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爾維諾
1950年，伊塔洛·卡爾維諾已經寫出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和《最後來的是烏鴉》，然而他似乎并沒有多麼想成為作家。即便第一部長篇小說當時就賣掉了6000冊并産生了很大影響，他依舊甘于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踏踏實實地從事編輯工作，甚至并沒有專心緻志地寫小說。他後來的創作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51年寫出了一部并不算長的長篇小說《分成兩半的子爵》和幾部短篇小說之後，卡爾維諾把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搜集、整理、研究關于《意大利童話》的資料上，編書就用了前後兩年的時間，之後才“潛心”從事創作。
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由朱利歐·埃伊納烏迪創辦于1933年，至今仍然是意大利非常權威的出版公司之一，90年來出版了諸多世界範圍内圍繞文學、曆史、藝術和宗教的經典之作。這個出版社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強的反法西斯主義傾向，吸引了當時很多文化界左派人士的加入，其中包括雷翁内·金斯堡和馬西莫·米拉等人，很快就成為意大利文化、哲學、曆史研究和出版的重鎮。及至戰後，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已經活躍在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很多城市，當時，米蘭的編輯部委托給意大利著名作家埃利奧·維托裡尼，而羅馬和都靈的編輯部則由切薩雷·帕韋塞全權負責。
切薩雷·帕韋塞
帕韋塞是誰，似乎已經不是一個問題。這位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1908年出生在皮埃蒙特大區庫内奧省的一個村莊裡，6歲的時候父親離世，母親也開始很少過問他的生活，帕韋塞不得不與姐姐相依為命，并感受到了與生俱來的孤獨。即便如此，他依舊熱愛故鄉，後來到都靈上大學的時候，每個暑假都會回到鄉下體味鄉村生活，他認為那裡才是他真正的“根”。1932大學畢業後，帕韋塞開始擔任《文化》雜志的編輯并一直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包括笛福、狄更斯、麥爾維爾、喬伊斯、福克納、海明威和斯坦貝克等文學家的作品，不但使很多意大利人第一次讀到英國文學經典，也無形中促進了意大利對世界文學的借鑒、吸收及本國文學的發展，憑借這些，帕韋塞也獲得了翻譯家的身份。1935年，當局查封《文化》時發現了帕韋塞和共産黨地下組織的通信，于是将他關進監獄，三年之後他又被流放到亞平甯半島最南部的卡拉布裡亞大區布蘭卡萊奧内勞改監獄，在這座面朝大海的監獄裡，帕韋塞靠寫詩打發掉10個月的時間，這些詩後來被收在他的第一部詩集《艱難之活》中。出獄之後，帕韋塞先是應征入伍，卻因為哮喘病發作在一座軍醫院度過半年的時光，後來因為意大利對英美停戰而加入了遊擊隊，參加都靈附近德占區的抵抗運動，直到戰争結束。戰争使他在政治上越來越相信意共，并在戰後加入了共産黨。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同樣是共産黨員的卡爾維諾并與之成為莫逆之交。早在1944年，卡爾維諾就加入了共産黨，戰後在都靈大學求學之後長居都靈。1947年，卡爾維諾來到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負責新聞辦公室和廣告宣傳工作，第二年轉而為《團結報》都靈分社工作，因為對這份工作不甚滿意，是以1949年又回到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并在之後的所有歲月中與之保持着極為密切的聯系。這期間，卡爾維諾獲得了許多帕韋塞無私的關懷。在帕韋塞的幫助下，卡爾維諾在《阿蕾杜莎》上發表了小說《兵營之苦》，又在他的鼓勵下僅用20天的時間完成了長篇小說處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徑》，雖然在參加蒙大多利的一次青年作家比賽時被簡思羅·費拉塔淘汰，但卻還是被帕韋塞推薦給了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收在“珊瑚”叢書中，還獲得了裡喬内獎。
當然，帕韋塞對卡爾維諾最重要的幫助還是将他請回了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并一直留在那。1950年，卡爾維諾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重返埃伊納烏迪之後負責編撰“科學文學系列叢書”的文學卷，這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影響極大。當時，“叢書”被分為“紅色系列”和“灰色系列”，前者涉及科學、社會、藝術等領域，比如出版了達爾文、愛因斯坦和牛頓等科學家的傳記，和《意大利的教會與國家》《列甯與俄國革命》《藝術社會史》等著作；後者則集中于文學領域，由卡爾維諾親自操刀篩選出版的範圍和題材，其中既包括莎士比亞的經典戲劇，也囊括了19世紀初期普希金的《黑桃皇後》《葉甫蓋尼·奧涅金》和狄更斯的《艱難時世》，還有吉蔔林的《勇敢的船長》和康拉德的《金箭》。雖然編輯部不是卡爾維諾一個人的天下，但作為專門負責人，從這個書目至少能夠看到是卡爾維諾的個人偏好與當時出版意識形态折衷但不妥協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在戰後意大利的1950年，經由埃伊納烏迪出版社面世的這些世界文學經典幾乎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被包括卡爾維諾在内的意大利讀者閱讀，對于卡爾維諾來說，“灰色系列”既是出版工作，又是文學給養，其中的很多作品對他後來的創作都有影響，在《康拉德的船長》中，他曾坦言康拉德的作品和司湯達一樣是他的手邊書。
除了卡爾維諾，維托裡尼和帕韋塞對這套叢書也十分重視，他們一起設計叢書封面的折頁和卡片。對此，卡爾維諾樂在其中，他自己說，“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奉獻給編輯工作，編的都是别人的書，而不是用來寫我自己的書。我對此很滿意，因為出版業在意大利如此重要，并且我所工作的出版社為意大利其他出版同行樹立了榜樣，這不是一件小事。”就在卡爾維諾盼望着能夠和帕韋塞一起合作出版更多名著的時候，他的朋友卻在都靈的一間旅館裡服下了過量安眠藥不治身亡，作為意大利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和知識分子，帕韋塞的生命永遠定格在1950年8月27日。
在帕韋塞身邊的遺書中，詩人寫道，“我原諒了每一個人，也請每一個人原諒我，是的，請你們不要過多地議論我”，然而雖然沒人真正知道帕韋塞自殺的原因，但是這封如詩般的絕唱卻并沒能阻止人們議論紛紛。輿論普遍認為，是他與美國女明星康斯坦絲·道靈戀愛的破裂直接加速了他的選擇，因為道靈的身份，這件事情持續發酵，給帕韋塞帶來了難以承受的壓力并選擇走向死亡。其實，與其說戀愛失敗直接促成了帕韋塞的自殺，毋甯說作為“事件”的分手隻是他半生孤獨的一個“燃點”而已。很小的時候就沒有了父親，又缺乏足夠的母愛，使帕韋塞在少年時代就充滿感傷氣質，雖然在文學上收獲了很多，卻經曆了因言獲罪、被迫流放、疾病纏身、密林擊戰，哪一個不是艱難生活呢？帕韋塞在自殺前幾天寫給卡爾維諾的信中作如是說，“您在我書中發現的那種對過去平靜生活的回憶和思戀，是以我清苦的一生為代價而換得的，為此，今天我暈倒在地上了。”看上去，似乎在帕韋塞那裡，卡爾維諾也并沒有完全了解他的“清苦”。于是，孤獨走向自閉，憂郁終成抑郁，生命來到盡頭，誠如他自己的詩中所言，“這個男人回到家裡，隻能孤枕難眠地獨自歎息”。
對于帕韋塞的死，卡爾維諾相當悲傷。在1950年9月3日給伊薩的信中，他不無深情地說，“帕韋塞不但是我最喜歡的作家和最好的朋友之一，是我多年來的同僚，是每天都和我交談的人，而且還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我之是以是現在的我，都是因為有他，他對我成為作家至關重要，是他一直指導、鼓勵并肯定我的工作，是他影響了我的思維方式和品位，甚至影響了我的生活習慣和态度。”同樣是在這封信中，卡爾維諾也回答了“他為什麼要自殺”這個問題，孤獨、絕望和對生活的不滿都是卡爾維諾能夠想到的理由，但他仍然相信帕韋塞的堅定。即便多年之後，卡爾維諾依然對帕韋塞以這樣的方式突然離開表示震驚，“在我與他相識的這些年裡，他從未有過自殺的念頭，可是他的其他老朋友都知道他之前存在着這種念頭。是以我對他的印象出現了偏差。我認為他是一位堅定、頑強，對工作充滿熱忱又十分可靠的人。帕韋塞去世之後，通過他的自殺，以及日記中對于愛情和絕望的呼喊，我才發現了他的另一面。”他們的悲歡并不相通，卻不影響卡爾維諾懷揣一顆感恩的心對帕韋塞的文學和人格無限推崇。在帕韋塞去世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卡爾維諾都會不知疲倦地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和文章中提起他的摯友，比如在《獅子的骨髓》《當今意大利小說的三個流派》《異鄉人在都靈》《分成兩半的共産黨員》和《通向蜘蛛巢的小徑》1964年版序言等一系列文章和訪談中，卡爾維諾對帕韋塞的回憶、懷念、推介都可謂不遺餘力。
其中，《帕韋塞：存在與創作》可以算是集大成者。1960年，米蘭文化之家舉辦了帕韋塞去世紀念會，卡爾維諾寫了這篇文章，懷念他故去十年的導師。在文章的開始部分，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帕韋塞基于道德與創作雙重次元的人生，後來人漸漸從詩人的作品中看出了關于孤獨和痛苦的象征，但卡爾維諾依然堅信帕韋塞勤奮、準确、堅韌，“他的道德，他的‘風格’，對于他來說并非抵禦痛苦的外在盔甲，而是内心堅硬的殼，能夠把爐火般的痛苦裝在裡面”。卡爾維諾繼而将帕韋塞與紀德的生命意識做了比較，認為紀德将個體沉浸在流動的生命中，而帕韋塞則将消耗掉的生命轉移到作品和曆史之中，在一個不需要将生存與曆史道德相結合的時代，帕韋塞的文學影響越來越小，隻能依靠未來某個時刻對他的重新發現與了解确認他的文學和曆史地位。卡爾維諾也提醒讀者，要關注帕韋塞的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周邊，尤其是小說，因為“帕韋塞的九部篇幅較短的小說，構成了當今意大利最為濃重、也最具戲劇性和一緻性的系列作品”，《山間小屋》《山上的魔鬼》《唯在女人間》等小說中呈現出意味深長的“内在原因”，是“當今世界文學中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價值”。
為了解釋所謂“内在原因”，卡爾維諾後來又寫了一篇題為《帕韋塞與人祭》的文章，圍繞《月亮與篝火》讨論帕韋塞小說中“隐藏的主題”，認為這部看上去沉默寡言又輕描淡寫的小說實際上充滿了關于人種學、神話學、宿命論的隐喻和象征，正是這些隐喻和象征使小說家産生了不容易被覺察和挖掘的豐富性。《帕韋塞與人祭》隻是一篇短文，但卻意義重大，因為它後來被收錄在卡爾維諾的名作《為什麼讀經典》中，帕韋塞與博爾赫斯、海明威、福樓拜、巴爾紮克和伏爾泰等30位作家一起，成為卡爾維諾心目中永恒的經典作家。在距離作家相對短的“曆史時間”裡，卡爾維諾就将帕韋塞與狄更斯和托爾斯泰們并置于同一個經典文學圈層，不禁使人産生這樣的問題：卡爾維諾對帕韋塞如此這般評價之高，是出于他與這位良師益友的情義還是出于作為文學批評家本能的洞見？
需要明确的是，即便沒有卡爾維諾，帕韋塞在20世紀意大利文學史上也舉足輕重。作為翻譯家，他的英美文學譯介為1920-1930年代死氣沉沉的意大利文壇注入了新的活力，所譯梅爾維爾的《白鲸》至今仍是意大利讀者的首選譯本，更不必說這些作品對當時青年創作家的影響了；作為詩人，他身前身後分别出版了《艱難之活》《不滿之詩》和《最後的憂傷》，孤獨、女人、童年、政治、憂傷成為他詩歌的主題關鍵詞，從中既能看到他的痛苦，也能看到他對痛苦的反抗；作為小說家，從1940年代早期開始就創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說，如《你的家鄉》《海灘》《同志》《雞鳴之前》等，此外，他還創作了長篇小說《月亮與篝火》并憑此獲得了意大利文學最高榮譽斯特雷加文學獎；作為文學批評家，他在1930年代初期一邊譯書一邊撰寫關于譯著的文學評論，後來結集為《美國文學、獨幕喜劇文與評論》，完成了美國文學在意大利的最早譯介與傳播。帕韋塞的這幾重身份和以身份為中心的貢獻完全可以使他站在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意大利文學的前列了，更何況卡爾維諾對其推崇備至。換句話說，帕韋塞的文學史地位，一方面來自他自身的文學創作及其價值與影響，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卡爾維諾對他的“提升”。
同樣，帕韋塞也“提升”了卡爾維諾，如果沒有帕韋塞，卡爾維諾甚至不會成為後來的卡爾維諾。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帕韋塞在文學上一直是卡爾維諾的引路人。他不但鼓勵卡爾維諾的小說創作，而且永遠都是卡爾維諾的第一位讀者；他不但把卡爾維諾的小說推薦給出版社，而且還把當時意大利最重要的哲學學者和曆史學者推薦給卡爾維諾。更重要的是，帕韋塞獨具慧眼地看到了卡爾維諾的文學喜好，卡爾維諾後來回憶說，“是帕韋塞第一個向我談起我作品中的童話筆調，在這之前我尚未意識到這一點，從那以後我開始注意并盡量确認它的意義。我的文學道路開始顯現出來，現在我發現，一切元素都已包含在那最初的開始中。”由後來的文學史可知，帕韋塞在無意之間“規定”了卡爾維諾的創作路線。其次，有理由相信，卡爾維諾來到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或多或少與帕韋塞有關，而1940年代末期作為出版社主管的帕韋塞至少保證了卡爾維諾工作的穩定性，正是在此，卡爾維諾第一次接觸到了世界範圍内科學和文學的前沿話題，了解到世界和文學的“當代”模樣，也第一次接觸到了朱利奧·保拉迪、保羅·博裡基耶利、達尼埃萊·彭其羅裡等意大利現代知識人，群賢畢至，少長鹹集。這些見識都使卡爾維諾迅速成長起來，并積累了極為寶貴的文學閱讀經驗。再次，卡爾維諾不止一次地強調，帕韋塞影響了他的道德、品位、習慣和态度，乍看上去，他們完全是兩個類型的作家，一個充滿了頹廢主義，另一個像是兒童文學家，卡爾維諾并沒有辦法了解帕韋塞遺書和日記中的那種清苦和痛苦，但是卡爾維諾骨子裡的勤奮、準确、睿智和清晰，至少有一部分來自帕韋塞和他的人格，這更為重要。
1950年，27歲的卡爾維諾送别了42歲的帕韋塞。很難想象相差15歲隻相識五年的兩個人能夠保持那麼純粹、真摯、親密的友誼，但事實就是如此。抛卻帕韋塞的離去，1950年對于卡爾維諾來說是極為平常的一年，他一心一意地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閑下來就讀讀莫泊桑、托馬斯·曼和海明威，偶爾給《文化與現實》撰稿，但并沒有繼續寫小說。這些與未來有關的積澱看上去都與帕韋塞無關，卻又處處離不開帕韋塞的影響。也許對于卡爾維諾來說，這是充滿悲傷的一年，無論如何，帕韋塞的死都深深改變了他，在給伊薩的信中，他發願要重新認識生活并從中尋找興趣，曆史證明了他的勇敢。可是即便1950年的卡爾維諾本人也不知道他之後會給意大利和全世界帶來什麼，懷揣着那些當時似是而非又被後來不斷确證的理想，卡爾維諾來到他的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