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爾維諾
1940年，也就是墨索裡尼決定站在德國一方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一年，卡爾維諾17歲，是他家鄉聖雷莫的一名高中生，看上去正當芳華。之是以說“看上去”，是因為早在兩年前大戰在即的時候，他就已經感覺到他的青春開始提前謝幕。戰争，改變了一切，也改變了卡爾維諾。好在當時西線戰事尚未波及到北部意大利，使他還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寫小說、寫詩、寫影評，并夢想成為劇作家，他的少年之作有的得以發表在《貝托爾多》《熱亞那日報》等報刊上，有的則一直塵封在自己的記憶深處。可是無論如何，在1940年代最初的一兩年裡，雖然卡爾維諾先後在都靈和佛羅倫薩與農學打交道，但是他對文學創作具有一種天然的熱情,并顯露出最初的才華。那麼，是怎樣的教育經曆塑造了當時的卡爾維諾呢？
卡爾維諾的父親是聖雷莫一個古老家族的園藝師，在中美洲生活20多年并周遊世界之後一直在祖居附近經營一家花藝工作室。母親畢業于自然科學專業，在帕維亞大學擔任植物學專業的助教。父母雙親雖然來自意大利氣候完全相反的兩個地方，但具有一緻的社會理想，他們都對甘地和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存在一定的好感，而且是堅定的親蘇人士。雖然家教森嚴，卡爾維諾也常常“反抗”，但他還是在後來的創作中不斷地深情回憶他的父親，在《聖約翰之路》中，他說，“父親走的路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深處，在一個人類的超凡世界裡開掘出來的道路”。父母雙親和殷實的家境塑造了卡爾維諾的童年，他後來回憶，“我的童年波瀾不驚，我生活在一個舒适又平靜的世界裡，我對于世界充滿多姿多彩和層出不窮的想象，卻對激烈的沖突毫無概念”。可以想見，“多姿多彩和層出不窮的想象”既來自卡爾維諾的童年生活，也來自父親講述的中美洲魔幻現實，而“對激烈的沖突毫無概念”後來則深深銘刻在他所有的創作中，即便他曾經在意大利北部參加過殘酷的叢林遊擊戰。當然，卡爾維諾早年也接受了良好的文學教育，他在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了英國作家吉蔔林的《叢林故事》，對之興趣盎然，小說中各種各樣的動物和卡爾維諾在父母身邊耳濡目染所知的豐富植物後來構成了他創作中奇幻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終其一生的童話書寫也能在吉蔔林的著作中找到若隐若現的源頭。此外，卡爾維諾也讀幽默雜志，比如《貝托爾多》《馬克·奧雷利歐》和《賽特貝洛》，有理由相信卡爾維諾小說中那種機智的幽默源自于此。
如果說走南闖北的園藝師父親、吉蔔林的《叢林故事》和耳濡目染的自然風物建構了卡爾維諾的童年和他最初的文學修養，那麼1940年代初期的閱讀和交往則在更深的層次上塑造了他。這就不得不提到蒙塔萊和維托裡尼。蒙塔萊是熱那亞人，20世紀意大利最傑出的隐逸派抒情詩人，197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卡爾維諾18歲時就已經通過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出版的《烏賊骨》和《境遇》了解蒙塔萊的詩，并能夠背誦其中的一部分，因為都來自于利古裡亞大區，是以卡爾維諾覺得從蒙塔萊那裡能夠讀到他們“共同家園的回憶”，他後來還在《為什麼讀經典》中專門分析了蒙塔萊的《也許有一天清晨》。維托裡尼出生在西西裡，後來遷居到佛羅倫薩，是20世紀意大利著名的小說家、翻譯家和文學評論家，也是外國文學譯介的先驅，為美國文學在意大利的傳播做出了很多貢獻，他的小說富有抒情氣息和象征意義。蒙塔萊和維托裡尼創作中的抒情性成為後來卡爾維諾小說比較重要的價值取向，從中可見對他的影響。除了文學創作家，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二人都是反法西斯主義者，在反法西斯運動高漲的年代裡，蒙塔萊曾積極投身抵抗運動，維托裡尼也在西班牙内戰之後投身政治運動，使他們對卡爾維諾的影響不僅止于文學。加之他當時的好朋友後來成為作家和政治家的埃烏傑尼奧·斯卡法裡引領他對文化和政治産生的持續性興趣，卡爾維諾除了鐘愛文學之外，同時在戰争年月對政治頗有興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1943年的意大利曆史使卡爾維諾的政治興趣逐漸轉變為政治觀念并加速了這種觀念的确立。他年初轉學到佛羅倫薩皇家大學農業與森林學院學習，7月聽說墨索裡尼被罷免和逮捕的消息之後回到故鄉聖雷莫，想不到墨索裡尼被黨衛軍的空降特種部隊從大薩索山山頂救走并再次“建立”“意大利社會共和國”，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卡爾維諾拒絕加入法西斯軍隊，開始東躲西藏，他後來回憶說，那段時間雖然孤獨，但他得以博覽群書，對他立志成為作家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有曆史學家和軍事史家認為1943年開始大戰進入了新階段，意大利的戰事為“新階段”提供了注腳，也改變了卡爾維諾的生活。
當時，卡爾維諾自認為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也越來越意識到在那樣一個重視行動的年代，共産黨人是最積極、最有組織的力量，尤其是當他知道當地的遊擊隊上司、共産黨員費裡齊·卡西奧内在1944年2月阿爾托山上與德國人的戰鬥中犧牲之後，他毅然加入了意大利共産黨，并成為遊擊隊員，投身遊擊戰争。在此過程中，卡爾維諾的母親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以自然公義和家庭美德為目标的抵抗中堅定、勇敢的榜樣”，這位強硬的反法西斯主義母親在面對作為人質長期被拘禁和丈夫被“黑色旅”三次假裝槍殺的時候表現出了尊嚴、堅定、智慧和隐忍，勸說兩個兒子參加遊擊隊武裝鬥争。于是，在濱海阿爾卑斯山的叢林中，卡爾維諾和16歲的弟弟過河入林，加入到遊擊隊和納粹最殘酷的戰鬥中，直到1945年戰争結束。30年後，卡爾維諾寫了一篇題為《一場戰争的回憶》的文章，用一種仿佛忘記又依稀能記住的方式回憶了1945年3月17日所參加的巴亞爾多戰役，其中不乏細節，比如當時的任務是，“一旦聽見進攻開始，就立刻切斷電話線，而且如果發現有法西斯士兵試圖逃到下面的田地裡，就封鎖道路，并時刻準備着，一接到指令，就爬上山坡進入城市，支援進攻”，可謂是“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
沒有什麼比20歲時就成為遊擊隊員并真真切切地參加戰鬥更能影響一個人了。遊擊隊員身份對于卡爾維諾的影響，之一是人性，在戰争中，卡爾維諾見識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和他們靈魂深處的膚淺與深刻、高尚與卑微；之二是政治，從軍期間，他更加堅定了對政治正義的信仰，成為更為積極的共産黨員；之三是精神，他在戰友身上看到的果敢、自豪、自得和寬宏，這些曆經戰争沉澱的厚重精神不但影響了卡爾維諾，也影響了經曆過戰争的一代人，如卡爾維諾所言，“我遭遇了牢獄之災和颠沛流離，多少次徘徊在生死邊緣。但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和積累的經驗感到滿意，甚至願意經曆更多”。更重要的是，人性、政治、精神和戰争一起成為卡爾維諾之後重要的文學素材被寫進他的小說中。此外，作為因佩裡亞省意大利共産黨的積極分子，他還為《民主之聲》《我們的戰鬥》《加裡波第人》等共産黨機關刊物撰寫文章。1945年9月，卡爾維諾進入都靈大學文學院學習，之後一直定居于此。
從1946年開始，卡爾維諾為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同時在《團結報》《文化縱覽》等刊物發表短篇小說，構成了《最後來的是烏鴉》的雛形。《最後來的是烏鴉》最早出版于1949年，比被認為是卡爾維諾長篇處女作的《通向蜘蛛巢的小徑》晚了兩年，但這部小說集中的很多短篇小說創作的時間都在1946到1947年，可以被看作作家戰後小說創作的最初嘗試。
在《最後來的是烏鴉》中，卡爾維諾的短篇小說大概包括兩方面的内容：童年和戰争。在《裝螃蟹的船》《被施了魔法的花園》《父傳子承》《懶兒子》《與一個牧羊人共進午餐》等小說中，呈現出的是以孩子為主體的童年樂趣。卡爾維諾無意講述關于童年的故事，而更多的是用語言和意象營造具體的場景，比如《荒地上的男人》中的父子倆打兔子，《被施了魔法的花園》中兩個小孩子“凝視”别人的生活，所建構的都類似是電影中某一個鏡頭而不強調故事的連續性，與其說作家是在講述故事，毋甯說是在錘煉語言。在關于語言和修辭的實驗中，自然景物描寫成為卡爾維諾建構情境的重要手段，香檸檬樹、馬蹄蓮、大麗花、蘑菇、螞蟻、龍舌蘭、桉樹、柿子樹、楊梅叢、蝴蝶、甲蟲、青蛙、蜥蜴、玻璃蛇、兔子、螃蟹、蜜蜂、蝸牛紛紛出現在他的筆下，營造出了安靜平和的氛圍。在《營房裡的焦慮》《去指揮部》《三個人中的一個仍活着》《雷區》《一個士兵的奇遇》等小說中，呈現出的是以人物為中心的戰争場景。卡爾維諾結合自己的經曆，将所見、所聞、所感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記錄下來，形成了早期短篇小說的另一個主題。比之于童年往事，卡爾維諾在以戰争為主題的創作中更偏重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常常在一篇短篇小說中刻畫出多個人物，而又能讓其各具特色，使活生生的形象躍然紙上。強調人物、弱化戰争成了小說的普遍性，很少能在小說中看到兩軍對峙和暴力的戰鬥場景，戰争隻作為人物的陪襯和背景存在。但也并不是說，卡爾維諾不思考戰争，相反，作家也時而在小說中讨論戰争的本質及意義，如《營房裡的焦慮》就涉及“戰争的結束和死亡，這兩個究竟哪一個會先來”這樣的問題，使卡爾維諾這個時期的小說充滿關于戰争觀念的思想性。
卡爾維諾最初的創作受到切薩雷·帕韋塞諸多鼓勵和幫助。帕韋塞出生在皮埃蒙特大區庫奈奧省，畢業于都靈大學文學系，爾後成為作家，後來也加入了意大利共産黨。他年長卡爾維諾15歲，戰後成為卡爾維諾最親密的朋友，也是卡爾維諾筆下的經典作家，不但是他很多小說的第一位讀者，而且還充當道德榜樣的角色，卡爾維諾曾說，“我每寫完一篇小說，都會跑到他那裡去，讓他來做我的讀者。在他去世後，我覺得，缺少了一位完美讀者的指點，我再也寫不出好的作品了”，可見帕韋塞對他的影響。也正是在帕韋塞和簡思羅·費拉塔的鼓勵下，他開始着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通向蜘蛛巢的小徑》。
用之後的曆史經驗回看《通向蜘蛛巢的小徑》，這部小說談不上是卡爾維諾的傑作，遠沒有1970年代的《看不見的城市》和《寒冬夜行人》那麼天馬行空，也沒有1950年代的《分成兩半的子爵》和《樹上的男爵》那麼奇妙精彩，然而作為初出茅廬的23歲作者的處女作，這部小說在當時已經顯現出相當的不尋常。小說以一個頑童為中心人物并以他的視點為邏輯出發點，講述的是主人公皮恩在二戰期間由市井潑皮小子成長為反法西斯遊擊隊員的故事，他先是偷了“德國水兵”的配槍被關進監獄，之後和“紅狼”一起成功越獄并加入到了遊擊隊，見識到了犧牲、行軍、戰鬥、背叛和逃亡，在故事中也穿插着性、英雄主義、戰争觀念等話題。總的來說，這是一部配得上作者後來名聲的小說，但卡爾維諾還是在1964年為新版小說寫了一篇長序，言之鑿鑿地反思自己17年前的創作。這篇序言既為讀者提供了作家對小說創作初衷和藝術的思考，又在時間距離中呈現出了作家本人思想的流動性。卡爾維諾認為當時之是以寫出這部小說，在政治上是源于“戰争剛剛結束時那種催人奮進的激情和鼓勵，覺得自己是戰争遺産的專有保管者”；在文學上是源于對當時流行的“新現實主義”有所回應并在此基礎上開拓新的小說寫作範式。但實際上作家也坦承這确實是一部“偶然”之作，是以當他從頑童寫開去之後才發現，要完成“從頑童故事到集體英雄史詩的跳躍”需要克服很多困難，其中必然會出現關于情節的瑕疵。此外，卡爾維諾也分析了他年輕時創作的幼稚病。比如，他認為當時将暴力、性和意識形态等主題強行混雜在文本深處，既為時尚早又不合時宜。再如，他覺得塑造遊擊隊員的方式也存在問題，“把這些人物的特征轉化為鬼臉面具，變成怪誕的角色，虛構他們明暗對照的往昔”，在多年之後也讓卡爾維諾深感内疚。
當然，悔其少作也許是每一位文章家都有的遺憾，是以并不能因為卡爾維諾的“内疚”和“幼稚”就否定前作，沒有《通向蜘蛛巢的小徑》，何來《我們的祖先》？何況，《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和《最後來的是烏鴉》從文學史上說是形成他文學風格的邏輯起點，正是1940年代的早期風格奠定了卡爾維諾的文學基礎。
首先，1940年代後期，卡爾維諾的童話筆調就已經開始形成。雖然他很早就讀到了《叢林故事》和《金銀島》，也開始有意識地模仿着進行文學創作，但是這種創作方式是完全自覺的，是以作家本人一開始并沒有發現自己創作中的童話色彩，是帕韋塞最早發現并同卡爾維諾談起了童話筆調，以至于自那之後卡爾維諾“開始注意并盡量确認它的定義”，逐漸形成風格。一方面，《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和《最後來的是烏鴉》中的小說很多都以孩童或少年為中心人物，以這種視角觀察世界，并運用誇張、比喻、反諷、陌生化等手法強化主人公對世界的不成熟了解，呈現出不一樣的世界，即便《通向蜘蛛巢的小徑》中的皮恩以大人自居，其叙事視角仍然是小孩子式的，以孩子和少年為中心的創作成為童話筆調的基點。另一方面，在這兩部小說中，卡爾維諾營造的情境都具有童話色彩，《最後來的是烏鴉》中動物和植物等自然書寫自不必言，就是《通向蜘蛛巢的小徑》這樣以人物和情節為中心的戰争小說也存在輕松的兒童情境，比如，“皮恩醒來時，從樹枝間望見零散的天空，亮得有點刺眼。天亮了，這是晴朗自由的一天，鳥兒在唱歌”；再如，“他們繼續走着，大人和孩子，在黑夜中，在螢火蟲飛舞中，手拉着手”，這樣的例子在他早期的小說中比比皆是，成為童話筆調形成的象征。
其次，在童話筆調的深處，潛藏的是卡爾維諾對曆史的喜劇書寫。戰争和死亡在客觀上都極為血腥和暴力，但童話筆調無形中遮蔽了這些相對殘酷的意象和情境，對卡爾維諾來說，作為戰争的勝利者，他并沒有在戰争中感到失敗、挫折和煎熬，是以才“集中筆墨，以壯麗而滑稽的風格去講述猶豫不決、失誤、誤傳，以及一個政治上毫無準備、沒有任何生活經驗、之前一直生活在家庭裡的年輕資本家遭遇的不幸”，是以在當時的小說中看不到危險、焦慮、抉擇和死亡。美國思想家海登·懷特在他的名著《元史學》中按照弗萊《批評的剖析》的邏輯将曆史的撰寫分為浪漫、悲劇、喜劇和諷刺等四種情節化模式，并認為人類在喜劇中“獲得征服其世界的短暫勝利，進而使人們保持着希望”，在懷特看來，喜劇是曆史書寫的方式之一。由此看開去，卡爾維諾恰恰正是用一種喜劇的方式書寫戰争和曆史，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早期的小說中常常出現誇張怪誕的表情、晦澀的鬼臉和幽暗的深層心理傷痕。巧合的是，作為文學體裁的童話也許并不全部都是喜劇，但至少不是悲劇，将這種溫暖、平和且帶有一點喜劇色彩的童話筆調與作者所經曆的苦難嵌于一體，所産生的無盡張力甚至可以說是卡爾維諾的畢生追求，《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和《最後來的是烏鴉》既是成人童話，又是曆史喜劇。
至于呈現成人童話和曆史喜劇的方式，更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概括。在卡爾維諾身後出版的《美國講稿》中，他用輕逸、速度、精确、形象鮮明、内容多樣、開頭與結尾概括說明優質小說需要具有詩學特征，實際也可以看作是他一生創作的總結。在這部講稿的開始部分，作者指出，“即将過去的這一千年是西方現代語言與文學發生與發展的一千年，現代文學充分利用了現代語言的表述功能、認知功能和幻想功能”。其實，早在1940年代後期，卡爾維諾的小說創作似乎已經開始遵循這種原則，純淨風趣的修辭格構成表述功能，理性溫情的曆史觀構成認知功能，複雜奇妙的想象力構成幻想功能。是以，在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盛行的1940年代，卡爾維諾已經悄悄“脫離”“新現實主義”，但他又不屬于任何新“主義”，甚至很難簡單用“後現代主義作家”概括卡爾維諾，他超離于20世紀文學自我表達的獨特性早在1940年代末期就已經開始形成。
《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出版之後大受歡迎，并獲得了裡喬内獎。那之後，卡爾維諾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負責新聞辦公室和廣告宣傳工作，直到1948年轉而為《團結報》都靈分社工作，也為《重生》撰稿，兼職為《卡裡尼亞諾先鋒報》戲劇專欄做編輯，并于1949年9月再次回到埃伊納烏迪出版社，負責“科學文學系列叢書”的編撰文學卷工作。這期間，卡爾維諾還和意大利戰後著名劇作家娜塔麗亞·金茲伯格一起北上斯特雷薩拜訪在那裡度假的海明威。海明威是卡爾維諾一直情有獨鐘的作家，吸引卡爾維諾的“是一種既是詩學上也是政治上的吸引力，一種想積極參加反法西斯主義的說不清的推動力”，即便海明威的小說在戰時意大利遭禁，卡爾維諾依然能夠找到偷運到意大利的外語版海明威“地下文學”，并以之為神。《喪鐘為誰而鳴》在卡爾維諾結束遊擊隊員生活的早期讓他“看見自己”，促使他把自己的遊擊隊生活轉化為小說的主題和語言。雖然1954年卡爾維諾也言及海明威文學創作的局限和缺點，但是他始終清醒地知道，“海明威對我曾經意味着什麼，以及現在他是什麼；是什麼使我遠離他，以及我繼續在他的作品而不是在别人的作品裡發現了什麼”。
去拜訪海明威的時候，卡爾維諾還并不能被看作是重要的小說家，他1949年完成的《白帆》就沒有出版，隻好把内中的情節拆分開來植入到之後創作的諸多小說中。但是1940年代的所有積澱已經開始塑造卡爾維諾，《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和《最後來的是烏鴉》恰然就是明證，二者是卡爾維諾過去十年人生和創作的總結，作為遊擊隊員的他被寫進小說，作為作者的他寫出了無盡的往昔。從遊擊隊員到《最後來的是烏鴉》的作者，卡爾維諾完成了從政治人到文學人身份的過渡與轉換，如果沒有1940年代的生活與文學積澱，卡爾維諾的文學道路恐怕會是另外的樣子。然而曆史沒有假設，《最後來的是烏鴉》在1949年順利出版之後，時間、曆史和卡爾維諾一起來到19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