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思想。
這一思想，根源于上古先民出于農業生産需要而進行的觀象授時天文觀測實踐。以這一思想為基礎，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文明觀”“宗教觀”和“政治觀”。
春秋戰國之後，不同學派對“天人合一”做了截然不同的解讀。
現在，對古人的“天人合一”認知，存在着不少誤讀和歪解。這是需要正本清源的。
距今一萬年前，人類生活于舊石器時代末期。這個時候，全世界範圍内，三個地域發生了農業革命。中國是這三個農業革命發源地之一。最早可追溯到距今大約一萬五千年左右。
農耕，與氣候、時令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農業生産的需要，促使人們不得不關注天氣的變化及其規律。而這種“關注”，必然導緻最早的天文學的誕生。
《國語·周語上》載，虢文公谏宣王曰：“古者，太史順時脈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這是說，古時候，太史順應時令檢視土地，春天陽氣始興，盛大充盈，土氣發動，房星辰時位于天中，日月運作到營室，土地脈理就勃發了。
人類知識體系的形成，處于最基礎的地位的，非天文學莫屬，就因為對于天文的認知和規律的掌握，關乎人們最最基本的生産和生活。與天文學的誕生相配合，是數學的産生。
距今9000
年
——780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陶器上的“太陽紋”等裝飾畫，證明當時的古人已經對天文進行過相當時間的觀測并形成了一定認知；而那裡出土的骨笛，已具七聲、八聲音階，顯示這不僅僅是音樂方面最早的經驗性總結，而且，對“音律”的掌握，反映出古人在數學上的精細計算成就。
有足夠證據證明，距今7000
——
6500年之前，中國先民已經建立了最初的“時空體系”——對日月星辰運作規律及與确定時間、方位的關系。
中國古人，在創立最初的“時空體系”的同時，引發了對“天、地、人”三者關系的深刻思考。
原始天文學，不僅僅是人類古典科學的基礎與核心，而且成為“人文”思想的基礎與核心。
《周易·乾·文言》曰：“現龍在田，天下文明。”“現龍在田”，是《乾》卦九二爻辭。孔穎達《正義》雲：“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龍”的形象，後世人們曾經争論到底起源于何種動物。實際上，其真正所“象”的，是二十八宿東宮七宿中除去“箕宿”的六宿。甲骨文的“龍”字，恰好是東宮星宿的象形。
距今三四千年的時候，春天每當黃昏日落後，蒼龍星宿的龍角，即角宿，出現于東方。
《漢舊儀》雲：“龍星右角為天田”，“天田”，指“天田星”。
《說文·龍部》曰：“龍，
鱗蟲之長
，
能幽能明
能細能巨
能短能長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古人稱上述天象為“現龍在田”；并且，古人認為東方屬陽，是以又稱“陽氣在田”。這個時候，則要根據這樣的天象既行農事，方可“始生萬物”，享有豐年，并終緻天下有文章而愈光明。
簡言之，古人将天文天象作為“文明”之源，無可置疑。
《周易·贲·彖》雲：“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意是，陽剛和陰柔交錯構成天之文章。文明的極緻，是人間文化和制度，叫作“人文”。觀察上天顯示的文章與文明，可以知道四季變化規律。觀察人世間文化和制度，就知道如何教化整個天下。
從哲學角度說，這是古人根據天文天象的變化規律，深入思考其與人世間文化文明思想制度變與不變之關系的邏輯。
上述古人對“天、地、人”關系的思考，《禮記.禮運》以孔子之口吻，表述如下：“古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這是說，聖人制作法則，必定以天地為根本，以陰陽為啟動開端，以四時為操控把柄，以日和星為運作綱紀，以月為區分的衡量，以鬼神為協助的徒屬，以五行為運作的主幹，以禮義為操作的器具，以人之性情為耕作的田地，以四靈為禽畜的首領。
所謂“聖人作則” 具體來說，包括——從天神崇拜進而形成了“以祖配天”的祖先崇拜。天地孕生萬物，進而形成了“陰陽易變轉圜”的哲學觀。天神崇拜、以祖配天、陰陽易變，産生了最初的原始宗教。從對時空體系的認知，形成了獨特的陰陽與方位、四時想配合的都邑、宮室、茔域理論；進而形成了王畿、四方、國、邦等理念。
與之相适應，形成了奉天承運、“居中而治”的政治觀念，以及相配套的社稷、禮儀、祭祀詳盡程式和以德配天的道德觀念。
然而這一切，其實都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這就是“天人合一”。
關于“天人合一”，古籍中最早的記載是《堯典》。裡面說，帝堯任命羲氏和氏按照天象去認識日月星辰，把觀測天象所得的節令知識傳授給人民以定農時，便于人民按時耕作。還讓羲氏和氏制定曆法設定閏月。帝舜依天象以勤人事，觀察璇玑玉衡即北鬥七星的星象認識四時、節令、物候，以處理與民生有關的七項要政。帝舜還制定了祭祀天地祖先的各種禮儀。
從《堯典》開始，《尚書》中的記載，都顯示曆代君王是“替天行道”這一主旨。《臯陶谟》說，君王要以清新的意志昭受上帝之命，上帝就會申命賜予君王美好命運。《甘誓》載，成湯是奉上帝之命去誅滅罪過太多的夏王。《牧誓》雲，武王是奉行上天的旨意去對商纣進行懲罰。
總之，“天”有意志，主宰自然和人類，能夠賞善罰惡。而新興的君王，則是天神意志的執行人。
這種“天”與君王的關系，實際上是“神人相通”的關系。
春秋開始，“天人合一”命題逐漸學術化。
一種觀點認為，“天”即自然，“天道”即自然規律，以道家學說為代表。一種觀點認為，“天”是人類社會禮儀法規的最高依據，以儒家學說為代表。
關于“天人關系”，亦有不同的了解。
如，莊子以“天”為自然，主張“無以人滅天”，不贊成臧否典章制度、道德規範會影響“天人合一”。孟子則強調“天”的道德屬性，主張通過“盡心、知性、知天”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另辟蹊徑，認為“天行有常”，主張“制天命而用之”。
西漢，是“天人合一”觀點被神學化的時期。
主要以董仲舒為代表，提出“天人感應”學說，主張“天”能幹預人事，人的行為也能感應上天，以神學目的論來解釋“天人合一”。這種觀點影響深遠。
宋代，是“天人合一”讨論的另一個興盛時期。甚至可以說，這一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各派哲學家均借此闡發自己對世界統一性、主客體關系等問題的看法。
有代表性的觀點，如張載，以“太虛即氣”解釋“天人合一”的基礎。二程，則提出“天人合一”的基礎是“理”，“天、地、人隻一道也”。明清之交的王夫之，繼承了張載的觀點，認為“天人之蘊，一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