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溝舊石器考古研究的新進展與新認識

水洞溝舊石器考古研究的新進展與新認識

高 星1,2，王惠民3，關 瑩1,2

(1.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100044;

2.中國科學院脊椎動物演化與人類起源重點實驗室，北京100044;3.甯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銀川750001)

摘 要：水洞溝遺址在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研究中倍受關注的同時也倍受争議。争議的核心是其舊石器遺存的技術特點、文化屬性、來龍去脈和與西方舊石器文化的關系。争議緣起于對核心遺址——第1地點地層、時代和文化演替了解與認識的局限性與模糊性。本文在近年來對遺址區系統調查和多個地點系統發掘與研究的基礎上，對水洞溝遺址群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及相關問題提出一系列新的認識，包括水洞溝是一個由多處地點構成的大型露天遺址群;先民生存活動不局限在一個時期，文化遺存至少分屬7個時段，據此可建立4萬年來區域人群演化序列;遺址保留的人類文化遺産豐富多樣，除不同技術體系的石制品，還有骨器、裝飾品、複雜用火遺存，以及對居址複雜利用、對石料熱處理和采食植物性食材的諸多資訊，反映古人群具有很強的生存能力和特定的行為方式;該地區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不同時段存在不同技術體系的考古學文化組合，出現過勒瓦婁哇+石葉的技術體系與小石片技術體系的交替，反映末次冰期期間東北亞人群複雜、能動的适應、遷徙、交流過程;該地區的勒瓦婁哇+石葉的技術體系與本土傳統石器工業不存在淵源關系，應是從西方—西北方向遷移過來的古人群的遺留，其出現的時間可能早于原先的認定，而且在消失後沒有對本土文化産生明顯的影響;石葉技術組合固然代表一支來自西方的早期現代人群的遷徙和擴散，但移居者沒有對本土人群實作整體替代，反而被後者取代;後者在石器技術上保持固有的傳統，但文化遺存中出現小型精制石器、裝飾品、石料熱處理等早期現代人的行為表征，反映出這裡的現代人起源與擴散模式不是簡單的外來移民替代，相反，本土人群連續演化是主旋律。因而，“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理論在該地區有着更堅實的考古學基礎。

關鍵詞：水洞溝；舊石器時代晚期；石葉技術；人群遷徙；文化傳統

中圖法分類号：K871.11；文獻辨別碼：A

文章編号：1000-3193(2013)02-121-12

1 引 言

水洞溝遺址在中國舊石器考古研究中具有獨特的曆史地位和學術價值。

大陸史前學界一般将1920法國古生物學家桑志華在甘肅省慶陽縣趙家岔和辛家溝的黃土地層中采集到3件石制品這一事件作為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研究的序幕，但1923年桑志華和另一位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在甯夏銀川附近發現并發掘水洞溝遺址(同時發現的還有内蒙古烏審旗的薩拉烏蘇遺址)才是這一學科在中華大地真正的開篇。兩位法國學者不但發現了水洞溝遺址，并在地表采集到遠古人類留下的遺物，根據文化遺存的出露情況命名了5處地點，而且進行了發掘工作，從地層中發掘出大量石制品和動物化石，揭示出舊石器時代先民生存活動的豐富資訊。其後，法國學者在對水洞溝和薩拉烏蘇出土的石制品與動物化石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有關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首篇論文和首部專著，宣告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這裡就有人類生存，華夏大地原始文化的根系得以向前大幅度延伸。法國學者還根據水洞溝石制品的類型和技術特點，在東西方遠古文化之間建立起連結，宣布在水洞溝出土的以長薄規整的石葉為标志的材料“可以同我們歐洲、西亞和北非已演變的莫斯特人類栖息地的材料相提并論”，水洞溝文化“好像處在很發達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長的奧瑞納文化之間的半道上，或者是這兩個文化的混合體”，而“大距離遷徙的同化影響”被認為是造成這種文化趨同的原因[1,2]。

法國學者在水洞溝遺址初期的考察和研究隻是揭開了一場偉大學術活動的序幕。其後，水洞溝便成為一塊學術的聖地和熱土，刨根問底式的探考和熾熱的争論不斷在這裡上演。1960年夏，中蘇古生物聯合考察隊開展第二次發掘;1963年夏，中國舊石器考古學之父裴文中率隊前來，開展對遺址的第三次發掘;1980年，甯夏博物館與甯夏地質局聯合考古隊在遺址開展四次發掘;2003-2007年期間，甯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聯合組隊，對遺址進行連續數年的系統發掘，并将發掘範圍擴充到第2、3、4、5、7、8、9、12諸多地點[3-6]。

繼法國學者之後，中國學者對水洞溝遺址給與了格外的關注，對相關問題不斷開展讨論。他們注意到該遺址的舊石器考古遺存具有獨特的技術和文化面貌，但對其文化傳統歸屬則莫衷一是。對獨具特色的水洞溝舊石器文化的淵源，部分學者跟從早期法國學者的意見，認為從西方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技術體系中可找到源頭;另一部分學者力主本土起源，認為在山西丁村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中可以看到其萌芽;還有學者試圖在二者間做調和，認為史前文化的傳播與交流産生了東西合璧的水洞溝文化。至今，學術界對水洞溝文化的時代、内涵、性質、歸屬、源流乃至其對現代人起源與擴散研究的意義仍存争議，水洞溝遺址仍然是高度吸引國内外學者眼球、不斷生産新的學術命題和成果的熱地，仍然是推動中國舊石器考古及相關學科發展、促進東西方學術交流的引擎。

2 以往學術界對水洞溝遺址的認識與讨論

舊石器考古學界過去對水洞溝遺址的認知和評述完全建立在對第1地點發掘與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圍繞該遺址所取得的階段性認識和集中讨論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如下方面：

1)水洞溝是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遺址。在中國舊石器考古研究的起步階段，裴文中曾将水洞溝和薩拉烏蘇遺址的文化遺存捆綁稱之為“河套文化”，将其作為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代表，并據此建立起分别以周口店第13和第1地點、河套文化所依托的兩處遺址、山頂洞遺址為代表的中國舊石器時代早、中、晚三期發展序列[7]。其後，裴文中認識到水洞溝與薩拉烏蘇的石器文化有所不同，不宜合稱為“河套文化”，指出前者代表黃土時期的一種原始人類的文化，後者可能屬舊石器時代晚期[8]。随後賈蘭坡等提出水洞溝文化應放到舊石器時代後期(即晚期)[9]，其他學者也做出了調整，達成了共識。

2)水洞溝遺址舊石器文化屬于單一的時代。對水洞溝遺址早期的發掘和研究皆把遺址出土的打制石器及其伴生遺存作為單一的時代和同一文化體系。賈蘭坡等根據1960年發掘的野外記錄，将揭露的地層劃分為8個自然層，但所描述、研究的石制品皆自第2層——灰黃(微紅)色粉砂土層，稱之為“水洞溝第一文化層”[9]，對其他層位沒有描述。1963年的發掘從河湖相粉砂下的底礫中發現磨光石器和石磨盤，認為屬新石器時代，第一次明确水洞溝不是單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它包含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期遺存[10]，但對舊石器時代的地層沒有進一步劃分。1980年的發掘劃分了16個自然層(從下向上排序)，第16-4層為全新世的堆積，其中多個層位出土打制石器、細石器和磨制石器，而第2-3層被合并在一起稱為“水洞溝文化層”或“下文化層”[3]。

3)“水洞溝文化”的主要資訊載體是石制品。幾次發掘獲得的遺存主要是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在1963年的發掘中發現一枚用鴕鳥蛋片制作的裝飾品和一件骨錐;德日進、桑志華在早期的報告中提到發現“爐竈”，1980年的發掘揭露出集中分布的灰燼，但對用火遺迹都未做較長的描述。石制品一直是對該遺址研究的核心和讨論的焦點。

4)水洞溝遺址的測年存在不确定性。雖然對于水洞溝遺址的“下文化層”遺存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判斷基本不存在争議，但具體放到哪個時期并不确定，從文化性質來推斷時段存在不同意見，而絕對年代資料的出現也并沒有使問題塵埃落定，因為不同方法、不同材料得出的資料的吻合性較差。常被引述的資料有四個：17250±210BP或16760±210BP(第3層上部鹿骨14C。實際上是一個測年結果，因使用不同半衰期而給出2個資料)，26190±800BP或25450±800BP(第3層下部鈣結核14C。實際上是一個測年結果，因使用不同半衰期而給出2個資料)，34000±2000BP和38000±2000BP(兩個皆為第2層馬牙鈾系測年)[3,11]。

5)水洞溝文化在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體系中獨具特色，但屬性存在争議。水洞溝遺址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因含有石葉(或稱長石片)和具有勒瓦婁哇風格制品而被認為在中國舊石器文化中特立獨行，與傳統的北方石器工業具有明顯的差別。張森水将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分為兩個主要工業，一個是以直接打擊的小石器為主的工業，另一個是長石片-細石器工業，而水洞溝是後者的代表[12]。張森水其後又指出，水洞溝工業類型的特點比較複雜，既包含中國北方主工業的主要特點，也包括一些非北方主工業技術生産的石制品，因而“水洞溝文化是由兩個工業類型的主要特點組成的新工業類型”[13];李炎賢将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劃分為4個序列，水洞溝被作為“以石葉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的代表[14]。當然，學術界對水洞溝石制品組合及技術特點的認識并不統一，部分學者強調石葉(長石片)産品所占的比重及其制作技術的特殊性，部分學者提出普通石核、石片在遺址占據主體地位，因而“水洞溝工業”仍然是中國石片工業大家庭中的一員。

6)對水洞溝文化的源頭存在不同看法和認識上的變化。在遺址發掘與研究的早期階段，步日耶等法國學者将該遺址的石制品與他們熟悉的歐洲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相聯系，并用“大距離遷徙的同化影響”來解釋這種異地文化的相似性。其後，另一位法國舊石器考古學家博爾德支援了這種看法[15]。但中國學者提出了本土起源的可能性。裴文中于1955年指出：“水洞溝遺址所代表的文化，應當是在中國土地上，在黃土時期的一種原始人類的文化，與歐洲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性質并不相同”[8]。賈蘭坡等于1964年指出：“水洞溝的石器與大陸現有的其他已知的石器相比，在性質上好像與丁村較為接近，他們 似有一定的承襲關系”，但同時認為，“同距離較近的國外各遺址，例如同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的遺址進行對比，也是不容忽視的”[9]。蓋培與黃萬波在将水洞溝的材料與陝西長武窯頭溝所代表的“泾渭文化”做對比後指出：“在華北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中，水洞溝文化最接近泾渭文化，它可能導源于泾渭文化”[16]。李炎賢則認為水洞溝文化中的莫斯特技術“在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丁村和闆井子發現的标本中已明顯地可以看出來了”[14]。張森水則認為，水洞溝遺址有用莫斯特技術加工的器物和類似奧瑞納期的長石片及以此為毛坯制作的工具，而且還有更古老的“四邊形”石核，因而應該是文化交流的結果[12,17]。《水洞溝——1980年發掘報告》指出，水洞溝文化“具有獨特的與大陸華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不同的明顯特點，将它歸入大陸目前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任何類型都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我們認為将水洞溝文化看成是大陸最具有歐洲舊石器時代文化傳統，可以與之進行全面對比的單獨類型……”[3]。

3 對水洞溝遺址及其舊石器文化内涵的新研究與新認識

作者所在的舊石器考古團隊近年對水洞溝遺址開展了系統的考察，包括2002、2003兩個年份對遺址及附近地區開展的系統調查和2003、2004、2005、2007四年間對遺址第2、3、4、5、7、8、9、12地點所做的正式發掘。發掘采用整體揭露的方式全方位提取材料和資訊，對出土标本用全站儀等儀器、工具做精确的坐标和産狀測量記錄，通過幹篩、水洗、浮選等方式保障微小的标本不被遺漏，并系統提取地層沉積樣品和木炭、灰燼等遺物遺迹。其間對第1地點剖面下部也做了局部清理和取樣分析。在發掘期間和田野工作結束後，對出土的石制品等各類标本做了詳細的觀測研究，對沉積、環境和測年樣品做了分析測試，獲得了大量資訊和資料，并陸續發表了十餘篇簡報和論文。目前，《水洞溝——2003~2007年度考古發掘與研究報告》已經完成編撰并付梓。通過長期系統的大規模的調查、發掘與研究，在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礎上，我們對水洞溝遺址及其蘊藏的考古學文化内涵取得了下面一系列的新認識。

3.1 水洞溝遺址的分布範圍及其輻射影響區域

新的科考工作表明，水洞溝遺址不限于由原先發現的第1-5地點構成的狹小區域，而是一處由多個地點構成的大型露天遺址群，已知地點已擴大到沿邊溝延伸大約22km的範圍，遺物遺迹分布廣泛，對周邊廣大區域發生過輻射影響。經過2002、2003年的調查，課題組在靈武市邊溝河流域相鄰的水洞溝、施家窯、張家窯新發現遺物集中分布的地點14個，在多處地點地表見到稀疏分布的石制品、裝飾品和動物化石，有些文化遺存具有不同時代的特點，表明古人類在該地區很大的範圍内頻繁、長時間生活過。課題組還在甯夏中西部的中衛縣黃河支流兩岸發現3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在遠離水洞溝、位于甯夏南部的彭陽縣茹河兩岸發現5處遺址，有些采集的石制品具有“水洞溝文化”風格[18]。這些工作擴大了水洞溝乃至甯夏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分布範圍,将古人類活動的足迹追溯到南部六盤山區茹水上遊和西部賀蘭山區南麓。

3.2 水洞溝遺址群的時代及文化發展時序

新一輪工作的重點内容之一是對遺址的測年。我們采用不同的方法對各地點各層位的多個樣品做分析測試，力求經過交叉驗證後資料可靠，得出的年代架構可信。年代學工作取得的一個突破性結論是：水洞溝遺址的人類生存活動及其留下的遺物、遺迹不局限在一個時期，而屬于多個時段;水洞溝舊石器時代遺址群包含多個層位、多個時代，人類活動集中發生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但下部的個别層位可能屬于更早的時期，在這裡可以建立起先民生存演化的時序性架構[19]。其中第2地點包含多個文化層位，在各地點中地層序列最完整，取得的測年資料最豐富，成為建立遺址群時代架構的核心和支柱;其他地點可以與其對比，并提供重要補充。

第2地點第7文化層形成于34.39ka~41.44kaBP之間，第5-6文化層形成于34.39ka~32.8kaBP之間，第3-4文化層形成于31.38ka~32.56kaBP之間，第2文化層形成于29.9ka~31.3kaBP之間，第1文化層形成于20.3kaBP左右[20,21]。第3、4、5地點下文化層的時代與第2地點第2文化層應屬于一個大的時段，而上文化層年代不詳，或許混入了一些晚期的遺存(例如細石器)。第7地點地層有所擾動，可能有不同時段文化遺存的疊加，但主要遺存應與第2地點第2層同期或略晚。第8地點的文化層薄而單純，與第2地點第2層時代和文化屬性相一緻。第9地點文化層單一，取得多個光釋光資料，指向(42.5±3.2)ka~(24.4±2.5)kaBP的區間。測年資料中有兩個較老者，分别為42.5ka±3.2kaBP和35.9ka±6.2kaBP，其他資料在30kaBP之内[20,21]。考慮到該遺址文化層距地表淺，上覆地層隻有10cm左右，光釋光測年樣品存在後期曝光的可能性，會使測年結果偏向年輕，較老的資料似乎更能反映文化層位年代的真實性，因而第9地點的文化時代應與第2地點的第7層相當，至少不晚于第5層的年代。這也與二者的文化内涵相吻合。第12地點是水洞溝遺址群時代序列中嶄新的一環，是以前一直缺失并被不斷找尋的一個重要環節(細石器層位)。該地點隻有一個文化層位，光釋光年齡資料指向12ka~11kaBP的區間[20,21]，處于更新世和全新世的過渡時期。至于第1地點，顯然是一處與第2地點相似的包含了不同時代的遺址，其含石葉的層位應該與第2地點的第7文化層和第9地點的文化層相一緻，新近利用從第1地點剖面采集的木炭所做的AMS測年資料(36kaBP)也支援這一結論[22,23]。而其上出土鴕鳥蛋片裝飾品、骨器和“爐竈”的層位應相當于第2地點第2文化層和第7、8地點的文化層位。第1地點精細的文化層位劃分和确切的年代架構建立，還有待未來對該地點重新發掘和研究來徹底解決。

3.3 水洞溝遺址的形成過程、埋藏特點及其反映的古人類生存環境

前人的研究對該地區的地質地貌、地層發育和階地劃分存在争議。新的研究基本理清了水洞溝遺址區的地質曆史和地貌的形成過程與機制，并對主要遺址點的地層堆積過程、營力和埋藏特點有了較深入的認識[24-27]。該地區的地層主要由河湖相堆積及其下伏基岩構成，與黃河及其支流的活動密切相關。該地區共發育6級階地，反映了6個不同階段的沉積過程。古人類活動遺存埋藏在第2級階地堆積中。各遺址點主要分布于邊溝河的兩側，主要是因為河流下切使得河道兩側的地層出露，更易發現古人類活動遺迹。各地點的地層堆積主要為以粉細砂為主體的河湖相砂礫層，水準層理發育。從埋藏學角度看，第1、2、3、4、5、8地點為原生埋藏，遺址形成過程中文化遺存基本沒有受到後期擾動，而第7、9、12地點的文化層在形成過程中應該經曆過擾動，水流對遺物、遺迹有一定的移位、搬運和分選，但擾動程度不大，文化面貌基本得以儲存下來。

在深海氧同位素MIS3階段(60ka~25kaBP)的早期至晚更新世末，該地區總體相對幹旱，表現為稀樹的荒漠草原環境。地層中植被種屬主要是适合在荒漠草原生長的藜科、霸王屬、蒿屬、麻黃屬等草本植物;附近山區有雲杉、冷杉、松等針葉林存在，在MIS3階段末曾一度繁盛，但在末次冰盛期後退化消失。氣候總體上比較幹冷，降雨量較少。在遺址周邊生長有榆屬、栎屬、柳屬等喜溫濕的樹種，水生和濕生的蒲草、浮萍、莎草等時有出現，說明遺址區記憶體在水熱條件相對适宜的局部小環境。這種相對适宜的小環境為動物的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文化層中出現許多小型動物骨骼，說明動物資源比較豐富。人類活動區域的沉積物特點和植被的稀疏表明該地區比較開闊平坦，是湖濱區湖水反複進退的區域。

大約在MIS3階段早期，水洞溝盆地開始形成，盆地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澤窪地。随着地形的發育，盆地積水加深，形成了淺湖，湖邊的水熱條件相對适宜，湖邊或湖邊窪地旁生長着榆、柳、栎等喬木，不遠處還生長着雲杉、冷杉、松等喜冷樹林，湖的外側是廣袤的荒漠草原。多樣性的自然條件為野驢、羚羊、野牛、犀牛、野馬、鬣狗、駝鳥等野生動物提供了生存條件。此外，附近的沖溝、高階地和古河床裡有大量的矽質白雲岩、矽質灰岩、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岩性的石塊可被選作制作石器的原料。豐富的水源、動植物資源和石器原料資源為先民的生産、生活提供了便利的物質條件，使他們生生不息，一代代在這裡生存繁衍。在距今1.8萬年末次冰期高峰期(LGM)前後的一段時間内，這裡的氣候和環境極度惡化，迫使人類離開，到他處謀生。直到距今1.2萬年左右，部分人群重新遷移到這裡，遠古文化的火炬得以傳遞。由此可見，水洞溝地區4萬年以來先民的來來去去、薪火相傳不是偶然和随機的，而是有内在的機制和規律可循，是生态環境變化與人類适應生存互動作用的結果。

3.4 水洞溝遺址人類遺産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在水洞溝舊石器時代遺址群的各地點、各時段，人類的文化遺存是豐富多彩的。石制品是其中數量最多、資訊量最大的一類，包括普通的打制石制品、細石器組合及磨制石制品。普通打制石制品又包括具有勒瓦婁哇風格的石核、石片，石葉技術體系中的石核與石葉，以及具有傳統風格的小石片類型組合。有些石制品顯示出經過熱處理的迹象[28,29]，有些保留被使用磨損後産生的微痕和加工植物的殘留[30,31]。此外，在第1地點發現石制品上有清晰的人工刻意刻劃(畫)的線條，成為研究早期人類認知能力的重要材料[22,23]。在第1、2、7、8地點皆發掘出用鴕鳥蛋片制作的外廓經打磨呈圓形的精美的串珠裝飾品，上有赭紅染色;在遺址地表的很多地方采集到外廓不規則、未經打磨、個體小型但同樣有穿孔的鴕鳥蛋片裝飾品，與地層出土者顯然屬于不同的時代[32,33]。在第1、2地點出土制作粗糙的骨錐，在第2地點出土一枚一端帶有針孔(殘)的骨針，在第12地點出土制作精美的骨錐、骨針、梭形器、有均勻刻痕的帶槽骨柄和有裝飾孔的石餅。在第1、2、8、12地點皆有豐富的用火遺存，包括竈塘和燒骨、燒石、灰燼，第12地點的用火遺存指向石煮法燒水熟食行為[34]。幾處地點都出土一定數量的動物化石，提供着古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資源條件資訊。各遺址地層還賦存着大量有關遺址形成過程、古環境和先民對居址的空間利用方式等方面的材料(例如孢粉、植矽體、磁化率)與資訊。這些文化遺存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目前在大陸同一地區、同一時段尚無可媲美者，顯示着該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在族群歸屬、社會結構、遷徙融合、文化技術和生存政策諸方面的複雜性和多元性。

3.5 水洞溝先民的适應生存能力和行為方式

生活在這裡的古人群具有很強的适應生存能力和特定的行為方式。第2地點第2文化層所含的資訊顯示，古人類對居址具有複雜的利用方式，會圍繞火塘制作修理工具，加工裝飾品，進行食物加工和消費等，因而火塘成為中心營地的核心[35,36]。人群會反複利用同一處營地，留下很多相距很近、甚至有疊壓和打破關系的簡易竈坑。少量石制品表面保留澱粉粒、植矽體等植物殘留物，表明古人開發利用了植物性食材[30,31]。不但如此，此時的人類已經懂得将特定的石料放在火中加熱，使其實體性能發生改變，進而更易于被剝片和加工成工具。第12地點保留大量用火遺迹和遺物，整個文化層都被熏染成棕褐色。這裡出土大量的碎石塊，岩性經過選擇，不含有當地随處可見的石灰岩。模拟試驗表明，這些碎石塊是在經曆高溫燒烤後又被浸在水(液體)中爆裂分解的。這是在大陸舊石器時代遺址中首次被辨識出的一種特定的用火方式[34]，與民族志中記載的将石頭加熱後用來煮水和熟食(石煮法)的案例十分吻合，是遠古人類聰明才智的明證。這項發現使我們認識到，先民在适應環境、利用自然的過程中不斷探索，不斷創新，一步步從洪荒時代走向文明。從第2地點接近3萬年前的簡單用火到第12地點1.2萬年前的複雜用火，人類演化和進步的腳步在铿锵有力地邁進着。

3.6 水洞溝遺址的石器技術體系與文化傳統歸屬

長期以來，大陸舊石器考古學界對“水洞溝文化”石制品的技術特點和文化性質存在争議，對其在中國舊石器文化體系中的分類屬性和地位及其傳承有不同見解。新的研究表明，水洞溝遺址群包含舊石器時代晚期不同時段的地點，存在不同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體系，因而不存在單一的“水洞溝文化”，這一不科學的術語應該被摒棄。第1地點靠下部的文化層、第2地點第7-5文化層、第9地點文化層和第3-5地點“下文化層”的某個區間出土的石制品，具有鮮明的勒瓦婁哇遺風和初始階段的石葉技術風格，顯示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初(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的技術與文化特點，是這種技術及其産品在中國舊石器考古文化遺存中的首次露面，年代應該比原先認為的更早,可能在34ka~38kaBP之間[37]，是屬于與本土傳統的礫石工業和小石片工業不同技術與文化體系。其後的第2地點4-1文化層和第7、8地點文化層出土的石制品隸屬中國北方傳統的小石片文化體系，沒有顯示出勒瓦婁哇技術和石葉技術的影響，但出現了裝飾品和加工精美的刮削器等新的文化因素，顯示出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另一種面貌，而且在不斷發展變化，至距今2萬年左右的第2地點第1文化層不再見到裝飾品。而第12地點文化層和第3-5地點“上文化層”的某個區間的文化組合具有鮮明的細石葉技術特點，表明該地區的古文化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因而，讨論水洞溝遺址的技術性質和文化歸屬，一定要厘清地點和時段，否則就會上演“關公戰秦瓊”的滑稽戲。

3.7 石葉技術的源流

學術界對水洞溝石器工業的關注點除了其技術特點和文化歸屬，還在于石葉技術的來龍去脈。對此，學術界長期存在着“本土起源說”和“西來說”的争論。新的研究表明，水洞溝的石葉技術并非起源于本土，而是從西方、西北方傳入的，應該是在末次冰期寒冷的時段生活在西伯利亞地區先民的一些群體南下而帶來的。理由如下：

1)帶有勒瓦婁哇技術特點的石核和石葉(以前曾被稱為長石片)的兩個基本技術要素，即系統地預制石核和定向剝片技術(向一個方向或對向連續剝片)，在中國傳統的舊石器文化中找不到根源，即使在被認為與水洞溝工業有淵源關系的丁村遺址和長武窯頭溝遺址，石制品中也看不到這兩項技術系統應用的執行個體;

2)水洞溝遺址的石葉制品與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可進一步延伸到中亞和歐洲)的若幹遺址的石制品具有技術與形态的相似性，而後者的時代早于前者，具有時代序列的前後關系，具有發生人群遷徙和技術傳播的時間條件;二者的地理位置接近，不存在遷徙或傳播的自然屏障;而且在新疆北部的駱駝石遺址和中部的溝西遺址皆發現十分典型的勒瓦婁哇石核和石葉制品，在青海湖附近的調查中也有過類似的發現，這使水洞溝和阿爾泰之間不再存在石葉分布區的真空地帶，先民遷徙與文化傳播、交流的路線愈發清晰。當然，遷徙與傳播不一定是直線、單向的，石葉遺存在蒙古地區、中國黑龍江的一些遺址和吉林延邊地區也有所發現，表明東北亞舊石器晚期人群存在頻繁的遷徙與互動。

持石葉技術“本土起源說”的學者應該是受到對水洞溝石器工業缺乏全面了解的局限。由于以往的研究将水洞溝遺址不同時代、不同技術體系的文化遺存混雜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勒瓦婁哇産品和石葉制品的技術特色和所占的比重，過于強調了本土傳統技術産品在其中的地位，因而模糊了對文化性質的認識，進而模糊了尋找其源頭的方向。

3.8 對第1地點的啟發與思考

在很長時間内，學術界對“水洞溝文化”存在不同的認識和争論，涉及其年代、技術特點和文化體系歸屬，而這些讨論全部針對第1地點。解鈴還須系鈴人，為理清相關問題還要回到第1地點。雖然本輪工作沒有對第1地點開展新的發掘，但進行了局部(下部地層)清理，并采集了少量樣品做了年代和環境分析，取得了些許的新認識。同時對其他地點，尤其是與其隔河(邊溝河)相望、相距僅百米的第2地點的工作結果，對第1地點相關問題的讨論會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如前所述，以前對第1地點文化遺存的研究是建立在所有标本都屬于同一個層位、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文化體系的假設前提之上的。雖然後兩次的發掘劃分出了不同的自然層，但文化遺存仍被混在一起加以研究，這應該是存在不同看法和模糊認識的根源。

水洞溝第1地點和第2地點地層應該基本能夠對應起來。二者相距很近，中間的邊溝河是一條很窄的季節性河流，發育很晚，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人群居住于此的時候，這條河流并不存在，不會對先民的生活和遺址的形成産生任何影響。第2地點的7-5層出土零星的勒瓦婁哇石核與石葉石核，數量雖少，但特征明顯。我們在對第1地點下部地層做清理時曾經發現石葉，說明該地層是出産石葉技術産品的原生層位，即所謂典型的“水洞溝文化”層。由此判斷，勒瓦婁哇和石葉技術産品在第1地點隻埋藏在下部的特定層位，而不應在舊石器時代堆積中皆有分布。據記載，以前的發掘皆遇到集中分布的灰燼和燒骨、燒石等，還發現1枚用鴕鳥蛋片制作的外廓圓狀中間鑽孔的裝飾品，這些情況與第2地點第2層極為相似，應屬于一個層位、一個時代。這樣看來，第1地點至少存在兩個不同層位、不同時段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而且分屬不同的技術體系。至于第1地點是否存在第2地點的其他文化層(4、3、1)尚不能确定，但以前的記錄表明第1地點的文化遺物從上到下皆有分布，說明第2地點的這些層位也應該包含在第1地點的堆積中。但兩處地點的地層并不能完全對應起來，第1地點的新石器時代層位在第2地點缺失，而第2地點上覆的巨厚而純淨的粉細砂堆積在第1地點則不存在。這應該是遺址在形成後不同部位遭受後期侵蝕和再沉積作用不同而造成的。

由此可見，作為水洞溝遺址的核心，第1地點存在不同層位、不同時代、不同技術體系的史前文化遺存，不應該作為一個單一遺址或單一的考古學文化來對待。所謂的“水洞溝文化”是個混淆、模糊的概念，應該停止使用。将不同時代、不同技術體系的文化遺存混為一談，影響了對遺址遺産内涵、技術演變、文化屬性及其源流的恰當梳理、判斷和認識，也影響了對其在中國乃至東北亞舊石器時代文化架構中的定位和與相關遺址及文化體系關系的讨論。因而，未來應該對第1地點開展有限度的高科技的考古發掘，劃分出精細的文化層位，記錄下标本的确切三維坐标和埋藏資訊，進行系統的岩性地層、古環境和年代分析測試，全方位提取古人類生存演化的背景和行為資訊，使相關争論塵埃落定，使研究工作更加深化、細化。

3.9 對現代人起源與擴散研究的啟示與意義

現代人起源與擴散是目前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的熱點，“出自非洲”說和“連續進化附帶雜交”說仍在進行持續了20多年的論戰[38,39]。對現代人起源與擴散的研究目前在幾個領域展開，各自有不同的證據體系和研究視角。化石人類學在緻力尋找人類化石所儲存的差別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可以界定為“現代人”的解剖學證據，通過儲存這樣證據的化石的時空分布來确定早期現代人起源的時間、地點和擴散的過程;分子生物學在通過假定的分子生物鐘對現生人群的遺傳變異做溯源推導，并努力在人類化石上提取古DNA以與現生人群做比較，進而确定早期現代人起源的時間和擴散的路線;舊石器考古學則通過尋找和辨識一系列所謂“現代人的行為證據”，包括石葉技術、精美的石器、磨制骨器、複合工具、裝飾品、藝術品、墓葬、獵獲大型動物的能力、對石料的熱處理、對居址的複雜利用方式等[40]，來推測早期現代人起源的時間、地域和遷徙的路線。水洞溝遺址的一些地點出土帶有西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技術特點的文化遺存，存在遠古時代東西方人群遷徙和文化交流的證據或可能性，因而被很多學者認為對研究現代人起源與擴散具有重要價值。新的研究表明，該遺址對這一命題的研究的确能提供獨特的啟示和貢獻。

該遺址儲存的具有勒瓦婁哇和石葉技術特點的石制品組合應該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生活在西方、西北方的人群遷徙至此所留下的。這些人群具有娴熟的剝離石葉和制作精緻工具的技術與能力，與歐亞大陸西部和非洲早期現代人群的技術與行為特征相一緻，符合西方學者确定的早期現代人群的文化标準，因而是早期現代人自西向東遷徙擴散過程在中國北方留下的重要證據。但這一文化組合很快消失，而且沒有對後期文化産生明顯的影響，現代人演化的故事在這裡如何續寫?

在水洞溝遺址接續、替代石葉技術組合的是帶有本土傳統文化特點的小石片石器組合。這個組合的鮮明特點在第2地點第2文化層和第7、8地點文化層有很好的展現。他們的主體是從未經預制的石核上随機剝下的不規則的小石片和以此為毛坯所加工制作的工具;其中沒有石葉技術産品。如果單從石葉的角度看，這些小石片組合會被排除在“現代人”文化之外，但熱處理、裝飾品、磨制骨器、制作精美的刮削器和以火塘為中心的對居址的複雜利用方式都是所謂“現代人”的行為特征，因而早期現代人仍然生活在這裡，隻不過換了群體，換了文化與技術的表現方式。

這種帶有不同文化特點的早期現代人群之間的替代、延續引人思考。所謂的“現代人”是一個未加科學界定的、寬泛的概念，從體質形态和遺傳變異的角度确定其标準已屬不易，從技術、文化、行為的角度加以界定和分辨更加困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類演化是連續的，不存在不同階段間的跳躍，不可能在某個時代、某個群體身上突然出現與前人截然不同的生物特點和文化屬性;人類演化是多樣的，不可能找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的體質和行為标準與模式。對所謂“現代人的行為證據”清單，學術界近來有很多反思和批評，它的适用性和共識性都受到挑戰，正在被摒棄。水洞溝遺址特定時段出土的石葉技術組合固然代表一支來自西方的早期現代人群的遷徙和擴散，但不是故事的全部，他們沒有對本土人群發生整體的替代;他們消失後這裡出現的是土著人群，他們在石器技術上保持舊有的傳統，但行為方式中有新的因素，出現對本土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他們與周口店山頂洞、田園洞3-4萬年前的人群一樣，是早期現代人類大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在後來演化成東亞蒙古人種的廣大現生人群。由此可見，這裡的現代人起源與擴散模式不是簡單的外來移民替代，相反，本土人群連續演化是主旋律。因而，“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理論在該地區有着更堅實的考古學基礎。

緻謝：參與過水洞溝遺址新近發掘與研究的其他隊員，包括鐘侃、裴樹文、陳福友、儀明潔、馮興無、張曉淩、張樂、張雙權、劉德成、王春雪、馬曉玲、曹明明、朱之勇、彭菲、李鋒等，對本項目的開展和對本文的撰寫做過很多貢獻，作者一并緻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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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人類學學報》2013年5月，第32卷，第2期，121—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