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繼儒，字仲醇，号眉公，自稱清懶居士，松江府華亭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其人博覽群書，著述頗豐，作品風格鮮明，被廣為傳頌。
陳繼儒生性灑脫、不拘禮法，一生淡泊名利。早年為諸生，後因科舉不第，感歎“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決棄仕途，乃“取儒衣冠焚棄之”，棄絕科舉，隐居東佘山，靜讀茅屋涵養心境，閑看庭前花開花落。
但與此同時，陳繼儒友遍天下且憂國憂民，可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書寫了雖為隐士卻非“等閑人”的精彩人生故事。
隐山林，名在外——
陳繼儒所處的年代，朝廷上下派系間争權奪利、互相傾軋。權力之争與利益之奪，讓陳繼儒避而遠之、歸隐山林、修身養性。
據史書及相關作品記載，陳繼儒隐居山林，聽泉試茶、讀書品畫、采藥戲魚，感受生活的甯靜，感應天然之正氣，盡享“湖上扁舟酒一瓢，蘆花影裡衣雲遙”之意境，又可以“手持斑竹鋤頭，睡起删花理草”，在山居閑适中體味世俗生活。
陳繼儒雖幽居山林，卻并非與世隔絕，更不是隐于人迹的“山人”。他不是隻讀“聖賢之書”、不聞“窗外之事”，而常憂“國事之似定而實搖，言路之似通而實塞”。面對蘇松地區的水災，陳繼儒上書大學士，請求朝廷緊急應對，以穩時局。
但總體上，陳繼儒無官俸之收入，又不善于農耕，過得甚是清貧。正如他自己所言：“古隐者多躬耕，餘筋骨薄，一不能；多弋釣，餘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餘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餘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
為解決生計問題，陳繼儒曾嘗試在歸隐處設館講學，生活逐漸得到改善。由于陳繼儒才華過人，雖身居山林卻聲名遠播，征請詩文者接連不斷，登山拜訪之人絡繹不絕，其中不乏權貴之人。
史書記載，陳繼儒與當地官員保持着良好的關系，并積極參與地方事務。他的一些真知灼見，為世人所傳頌。比如，他在《安得長者言》中說，治國家有二言：忙時閑做，閑時忙做，“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興趣廣，著述豐——
陳繼儒雖為隐士，但絕非等閑之人，而是晚明社會文化界的一塊“招牌”。他興趣廣泛、筆耕不辍，在著書、繪畫、書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例如，陳繼儒是“松江畫派”的創始者之一，畫風自然閑适、意态空靈、清雅平淡，于自然之中見神奇。他以墨梅、松竹和山水見長，傳世作品有《梅竹雙清圖》《霧村圖》《江村雲樹》《梅花圖》《潇湘煙雨圖》《秋水垂釣圖》等。
在書法風格上，陳繼儒師法蘇轼、米芾和黃庭堅等人，變中求通，集衆人之長，自成一格，講究“肥瘦适均”“神意俱全”以及“援書入畫”。他的書法作品深得人們喜愛，甚至出現了“得其片紙隻字，如獲百兩”的情況。
此外，陳繼儒還編寫筆記，内容涉及掌故和譜錄等，并撰寫史書，編修《松江府志》。
《小窗幽記》作為陳繼儒的代表作，是一本富含哲理的清言獨幕喜劇文集。全書共分十二卷，每卷獨立成篇，分别題名為“醒、情、峭、靈、素、景、韻、奇、绮、豪、法、倩”，脈絡清晰，主題鮮明，“洩天地之秘笈，撷經史之菁華”，以哲人式超脫诠釋處世之睿智，視物之冷隽，促人之警醒，卻又不失生活情趣。
對今人而言，面對世事困擾，《小窗幽記》仍不失為一劑心靈慰藉之良方。
廣交友，傾神遊——
陳繼儒交友甚廣，交友對象主要有士人、僧侶、隐士和商人等。他處世圓通，沒有狂姿傲态，沒有嫌貧愛富之意，也沒有被世俗觀念所左右，強調“居不必無惡鄰，會不必無損友，惟在自持者兩得之”。
在朋友們眼中，陳繼儒性情随和，談笑間顯人格魅力，舉止處展處世高明。他既懂得“著述家切弗批駁先賢，但當拈己之是，不必證人之非”，更明白“留三分正經以度生， 留七分癡呆以防死”。
王衡、徐霞客、李日華等，是陳繼儒的家中常客，來往甚密。徐霞客與陳繼儒雖然相識較晚，年齡相差較大，但他們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交”。徐霞客本名為“弘祖”，“霞客”乃陳繼儒後來所送，以稱贊其“志在煙霞”。
在陳繼儒的最初印象中，徐霞客“墨顴雲齒，長六尺，望之如枯通道人，有寝處山澤間儀，而實内腴，多膽骨。與之談，磊落嵯峨，皆奇遊險絕事，其足迹半錯天下矣”。
陳繼儒對徐霞客探險之毅力佩服之至，在生活上也給他提供了許多幫助。比如，為徐霞客探訪雞足山，特寄信雲南名士，希望對方能給予關照。後來，陳繼儒年事已高、極少會客，但面對徐霞客的來訪，總是欣然“複出，挽手入林，飲到深夜”。
棄仕途，憂黎民——
陳繼儒雖未有一官半職，卻“以布衣奔走一世”。他曾寫下《救荒煮粥事宜》《修橋梁道路條》《複陶太守救荒書》等文章，呼籲減輕百姓負擔；針對流寇猖獗，提出應對之策和治理之法。
晚明時期，松江地區水旱災害頻發。陳繼儒通過多種途徑把受災情況反映給地方和朝廷，主張“田主赈災佃戶”。同時，他還慷慨解囊，捐錢施粥。
據史料記載，陳繼儒也曾多次被朝中官員舉薦，其品性和才華也逐漸引起朝廷重視，皇帝還屢召征用，但都被他婉言謝絕，認為自己“某一介草茅也，師友不多，見聞不确，何敢以草茅意安攘大計”。
總之，陳繼儒一生歸隐，卻隐而不閑。他的閑逸之态并非無所事事，而透露着淡定與從容，展現了對生活的透悟與踐行，可謂文以載道、精于世事，“履脫名利”又體恤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