”的布朗克斯,并參與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發後的護理工作,同僚大部分是白人。她的工作環境較少受種族因素影響,但工作始終繁重枯燥,有時還不公平。

1919年,拉森與埃爾默·艾莫斯(Elmer Imes)結婚。艾莫斯剛剛成為第二個拿到實體學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後來将成為費斯克大學的名教授。年輕夫婦接近紐約的黑人精英,開始嶄新的生活。目之所及,參與創辦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學者杜波依斯、詩人朗斯頓·休斯正熱情歌頌着沸騰的黑人藝術。她進入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圖書館學院,以第一位黑人女性畢業生聞名。

一戰後的1920年代,紐約黑人文化令人矚目。他們不拘一格地創作、聚會、宣洩,盼望“新黑人”不再逆來順受。不同背景的參與者——譬如講法語的黑人移民和附庸風雅的白人紐約客——又令這場文化運動格外多元。拉森為這種生機勃勃的環境造就,可惜,文學生涯也将夭折于喧嚣之中。

拉森曾擔任“黑人藝術”展覽的志願者,這是哈萊姆文藝複興視覺藝術方面的标志。她後來前往哈萊姆區135街分館工作,在小說家沃爾特·懷特的鼓勵下開始開始文學創作。懷特也是黑人權利倡導者,積極參與了NAACP的工作。前往南方調查社會問題時,他時不時要用“冒充”化解緊張局面。

拉森于1926年第一次發表短篇小說,很快就相繼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但疏離感始終揮之不去,她來自窘困的歐洲移民家庭,與南北戰争缺乏精神聯系,還在試圖書寫白人的生活。

1930年,拉森的一則短篇小說被無端指責抄襲。盡管如此,她仍舊獲得古根海姆創意寫作獎學金,為第一位非裔美國女性得主。她利用這筆錢旅居歐洲,回國後發現婚姻出現問題。學術方面嶄露頭角的艾莫斯遇到新歡,兩人遂于1933年離婚。她繼續寫作,直到幾年後艾莫斯去世。可能因經濟所迫,她做回護士管理工作,沒有同僚知道她寫過小說。

随着大蕭條蔓延,哈萊姆文藝複興幾乎戛然而止。它滋養着未來的黑人民權運動。1959年,黑人民權運動興起期間,白人記者約翰·格裡芬(John Howard Griffin)在藥物、染色劑等物品幫助下“冒充”為黑人,用七周遊曆密西西比、阿拉巴馬等種族主義猖獗,卻樂于粉飾太平的南方州。他記錄真相,寫成《像我一樣黑》一書,是以招來死亡威脅和嚴重毆打。

“這本書談的就是在黑人被壓迫的國度身為一名黑人的感覺。”格裡芬在序言中寫道,“我們沒有時間鑽牛角尖還避重就輕。我們争論着不重要的事、混淆議題,害我們無法聚焦問題所在。”

拉森孑然一身地生活,離婚、無子女,與妹妹極為疏離,不再與黑人知識分子們聯系。拉森去世後約20年,《冒名之膚》逐漸回歸學術界、教育界,繼而引起讀者的興趣。學者們不明白拉森為什麼杳無音訊,又隐約看到雙生花超乎友誼的情感,所謂“冒充”或許更加複雜。而她工作過的圖書館,也改以哈萊姆文藝複興詩人康蒂·卡倫冠名了(Countee Cullen Library)。

無法心安理得

在為《紐約時報雜志》撰寫的長文裡,美國青年作家亞曆桑德拉·克利曼(Alexandra Kleeman)回憶起自己與《冒名之膚》的相遇。16歲那年的某個午間,她在學校圖書館偶然翻開這部小說,讀到了艾琳與克萊爾在兩個世界間的飄搖。她具有華裔血統,在日本和美國科羅拉多州長大,角色們的生存狀态令她覺察到“怪異、驚人的感動”。稿件連接配接着小說與電影的創作者,講述内勒·拉森、麗貝卡·霍爾(Rebecca Hall)與克利曼本人的共鳴。

《冒名之膚》是霍爾執導的第一部電影。1992年,她年僅九歲就參演了英劇《甘菊草地》。導演是她的父親彼得·豪爾,他創立了著名的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她的母親是美國女高音歌唱家瑪麗亞·尤因,一開始就自我認同為白人,少年時因種族主義咒罵而不知所措。

霍爾自小認為,自己是“中上階層、帶着波西米亞風的,擁有特權、受良好教育的白人女孩”。但她也隐約覺得,家族裡隐藏着某些問題。因為父母的藝術成就,她就讀英國的寄宿學校。她乘計程車往來學校時,坐在路虎裡的孩子會盯着她的母親,仿佛在欣賞“異國風情”。

與母親一起觀看1959年的電影《春風秋雨》(Imitation of Life)時,霍爾有種似曾相識感。片中的黑人女青年無情的“冒充”令母親悲痛欲絕,她也因母親去世而受到懲罰。電影另有1934年版,同名原著小說由美國作家範妮·赫斯特(Fannie Hurst)寫就。因為個人境遇和與哈萊姆文藝複興領袖的交往,這位猶太裔德國移民相當關心種族與性别問題。

母親并不願意過多讨論。問起她在底特律的童年生活,霍爾得到了低沉而堅定的回答:“我不想停留在過去。”20歲出頭時,霍爾讀到了《冒名之膚》,如同受到重擊。她腦海中很快浮現女人們相遇的一幕,黑白場景,艾琳宿命般望向某個地方。她沒有計劃拍攝,就用十天時間寫出了劇本。

有機會擔任導演時,霍爾馬上想起抽屜裡的劇本。她笃定要拍一部黑白電影,用4:3的經典比例呈現1920年代的紐約生活。曆經财政和選角的考驗,她拍出了《冒名之膚》。2021年初,它在聖丹斯電影節首映,網飛花費近1700萬美元購得流媒體版權。母親看過電影後,開始了缺席幾十年的回憶。

經PBS的《尋根》(Finding Your Roots)節目幫助,霍爾追溯了自己的家族史。曾外祖父生而為奴,奴隸制廢除後在首都為政府工作;曾外祖母的先輩,是為美國獨立而戰的5000名黑人之一。外祖父無中生有地自稱蘇族頭領,又“冒充”成白人,令家族曆史更加模糊。依照節目鄭重其事的DNA檢測,她包含9%的撒哈拉以南非裔,另外91%是歐洲裔。

霍爾的電影産生于行業的新趨勢,像《呼朋引伴》《貝爾法斯特》和《麥克白的悲劇》等黑白片流行,以及瑪吉·吉倫哈爾、克裡斯汀·斯圖爾特等女演員推出自己的導演作品。《衛報》形容她對電影有多元追求,代表是2016年的《克裡斯汀》。電影源自真實事件,她飾演的記者克裡斯汀·査伯克(Christine Chubbuck)備受抑郁及社交問題的困擾,最終在直播節目中自殺身亡。

2018年,針對導演伍迪·艾倫的性虐待指控再次出現。霍爾把影片《午夜巴塞羅那》的片酬捐給了好萊塢的反性侵活動“到此為止”(Time's Up),并就此道歉。“讓另一位女性感覺遭到噤聲和忽略。”她寫道,“我無法心安理得。”

在喬治·哈欽森教授筆下,尋找拉森的意義遠不止文學,甚至也不止種族問題。拉森經曆了豐富的社會現代化轉型,可以從勞工史、醫療業、公共衛生、圖書管理學、童書出版、城市地理學,當然還有婦女身份以及哈萊姆文藝複興的興起與繁盛去切入。她格外迅速地遁形,許多年後作品改編成影片仍舊受到歡迎,那些問題始終在每個細節中閃現。

泰莎·湯普森和魯絲·内伽(艾琳和克萊爾的飾演者)演出了“自我”的不堪一擊。悲劇來得那麼快,她們從對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脆弱。長文配圖裡有一張片場照,導演正為初次相逢說戲。艾琳染着一頭金發,身穿亮粉色連衣裙。以黑白劃分的世界裡,美麗的色彩不再重要。很多年都是這樣。

南方周末記者 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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