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炀（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所學生）
早在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後，胡适便以個人身份遠渡重洋，争取歐美國家政府和群眾對中國的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援。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胡适自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胡适：《胡适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38年10月5日，自歐洲返美後兩天，胡适赴華盛頓接受這一新挑戰。
評價胡适作為駐美大使的文章很多，大多論說持肯定态度。但胡适的大使之路真的一帆風順嗎？顯然并非如此，最為世人知曉的是宋子文對胡适演講過多的批評。除此之外，1938年12月16日出刊的國民黨官辦色彩刊物《雜志》曾刊載一組炮轟胡适大使的文章，如《胡适酒醉了麼？》《胡适之言》《胡适演講詞檢讨》等，矛頭直指同年12月5日胡适的演講，那天胡适到底說了什麼？何以引起風波？本文将依托新發現的檔案說明胡适出任駐美大使僅僅兩月，就因演講而遭遇了一次信任危機。
演講風波
胡适擅長演講。據筆者統計，僅1938年，胡适日記有明确記載的演講就有71次之多。演講是胡适對美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他争取國際支援的主要手段之一。
1938年12月13日李國欽回複王世傑電稿（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館藏）
筆者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閱資料時發現了一組有關外交部駐美大使胡适1938年在美演講的英文電稿，共6頁，恰與此事相關，包括胡适友人李國欽回複軍委會參事室主任王世傑函件、美國合衆社負責人Roy Howard回複李國欽函件、胡适回複王世傑函件三部分内容。（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号七六一，案卷号159。以下所引檔案均來自此。注：電稿原為英文，中文為筆者所譯。）這組電稿是對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所産生負面影響的澄清，查閱《胡适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并未收錄。
據胡适1938年12月5日日記，記有“早晨國欽來，我對他說昨夜病狀。我把上午的約會全辭了（牙醫等），睡到十一點半，起來穿衣，覺得好多了。到Lawyer's Club（律師俱樂部），赴國欽的午餐，到的有Rockefeller, jr（小洛克菲勒），Roy Howard（羅伊·霍華德），等五十人。席後我有演講，本意另作演講，但因為有病，故仍用昨夜演講大意”。（胡适：《胡适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昨夜演講”指的是12月4日胡适在哈摩尼俱樂部演講“Japan's war in China”（《日本的對華戰争》也被譯作《北美獨立戰争與中國戰争》）。演講後他即胸口作痛，此為胡适第一次心髒病發作。此次演講内容講道：“中國抵抗侵略者戰争的最後勝利也一定要依靠兩件事，第一，中國必須繼續作戰；第二，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中，國際情勢轉變對中國有利，對其敵人不利的時候一定會到來的。”
為了幫助美國人民設身處地了解中國抗戰情形，胡适還将中國現在的情況比作美國革命戰争中美國軍隊在“福吉谷”的處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預料美國之參戰和中國最後的勝利。以後的演變果然如此。”（陳之邁《關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種第一手資料》，《傳記文學》第10卷第2期。）正是在此次演講中，胡适提出他著名的“苦撐待變”理論。此次演講内容并無不妥之處，胡适向美國人民表達了中國堅持抗戰的決心。
既然12月5日演講仍用12月4日演講大意，怎麼還會引發《雜志》對胡适的炮轟？是演講記錄有誤？還是另有原因？
“标題黨”Howard
這還得從12月5日演講到場聽衆說起。
胡适12月5日日記中所提到的Roy Howard是斯克裡普斯-霍華德報業集團和合衆社負責人，當天的午餐會僅有的兩家媒體是合衆社和《紐約時報》。合衆社在晚間發行，Howard便搶先在合衆社頭版以“胡博士透露了中國的和平标價”之名刊登了當天中午胡适演講的報道。這篇報道的标題雖然非常吸睛，卻與胡适的演講内容不相符，甚至暗示胡适有為求和出賣國家利益的嫌疑。
胡适在演講結束後沒多久就因心髒病發作被擡進長老會醫院，并未審閱過Howard的報道。這篇報道被美聯社轉載，而美聯社的報道隻選取演講部分内容并曲解為“中國抗日戰争早期軍隊潰敗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和議”，以配合“胡博士透露了中國的和平标價”的虛假标題。這自然給胡适帶來了大麻煩。
胡适是國民政府駐美“形象代言人”，一言一行都關系到國家顔面。國民政府為演講風波着實緊張了一把，急着向美國方面尋求演講詳情及在場者證詞。
12月5日午餐會舉辦人李國欽與胡适交誼頗深，在中國礦冶界因發現和使用“鎢”而聲名鵲起。抗戰期間李國欽在國民政府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1941年出任羅斯福總統顧問。
李國欽（1887-1961）（圖源：礦冶園科技資源共享平台）
12月13日，李國欽電報回複了王世傑所詢問的演講詳情，提及胡适正卧病在床，不知曉此次問詢：
我邀請了很多知名商業精英與金融領袖，包括兩位出版家，一位是斯克裡普斯-霍華德報業集團和合衆社負責人Roy Howard，一位是《紐約時報》出版人Arthur Hays Sulzberger。此次事件沒有記者被邀請，我預計也就沒有相關新聞報道。
Roy Howard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的報紙是一份晚報，他在上面發表了一篇報道，标題如下：
“胡博士透露了中國的和平标價”
這顯然與胡适演講的主題不符。于是李國欽打電話給Howard要他為此事作出解釋，Howard的回答如下：
你知道我是中國人的朋友，我對胡博士的演講印象深刻，我覺得我應該為此做點什麼。我比你更加了解美國人的意見，我知道什麼樣的标題會引起他們的興趣。有思想的人是不會隻看這個标題的。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胡博士說了些什麼。如果沒有醒目的标題，人們自然也就忽略了文章，那整個演講就會是以浪費。此外，你所關心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和未來。胡博士的演講非常精彩，從今天聽衆的評價來看，沒有一位大使的演講能像胡博士的一樣讓人印象深刻。
Howard的解釋過于牽強，他為了自己的報道能博人眼球，故意給胡适的演講取了個“醒目的标題”。
佐證清白
《紐約時報》報道12月5日胡适演講内容（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館藏）
為了證明胡适演講内容無不妥之處，李國欽在電報中提及，演講完的第二天早上，《紐約時報》也報道了此次演講内容，标題是《中國的獨立鬥争》，這與演講内容相比對：
“胡适大使預見了與美國類似的長期鬥争後的勝利
時間将會有助于淪陷區
大使說國際形勢有助于中國”
最近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适博士昨天在115路的律師俱樂部午宴後說道：“将中國軍隊最近的挫敗與美國早期戰争相比，中日之間的沖突像一場革命戰争”，他預測，“成功最終會屬于中國人民，否則，即使中國成為殖民地，中國人也會繼續戰鬥。”
胡适博士說，中國現在的處境類似于美國獨立戰争時期。漢口、廣州失守切斷了中國與海洋之前的通道。胡适博士提到了很多中國人都陷入絕望情緒中。
他說：“我們想要得到和平”，“但這裡中國人看不到一點和平的可能。我們隻有戰鬥。”
“福吉谷被所有曆史學家都看成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大使繼續說道，“但是不久，英國提出和解。這将使得戰争不必再繼續第四年，但是也會使得美利堅喪失獨立性。是以他們拒絕了。殖民地的人們繼續戰鬥，最終華盛頓走出了福吉谷，在約克鎮取得最終勝利。”
“華盛頓和他的夥伴們持續了整整六年的戰争，殖民地的人們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在他們戰鬥的過程中，國際形勢發生了有利于他們的變化。”
他繼續說道：“時間和地理因素都會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是隻有我們堅持戰鬥，勝利才會到來。如果打持久戰，總有一天，國際形勢會向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
《紐約時報》的報道标題抓住了胡适演講的核心内容，即中國抗戰會像美國獨立戰争一樣取得最終勝利。這可算是胡适演講忠實的記錄。最後李國欽義正詞嚴地指出：
1、Howard的标題與胡博士演講的内容不符，很明顯，Howard曲解了他的意思。随信附上報道的影印件。
2、胡博士說的就是指現在。如果他不描寫第一部分，他就不會把第二部分寫得那麼有說服力。比如，你想斥責一個人，你總是先對他說幾句好聽的話。胡博士如果不提及第一部分，也就不能引出我們在“福吉谷”的抵抗。
3、胡博士的演講廣受好評。演講期間，沒有聽衆離開房間，且房間裡也沒有一點噪音。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大堆參加午餐會精英們的贊揚信。
我希望以上内容能夠澄清Howard在合衆社頭版發表文章引起中國方面的誤解。
李國欽向王世傑解釋了這場演講風波的來龍去脈。先說明Howard是個“标題黨”，最重要的是指出胡适在演講第一部分提到中國軍隊早期的挫敗和國民出現的低落絕望情緒不是在損害中國國民反侵略鬥争的形象，而是為了反證當今堅持抗戰的意義。舉出美國獨立戰争時期“福吉谷”的例子，則是為了喚起美國群眾的共情，争取道義支援。胡适當日的演講廣受好評，大獲成功，對中國抗日戰争有利無弊。
胡适病中回應
王世傑（1891-1981）（圖源：武漢大學官網）
王世傑曾任北大法學教授，武漢大學首任校長，也是國民政府任職時間最長的教育部長。1938年4月，王世傑被委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參事室的任務主要是為了政治問題進行設計和審議，具有智囊團的功能，以“貢獻關于政治、外交、經濟、财政、教育等重要政策的意見”。（張憲文等主編：《中華民國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參事室直接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上司。由此可見，此次演講風波蔣介石必定知曉，而由胡适多年好友王世傑處理此事，倒也合适。
胡适回複王世傑電稿（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王世傑在向李國欽問詢同時也詢問了當事人胡适。12月8日，病中的胡适就已給王世傑電複了涉及演講争議段落的原文：
我演講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在廣州、漢口淪陷後，我們許多人民和上司人都有過短暫的懷疑、猶豫甚至絕望，這是很自然的。人的血肉之軀與先進得多的機械、金屬武器相比，作戰能力要有限的多。而且經常會有因為疲勞而潰敗的風險。在懷疑和猶疑期間，正如媒體報道的那樣，談論和平并是以思考放棄抵抗，這是很正常的事。事實上，我們的敵人更加清楚他們需要和平，但是這個猶豫期同樣也是做重大決定的時刻。我們的上司人沒有花太長時間就知道了現如今的中國想要和平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對于我們的人民來說，和平的希望是極其渺茫的。是以我們的上司人在認真考慮了所有的困難和潛在可能性後，繼續我們抵制侵略者的政策，繼續抗戰。”
除此，别無他話。
不難發現，胡适演講的内容恰恰是自己對日主張由“和”到“戰”心路曆程的自白。短暫的懷疑、猶豫、絕望以至于談論和平是抗戰初期國民懷有的正常情緒，最重要的是在認清困難後堅定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在檔案文獻面前，胡适的信任危機自然化解。
不辱使命
“在那個特殊時期，有胡适代表中國活躍在美國的朝野，能夠赢得美國從官方到民間對中國的好感，而這對美國最終大力援助中國、與中國并肩抗擊日本，意義絕非很小。用今天的時髦話說，胡适展現的是一種‘軟實力’”。（王彬彬：《費城的鐘聲》，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
胡适以演講争取美國官方及民間的道義支援，為中國抗戰作出了貢獻。同時他或也因高強度的抗日演講導緻了心髒病發作，為二十多年後在“中研院”演講中心髒病突發猝死埋下禍根。
檔案文獻的重見天日揭開鮮為人知的胡适往事，“标題黨”與斷章取義的二手報道帶來的大麻煩讓病中的胡适仍“無地自由”（語出沈衛威），應付烏龍事件帶來的質疑與罵名。在友人李國欽的傾力證明下，胡适得以順利度過演講危機，今後桐油貸款、滇錫貸款的促成才有可能。直至戰事轉機的出現，胡适不辱使命。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