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同濟大學“紅樓”照片，由田念慈、沈靜貞、宋志良、LOFT、章華明等諸位人士提供，謹緻謝意。
近日承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四位年輕老師見訪。自做同濟學生報，經曆了七十多年漫長歲月，自然也經曆了其間人事代謝、紛纭莫測、大大小小的人世百态之後，能在我的暮年，有幸見到來自母校新一代的師長，談談天，請教一些問題。其歡愉之情，一時真難以言說。
一件件久已塵封的往事，似乎打開了閘門一下子湧現到眼前。
我是在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下半年進國立同濟大學新建立的文學院中文系的。文學院共設定三個系：中文系、哲學系、外文系。
同時設立的還有法學院。因陋就簡，兩座學院就分别擠在北四川路底，江灣路邊今複興中學内的那一塊校園裡。文學院的教學樓，就是那一幢虹口公園前，江灣路一側，面對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紅樓（下圖）。法學院則設在紅樓南邊，一幢灰色大樓内。紅樓東的空地上，有一幢上鋪紅瓦、奶黃色的小平房，住着郭紹虞、牟潤孫等教授，以及當時還很年輕的教授哲學的馮寶麐（後名馮契）先生。
由此向東，眼前是緊貼着甜愛路的一排簡陋的平房，三四間光景。其中一間，就是同濟大學文學院男生宿舍，擠着十幾張橫七豎八的疊鋪鐵床，光線黯淡、空氣混濁，日日夜夜亮着黯黯黃黃、使人壓抑的燈光。晚上門外邊放置一木桶，供同學解手用。北鄰一大間是中文系圖書館，放着一些諸子百家之類的書；另有幾份報紙。大部圖書，隻見經過捆紮，堆置一邊，無法打開，一位名叫陳小松的老先生管理這份工作。同學們似極少跨入這座圖書館的門。倒是走出校門幾步路，内山書店舊址，由“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開辦了“自由出版社”，它的書架上有林林總總的書，是以成為我們常年光顧之地，從中擷取新知舊識。
住在這樣一間簡陋的宿舍裡，深刻難忘的是那條如此難得的幽靜的甜愛路。晚間從窗外偶然可以看到一二對少男少女，親密地徘徊其間。有時，也可以聽到悠悠的吹奏口琴的聲音，在靜靜的有月光的夜晚，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遐思綿綿？
太殺風景的，是我們的左鄰，住着一批警備司令部的勤務兵。整日間進進出出、熙熙攘攘，破壞了校園的甯靜，使人感到一種莫可奈何的别扭。總之，此時此地，無可言說！
說來慚愧，在艱苦的抗戰期間，我隻斷斷續續讀到了國中畢業。我是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同濟的。名落孫山，似乎也是必然的事。但，人即使處于無望中，有時也會懷有一種對命運之神的不屈服的強烈願望。
這個時候，我就想到了柯靈先生，也隻有求助于柯靈先生。早在一二年前，我這個才十六七歲的很稚幼的孩子，就已往他編的《文彙報·世紀風》和《中央日報·文綜》投寄稿件。也曾專程跑到上海，面見過他。當時，他也才三十歲光景。在八仙橋畔，上海出版公司編輯部，他給我介紹了身旁的唐弢先生和他的外甥阿湛。他還給我寫來了一封封熱情洋溢的信。
香還先生：
《喇嘛僧》收到了。《大家》一時恐怕不會出，是以仍發表在《文綜》裡了。《大家》其實我隻挂名，因為出版家是熟人，情不可卻，是以由他們做着這一類不大合适的事。如果決定出版，我會寫信請你寫稿的。
大作頗有風緻，毛病是太浮，似乎可以從着實處走。《文綜》渴需稿，希望你能多寫，經常寄給我。《周報》以後也想要點短文章，但要言之有物的，太空洞浮泛的抒情之作不大合适，你願意試試嗎？我不大去《中央日報》，以後通訊寄稿，請直接寄《周報》。
《文綜》的稿費到了沒有？早囑辦事人寄了。曾經接到你的信，問《世紀風》的稿費，當時因為丢了你的通訊處，無法寄奉，現在檢出，為時過久，隻剩了一點點小數目，抱歉得很。彙寄起來麻煩，現姑就信内冒險一寄。候複。
柯靈 上 五月五日
我現在已不編《世紀風》了。
香還兄：
示悉。五月份稿費迄今未寄，殊出意外，辦事人疏忽至此，真堪痛恨。當即查詢寄奉不誤。
前信囑寄拙影，以事忙未複。弟奇懶，數年未單獨攝影，近遊富春江，有友人為攝一幀，又系“海内孤本”，未克奉贈，歉歉。
近所忙何事？《文綜》久未得稿，念念。近文彙又辟一文藝副刊《筆會》，為唐弢所編，亦頗需稿，暇時請多寫作，勿令硯田久荒也。稿可寄《周報》弟收，《中央日報》弟不常去，信易失誤耳。匆候
文安
柯靈 上
《周報》新址：上海西藏南路26号
本文作者張香還先生自1945年12月起就開始在文彙報上發表文章，圖為1946年8月23日筆會版刊發的《王爺》（圖中）
柯靈先生随即給同濟中文系主任郭紹虞先生去了信，也随即得到了回音。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内，郭紹虞先生竟為了我讀書的事，百忙中給我寫來了四封信。
這是一封特用挂号寄出的信。
香還兄：來書誦悉。校中事務紛煩，似尚未有頭緒。試讀一事，尚未見會議。虞意如試讀不成，可改旁聽，不過旁聽後來年須再經入學考試，且所習功課不能承認，以後仍須複習耳。如此又須吃虧一年。總之，酌量情形似得當，再行奉報。《燕京學報》上次回來時并未挈帶南來。好在此文已收入《文學批評史》下冊中間。此書已排印完事，不日即可裝訂出版，仍由商務印書館印刷。現時同濟已于十二月一日開學，但正式上課尚無确期。新生注冊大約在十日左右。一俟定有确期，當又在報端披露。虞意中文系中申請求試讀者過多，而定額甚少，恐無希望。旁聽或有辦法，如願旁聽，可于十日左右來滬。耑複，即頌
學祉
郭紹虞敬啟 十二月四日
半個月後，郭紹虞先生又寄來了一封信。這是一封報告我正式獲得試讀生資格“好消息”的信。
香還兄：前夜别後，途次如何為念。關于試讀事，頃已會議通過。日内正在辦理新生注冊（試讀生或稍後），能來滬與校方先行接洽亦好。試讀核準，住宿問題當亦可以商量。即頌
紹虞 十二月廿日
接到這樣的信，自然高興萬分。我即草草掮上一個鋪蓋卷，坐上三個多鐘點的蒸汽火車，很早趕到了學校。
正式上課是等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的。到終于開始上課那天，文學院首屆一年級學生，總共才三十人不到。計中文系十二人，哲學系八人，外文系（德文專業）約六人。
去紅樓上課，必先看到屬于紅樓建築附屬的那一幢紅色小平屋，這是女生宿舍。進大樓，一個大樓管理人員，叫做“鮑爾登”的德國漢子，正站在那裡。
中文系在三樓。文學院教授除了郭紹虞、牟潤孫、楊一之、陳铨、馮寶麐等之外，大多兼職。
有來自複旦大學教授語音學與大學英文的李振麟和索天章，教授莎士比亞的東吳大學的張雲谷，教授外國文學作品選的早期創造社詩人、翻譯家穆木天，教授新文藝習作的許傑。上海市立博物館的蔣大沂，教授文字學；還有是西洋史，由《新聞報》的一位先生任教。
至今沒法忘記的是，在中國通史課上，牟潤孫那一口響亮的京片子。一襲絲質的大褂裹着那微微發胖的身子。第一課，他自我介紹是史學大家陳垣的學生。那種上課時的滔滔不絕，一絲不苟引經據典，使人相信，他确然是出自史學大師之門的一位出色高足。
李振麟則西裝革履，做過清華大學助教，才從英國回來。作為語音學專家，一口倫敦英語，口腔的運用，自是不同凡響。大學英文，選用的是西南聯大陳福田編的那個本子。其中英國散文大家毛姆記述辜鴻銘的那篇散文，讓拖着長長辮子的古怪福建老頭，至今似還在心頭。
那一位在德國留學期間，曾被納粹希特勒拘捕過的，研究黑格爾和翻譯黑格爾的大家楊一之，終年穿着青布大褂，臉色青青的，沒一點血色。上他的課，得思想充分集中。哲學家确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思維模式。它的晦澀難懂，也似事出必然。
馮寶麐（馮契）先生，同時給我們開了倫理學等幾門課。叫人佩服的是，他從不看講稿，但目光很少接觸大家。聲音不高不低，似乎始終小心地限制在一個平平穩穩的水準上。這模樣，就像一個正在老師面前背書的國小生，當年也才三十光景。
郭紹虞給我們講中國文學史和大學國文。他自是一位飽學之士，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大家。尤其是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一部扛鼎之作。他同時又是五四時期，十幾個新詩開拓者之一。他的書法，自屬一家。可惜的是，他不善言談。大學國文用的是他自編的《學文示例》。這本著作采用了有代表性的各體古文、現代文，有代表性的譯文，進行分類比較評析，很有特色。
許傑先生是位很随和的人。他任教新文藝習作，自是揚其所長。那一年暑假，又是一個炎炎的大伏天，正在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兼課的他，跑到我位于潘儒巷的家，坐了一會。然後還有兩個同學一起，三人陪着他，從蘇州臨頓路自北朝南，一路走來，到達滄浪亭。在這座最古老的園林裡，師徒四人，徜徉在水池邊的一山一石之間。來一點“思古之幽情”，卻赢得了片刻的心靈愉悅，這是一件不易忘記的事。
上張雲谷教授的莎士比亞課，不知為什麼，我會想到果戈理筆下的乞乞科夫。他有點大腹便便。在國中時代隻讀了林漢達編的那本《模範國中英語課本》的我，聽他講“莎士比亞”，吃力可知。對于莎士比亞，我僅僅看過梁實秋翻譯的《威尼斯商人》。後來我知道，張雲谷先生除了研究莎士比亞，還多才多藝，既擅長清代高其佩那樣的指頭畫，又是大陸早期油畫開創者之一。
在這期間，說來好笑，我這個不懂德文的人，還跑進外文系教室，聽了陳铨教授的課。隻是想見一見這位創作了劇本《野玫瑰》，名噪一時，又是國内唯一的日耳曼史專家的人。他矮矮的身材，圓圓的臉上一副圓形黑框的眼鏡，一副潇灑自信的樣子，确有一種獨特的風采。至于同學傳說他愛模仿希特勒，則戲說而已。但，晚年他可悲的命運，卻是誰也想不到的。
至今仍叫人難忘的還有同濟同學的團結友愛、吃苦耐勞的精神。大半同學，身無分文，每日三餐吃着由聯合國救濟總署舉辦的“救濟食堂”供應的黑面包、美軍剩餘罐頭食品，寒冷的冬天，穿上由他們供應的并不配身的黑布中式棉襖褲。作為同濟大學大學營的工學院，那麼多同學就擠住在由日本人留下的那座學校健身房内，用舊布把它間隔成一個個不易通風，僅能放置一張張床的小小空間。他們就在這裡度過了一個個寒冷的冬天，又度過了一個個酷熱的夏天。
這個時候，國民黨政府腐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學校“學生自治會”組織的一次次上街示威遊行，成了認識現實、認識生活的另一課堂。現實真有它潛移默化的巨大力量，也确實教育了每個人。越來越多同學走上街頭。
1947年2月9日，南京路勸工大樓發生國民黨特務打死國貨公司職工梁仁達的慘案，消息也立刻傳進學校。校外由丁景唐等發起的“上海文藝青年聯誼會”，在1947年2月18日為此發了“抗議宣言”。其中有：
……死者和傷者的血燃亮了路，我們要沖破黑暗前進，我們的要求是和廣大人士一緻的，我們也一定和愛國人士在一起，為死者申冤，為傷者洩恨，用先烈的血迹，去迎接黎明的來臨！……
在這份抗議書上簽名的，有薛汕、袁鷹、包薔、戎戈、沙鷗、項伊、廖曉帆等五十多人，刊登在上海《文彙報》等一批進步的報紙上。
梁仁達死難的現實，教育了大家，也深深教育了我。這份抗議書，同濟同學項伊、廖曉帆簽了名。我也簽下了名。
在母校短短的時間裡，好多事在記憶裡已淡然無存。但，有些事，雖屬瑣碎，也極尋常，仍會記得起來，那就是訪郭沫若的事。
在複旦大學任教的王造時的一部書稿，要請郭沫若寫序。一天，哲學系一同學和我一起，去了附近狄思威路那座坐北朝南、面對國民黨警察局的“郭寓”。小小的西式房子，一進門，就見一群孩子正在哭鬧不休，于立群在一旁忙得不可開交。隻能放下書稿，轉身告退。出門不遠，在人行道上，隻見郭沫若一襲青布大褂，腳踏布鞋，一步步遠遠走來。我們僅踟蹰了一會，他一步步過去了……
“失之交臂”這句話，也許就是這樣。
還有同濟的“一·二九”事件，也是不會忘記的。“一·二九”前夜，大家集中在工學院會場兼食堂的屋子裡，舉行文藝晚會。在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下，音樂學院的司徒漢指揮大家，一遍遍高唱着“山上的荒地什麼人來開？”“山那邊呀！好地方”等紅色歌曲。還有臧克家等一個個文藝界人士熱情洋溢的詩朗誦……場面激昂而壯烈。當晚，好多其他學院的同學就蜷縮在工學院教室的地闆上，度過了極不尋常的寒冷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浩浩蕩蕩的學生請願隊伍一出發，就和當時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桢，和他帶領的武裝馬隊、“飛行堡壘”對峙在其美路上……
同濟“一·二九”後，校園空氣十分低沉。我這個血氣方剛、對國民黨現實又心懷不滿的人，自然絕不會由此而趨向沉默，一個人辦起了一份取名“大家”的壁報，集納一些地下的言論、消息，在深夜張貼在文、法兩學院共用的食堂牆壁上。同時，也參加《同濟人》報，做一點工作。一天，我被通知撤離學校去解放區。這是1948年一個秋天的晚上，臨行，外文系的一個同學，脫下了他身上的還留有他體溫的薄棉長袍，要我穿上。于是，由同濟醫學院一個被開除的正充當“地下交通員”的同學帶領，通過層層封鎖線，到達皖東一開辟地區。在這裡，晝伏夜出，随遊擊部隊一起攻打敵人碉堡……不久之後，部隊又奉二野劉鄧大軍指令，集中大别山。于是一個嶄新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本文作者手稿
後記這篇小文是偶然之間，被激發出來的。同濟生活确實是我常常想到的年輕生活中一個重要部分。特别是當年那一些多麼正直、多麼友愛的同學。可惜，他們中不少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該去世的年齡，去世了！包括離滬前把棉袍從自己身上脫下，又披在我身上的那一位同學，還有默默主辦《同濟人》報的那一位工作者……離别後，都一次也沒再見過。人生匆匆，就這樣過去了！
2021年秋末，寫于上海億潤苑
作者：張香還
編輯：吳東昆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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