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在路上——謹以此文紀念恩師山曼先生

山曼（左二）、牟國慶（右三，本文作者）在白洋河源頭小靈山村采訪

愛不愛一個人，想不想一個人，以我的經驗，不是嘴上說的，關鍵看你是否能夠夢見他，而且這個夢要經常做，劇情還要有不斷的演繹。

我這大半生中，經常做夢夢見的人中，有兩位。一位是我已經過世三十多年的祖父，一位是已經過世十五年的我的老師——山曼先生。

我是家中長孫，從小跟祖父一鋪炕長大，爺爺當過八路，是殘廢軍人。小時候，家裡有一張大的照片，爺爺背着匣子槍和另外一位軍人合影，英俊勇武，讓我崇拜極了。村裡人都能說出幾件爺爺的傳奇故事，我希望自己也能像爺爺一樣成為剛直不阿的英雄。爺爺從小親我，給我買玩具，給我講抗戰故事，媽媽告訴我長大了要孝順爺爺。上世紀七十年代左右，受文革沖擊的爺爺被關進了小黑屋裡，我在同學和鄉人異樣的眼神下上一個山坡，穿過學校的側面，再下一個山坡，給被關押的爺爺送飯。八十年代末，我大學畢業不久，73歲的爺爺就因病去世了，我覺得沒有盡到孝順爺爺的責任。于是，每年都會有幾次夢見爺爺，有時候爺爺在和别人下棋，有時候爺爺和家人在一起吃飯。做夢的時候，夢裡也很疑惑，就像莊周夢蝶一樣，爺爺不是去世了嗎？怎麼還這麼真實呢？哦，爺爺沒有走，爺爺和我們在一起呢！于是，整個晚上的夢境都是愉悅的。有時候也有在疑惑和質疑中驚醒了的時候，意識到我親愛的爺爺是真的走了，我隻有在夢裡才能和他相見，歎一口氣，擦一把淚，漫漫長夜再也無法安然。奇怪的是，這樣的夢像連續劇一樣，隔一段時間再做一個，竟然能和以前的夢境接上。

我和山曼先生是1984年大學讀書期間相識的，到2007年他去世，我們相識了二十幾個年頭，與我記事後與祖父相處的時間差不多。山曼先生既是我的老師，也是無話不談的朋友。他的身體很好，在上世紀末我倆徒步考察白洋河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才三十歲，山曼先生已經是快六十的人了，但是徒步的時候，他步履穩健，耐力遠勝于我。而且先生性情豁達，我們都認為他會長命百歲的。沒有想到，才過了十幾年，他的身體就每況愈下，2007年3月，在他73歲的時候，他就去世了，讓我一時難以接受。于是，就有了每年N次夢見先生的情景。而夢中關于生或死的糾結，竟與祖父的夢境相似。而我，也總是或愉悅或悲傷地纏綿在自己的夢境之中。

山曼先生逝世的消息是煙台日報社同僚孫為剛主任告訴我的，參加完山曼先生的葬禮，當我還沉浸在悲痛的海洋的時候，作為山曼文友的孫為剛先生和徐紹蕾女士分别在《煙台日報》和《煙台晚報》刊發了紀念山曼先生的文章。我未得先機，隻好在我擔任版主的《盛世收藏網》上刊發了紀念山曼先生的文章。沒有在傳統媒體上發聲，是我多年的遺憾。

又到了一年中的清明節，這是紀念親人的時候，這個時候寫點東西紀念山曼先生，真是再合适不過的了。

初識山曼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有朝氣的年代，也是大學生最有夢想和追求的時代。許多大學生做着文學家的夢，那個時候在煙台師範學院讀書的我，也做着同樣的夢。因為文學的夢我做的最為熾烈，學生會的幹部便找到我，讓我帶頭成立一個文學社，我與同道商量了一下，1985年夏，“山溪”文學社就算正式成立了，請時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山曼老師擔任我們文學社的顧問，山曼先生也是欣然答應了的。從此，與山曼先生的聯系再也割舍不斷。

當然認識山曼先生是早些時候的，模糊的記憶裡是歌詞作者曲波先生1984年夏天，從東營市文化局來煙台師範學院中文系進修，不知道怎麼我們就成為了朋友，因為曲波這個時候已經發表了許多歌詞，是我崇拜的對象。我們經常在校園的馬路上、操場上或者學校周邊徜徉，常常能夠聊到半夜，他與山曼先生一起成為我們文學社的顧問。

有一次随曲波到他宿舍去，在宿舍中迎頭遇到了一位個子略高，頭發略秃的長者，曲波上前打招呼，并介紹說：“這位是山曼老師，《膠東文學》副主編，現在咱們中文系副主任。”當時能遇見這樣一位文學高人，在我而言是十分激動的，但當時好像并沒有太多的話，山曼先生似乎還用警惕的眼神打量我，像是一頭老鹿打量未知的動物似的。

自此我便常常去中文系聽先生的現代文學課，魯迅、沈從文、老舍、蕭紅、蕭軍等等，他都講的生動而有趣。

“山溪文學社”成立留影，前排中間為山曼先生

當然，真正讓我們走到一起，還是《山溪》文學社成立以後，作為社長的我和作為秘書長的王梓莘，我們倆一起去叩開山曼先生家的門，邀請先生擔任我們文學社的顧問。這個時候山曼先生已經迷上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我們想請他多講一些散文和散文詩的寫法，他卻想給我們講兒歌童謠什麼的，最後，隻好達成妥協，先給我們講了一兩次散文的寫法之類的，後來便專門講兒歌童謠之類的東西。寒假的時候，他指導我們文學社的同學一同回各自的老家搜集童謠，同學們還真搜集記錄了不少，回來都交給了山曼先生，山曼先生後來出版了一本《山東民間童謠》，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文學社同學們的功勞。

大學畢業我被配置設定到了濟南，他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大學同學、在山東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李萬鵬老師，從此，我也進入了山東省民間文藝和民俗學的圈子，而且跟着先生們做了一些這方面的工作。

山曼先生的朋友圈

山曼先生在散文集的後記裡談到自己性格的時候，說自己遇到說得來的人能夠滔滔不絕，與說不來的人在一起，一句話也不說。這話的确不假。遇到生人的時候，他往往會用審視的眼光打量對方，不苟言笑。但是，一旦遇到談得來的老友或者想做事的文友，他往往會成為主角，大家都圍繞在他的身邊聽他講話。他能成為主角也是有原因的，一是他的知識面很寬，讀的書多，經曆的事情多，記憶力也超常的好，二是他對民間文學和民俗學下的功夫夠深，好點子不少。1987年，山東省民俗學會成立，在第二屆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副會長。以後幾乎每年都召開學術研讨會，會期往往兩三天，白天的時候，多是他主持學術研讨會；晚上休息的時候，他所住的房間裡也總是擠滿了人，大都是就某一個民俗領域想展開調查卻摸不着頭緒的人，這可是找對了人！山曼先生隻要靜靜地聽一會兒，他就能幫助文友打開思路，找到開展調查和研究的辦法。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所認識的山曼先生的朋友圈，絕大部分都是文學界和民俗學界的朋友，從他與這些朋友的相處的故事中，也能感受到他的人格和魅力。

山曼先生能夠走上民間文藝和民俗學的領域，我想李萬鵬先生應該是起關鍵作用的人。李先生長的瘦瘦的，個子也不高，當時就在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民間文學。李、山二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山東大學的同學，而且又是黃縣老鄉，這份情誼自是不淺。李萬鵬老師有個外号叫“赤腳大仙”，據說這名字的得來，有一個故事。李先生的媽媽在暑假的時候給上高中的兒子做了一雙新鞋，當時高中在萊陽，從黃縣到萊陽一百多裡路，舍不得錢坐車，更不舍得穿媽媽做的新鞋子，李萬鵬先生就打赤腳走到了萊陽，被同學們傳為美談，是以得了這樣的雅号。

李萬鵬先生大學期間喜歡新兒歌創作，他發表過一首新社會放豬的兒歌，每段的疊句開頭是“啰啰啰，啰啰啰”，音節铿锵，内容充滿生活氣息。山曼先生能聲情并茂、一字不落地背誦下來，每次背誦完了，他臉上都會露出驕傲的微笑，似乎在向朋友炫耀他有這麼有才且可愛的同學！

山東民俗學會成立不久，李萬鵬老師被推舉為會長，山曼先生為副會長，葉濤為秘書長。葉濤是李老師的學生，與我年齡相仿佛，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會務組織工作及《民俗研究》編輯工作，多是葉濤兄負責。李、山兩位曾經的老同學，現在聯起手來共同培育山東民俗這棵大樹。學會成立不久，幾人就通力合作，出版了第一部民俗學專著——《山東民俗》，其中山曼先生所著文字最多。

因為山東民俗學會有李、山二位先生掌舵，兩位先生專著學術，心無旁骛，一切以做事為第一原則，學會内風氣正，學術氛圍濃厚。是以山東民俗學會在全國學術團體中備受尊重。

山曼先生在散文《海市蜃樓見聞錄》中曾經寫道：“（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與忘年朋友小徐，去砣矶島西端的磨石嘴村采風。”這裡說的忘年朋友叫徐冰，當時在長島工作，也是一位文學青年，後來調到煙台廣播電台工作，又後來去北京到新華社總社學習。

徐冰在北京期間，我經常到山曼家裡去，山曼先生也經常講起這位叫徐冰的“忘年小友”如何陪同他采風等很多趣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及至徐冰從北京歸來，我們一見面，就有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原來，山曼先生在徐冰面前也沒有少提我的名字。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我們都算是他的“忘年小友”吧？！

後來徐冰到新華社膠東記者站工作，因為都在煙台，我們的來往日漸密切起來。那個時候，我們三人每年都要見好多次面，有時候請山曼先生吃飯，聊一些共同感興趣的話題。記得有一次飯後坐在徐冰開的車上，走到迎祥路和環山路交叉口紅綠燈的時候，徐冰兄不知怎麼說起來，說将來的某個時候，我們三人合出一本書吧？！山曼先生馬上提議說：有一種植物叫“三葉草”，每一根莖上有三片葉子，而且還有很好的寓意，我們出個作品集就叫“三葉集”吧，封面上可以印上三葉草的圖畫。說完，就像馬上要出版時地高興起來。言猶在耳，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啦，可惜，“三葉集”沒有成為現實，山曼先生卻去了另外一個世界。

山曼先生是個浪漫的人，對自然界中的花花草草十分着迷。他曾經帶我和夫人到野地裡去認各種植物，十分地惬意，他還計劃寫一本《植物民俗》的書。

每到冬季将盡，春天漸近的時候，桃花和杏花往往最初送來春的消息，這個時候，徐冰兄就會給我和山曼先生打電話，邀請我們一起去市郊看桃花或杏花。踏上原野，山上的草還沒有完全返青，桃樹剛剛長出半片嫩綠的葉子，桃花就急不可待地綻放開來，山曼先生此時的心情就像綻放的桃花一樣奔放，他總有說不完的話，在這一天的踏青過程中，他是充實而快樂的。

我和徐冰兄陪山曼先生看了好多年的桃花盛開的情景，直到2005年徐冰兄調到新華社青島支社工作。

當然，山曼先生的朋友圈裡還有好多人，我所熟悉的，比如福山王懿榮紀念館館長呂偉達，多次陪先生采風的葉濤，煙台的姜波、曲紹平，濟南的張士閃，青島的魯漢，濟甯新聞出版局的高建軍，棗莊文聯的山民，棗莊某鄉鎮基層幹部田傳江，杭州浙江出版社的羅俞君，溫州博物館的葉大兵等等，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文友。

行者山曼

上國小的時候，是文革後期，幾乎所有的小說都犯忌諱，不讓讀，其實農村也沒書可讀，不知什麼時候家裡多了一套《水浒傳》，大約是作為反面教材來批判投降派宋江的吧！沒事的時候就拿來讀一遍，最喜歡的人物就是行者武松。除了武松武藝高強、行俠仗義以外，行者這個名字也很神秘，是他很能走嗎？他走得過神行太保戴宗嗎？

後來知道，“行者”是指帯發修行的佛教徒，行者武松大約就是這個意思。當然，“行者”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正在路上行走的人。而用後面這層意思來形容山曼先生，可以說是很恰當的。

山曼先生在書裡曾經寫道：“在采風的路上，在書桌前寫作時，我是快樂的，不知疲倦的。”

我所熟悉的山曼先生，真的是非常喜歡采風和寫作。可以說，行走在田野村鎮采風，回到家裡将采風的情況寫成文字整理成書，幾乎是他生命的全部意義。

要看你和一個人是否投緣，最好的辦法是與他一起旅行。白天一起行走，晚上住在一個房間，吃、住、行始終在一起，最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和性格。我在與山曼先生一起采風的過程中，對于先生的了解又深了幾層。

在濟南工作期間，因為山東省民俗學會每年都會搞學術研讨會，而且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區，是以我與山曼先生每年都有見面和交流的機會。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調到煙台工作，和山曼老師見面更加頻繁起來，差不多每周都能見面數次，大部分情況都是我騎機車到山曼先生家裡去。

坐在山曼先生的書房裡什麼都聊，聊文學、聊民俗，聊各地見聞。有一次，山曼先生跟我聊起在龍口時的見聞，在一個山坳裡見到滿天飛舞的鳥兒，十分罕見，當時不知道這些鳥兒叫什麼名字，後來查資料得知這種鳥兒叫雲雀，也是魯迅先生文章中說過的“叫天子”，說着，拿出寫的文稿給我看，當時山曼先生為這篇文章拟的題目是“雲雀，雲雀”，我看完文章後說：“我感覺雲雀這個題目太普通了，沒有感染力，不如就叫叫天子多有氣勢。”先生從善如流，還真的在發表時改成了“叫天子”的題目。很多時候，聊着聊着到了吃飯的時候，山曼夫人王老師總是留我在他們家裡吃飯，我差不多是在先生家裡蹭飯最多的人了。山曼夫婦與我也不見外，家裡的液化氣罐沒有液化氣了，有時候也是我騎機車去灌。

我非常喜歡和山曼先生一起采風，和他在一起行走，你的身心都很放松，他随和，好商量事情，另外，他學識淵博，從他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上世紀九十年代，山曼在所城裡調查

周末的時候，我們一起到所城裡考察明清民居，從拴馬樁到門枕石，他都能講出許多學問來，我們還商讨着所城裡修舊如舊的改造計劃，雖然從來都沒有人向我們讨教過。

1993年10月初，計劃許久的煙台白洋河徒步考察活動正式開始了。起初考察人員隻有山曼與我兩個人，考察範圍是從白洋河的源頭小靈山村開始，一直步行走到白洋河煙台開發區入海口，目的是收集白洋河流域的民間故事和傳說。采取的辦法是分段考察。十月的秋天，正是天高雲淡的季節，也是一個豐收的季節。我們倆都穿上滿是口袋的攝影背心，背着相機和背包就出發了，先是坐公共汽車趕到栖霞縣城，然後雇三輪車到達小靈山村，我們找到小靈山村的村民，經過數次通路，确定了白洋河發源地的山谷及其第一口井并且拍了照片，在村裡采訪了幾位老農，收集到了《靈山金牛》和《小靈山寶地》的故事，一番奔波勞累，也算是正式開始徒步考察了。我們要用我們的雙腳丈量白洋河流域的每一寸土地，心情愉悅而亢奮。加上出師首日就很順遂。天近晌午，我們開始從小靈山村向下走去。白洋河此時隻是一條時斷時續的小河，河床兩邊濕潤的環境，所生長的雜草也鮮嫩柔軟，踩在腳下軟軟的，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滿目青山綠水，景色十分誘人，心情也與這景色一樣快樂明朗。

次日我們從栖霞縣城出發，徒步考察庵裡水庫（現在叫長春湖）到松山一帶，我們選擇從山高路險的南岸考察。初出縣城，還算順暢，走了半頭晌，見到幾位農民在用招網捕撈魚蝦，一網撈起，魚沒有幾條，河蝦卻是不少。我們買了二斤河蝦，一路跋涉，中午時分，終于見到一個小山村，村裡沒有飯店，便在一處小賣部中，花錢請人煮了蝦，下了兩碗面條，這便是我們豐盛的午餐了。

下午的旅程相當的艱難，朦朦胧胧的山間小路時斷時續，低矮的松樹雜草阻擋着前進的腳步，不時冒出的水灣讓我們一次又一次長途跋涉，總是在我們看到希望的時候給我們失望的打擊，本來以為可以輕松走到下遊堤壩，結果走了整整一天才到達，此時的我們已經疲憊不堪。山曼老師還好，雖然走的并不快，但是步履穩健，我往往要快走或者跑到他前面去，還沒有歇過來，山曼先生已經趕了上來，我隻能再次快跑幾步，不然我是跟不上山曼先生步伐的，盡管他比我大了将近三十歲。快到松山鎮的時候，我的腳已經磨起了兩個水泡，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山曼先生雖然也有些累，但是并不像我那麼狼狽。

走了三四天，我們徒步走到福山高疃鎮，行程過半的樣子，也已經采集到了幾十首民間故事需要回去整理，我們便乘車趕回煙台，準備過些日子繼續采風。回煙台不幾日，福山的呂偉達到山曼家裡去，聽我們說起采風的樂趣，他也要去走一天，行程正好就是高疃到門樓水庫一段，我說了徒步水庫流域的艱難，我問他：“你行嗎？”他把聲音揚的高高的，“我怎麼不行?年輕的時候推小車，我能一口氣推六百斤東西走好幾裡路呢！”自有一股英雄氣概讓人敬仰。

我們便乘車趕到高疃鎮，從這裡繼續往下遊徒步采風，這次，我們走的是門樓水庫的北岸，因為所走之處基本沒有路，加上一個又一個的水灣讓人絕望，天近中午時分，呂偉達再也堅持不住，一個勁要傳回公路乘車回去，任我們在後邊怎麼喊也不回頭！這也成為踏遊中的一個小故事。

總共七八天的徒步采風結束以後，我們整理出白洋河流域幾十個傳說故事，另外在《煙台日報》刊發了一組六篇《煙台的母親河——白洋河踏遊》的散文，一起共計16萬字，由栖霞白洋河酒廠贊助，結集為《白洋河的傳說》一書，算是這次徒步采風結出的果實。

最令人難忘的是陪先生對于黃河下遊的一段采風過程。山曼先生先到達了東平縣城，我有事情過了一兩日趕到東平縣城與先生會合。然後，我們一起乘車趕到東平湖南岸，九十年代的東平湖一帶還比較落後，我們住在一晚隻要兩元錢的土炕上，大約是跳蚤之類的東西太多，本來還算潑辣的我被咬的一晚上也沒有睡好，山曼先生倒下不久就打起了均勻的鼾聲。哪幾天，白天到湖上船上找漁民采訪，晚上請老漁民唱搖橹号子，山曼先生總是處在興奮狀态之中，随身帶的采訪本也被他密密麻麻記了幾十頁。

随後我們趕到河南蘭考東壩頭一帶采訪，遇到宰人的三輪車和落日下滿樹的烏鴉；在開封朱仙鎮，我們共同尋訪傳統年畫的印記。孟津、鄭州……這都不算什麼，随後在洛陽的情景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趕到洛陽的時候已近中午，我們找到一處旅館住下，吃完午飯後，按照正常我們都要午休一下再工作。

可是剛剛躺下十幾分鐘，山曼先生便爬起來說：“國慶，我查了一下資料，書上說這裡有個地方出一種民間玩具，非常特别，我去看看，傍晚肯定能回來。”已經十分疲憊的我随口答應一聲，便聽到先生下樓的聲音漸漸遠去。

我午休起來後便忙我的事情，傍晚回到飯店等山曼先生，可是等到天黑也沒有回來，我餓的肚子咕咕直叫，卻不敢出去吃飯，怕他回來找不到我，那個時候也沒有手機之類的通訊工具，心裡還十分擔心他的安全，畢竟人生地不熟的，一個人到鄉下去，遇到歹人怎麼辦？一面又埋怨自己，如果克服疲勞跟他一起去就好了。胡思亂想了好一會兒，大約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我聽見門口有腳步聲，知道山曼先生回來了。開門一看，果然。山曼先生身後背着一個沉重的包裹，頭上冒着熱氣，把包裹卸下來，興奮地給我描述開下鄉采風的經過。

原來，先生隻是在資料上了解到洛龍區李樓鎮有一種白底的泥娃娃，下午他想乘車去，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就步行十幾裡路趕去，到了鎮上一打聽，說是以前有用模子磕的，現在早就沒有人做了，在離此地十幾裡路的涼洛寨村，還有人在做。他就步行趕到涼洛寨村，果然找到了幾戶還在捏泥娃娃的民間藝人，從藝人口中得知，他們做的這些玩具的底色都是白色的，造型基本上都是娃娃，其起因就是拴娃娃，用作娘娘廟裡求子許願還願的供品。這些娃娃個個眉清目秀，胸前挂着長命鎖，用紅色黃色綠色線條輕松揮灑，在白底的襯托下，十分好看。山曼先生一邊說着，一邊從包裡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個又一個造型不同的泥娃娃向我展示，臉上滿是幸福的笑。

山曼的傳說轶事

在寫這段章節的時候，我是心有顧慮的，因為這些故事往往不夠高大上，還有可能拉低先生的形象。但是，俗話說：“人無外号不發家”，對于藝術家和學者而言，沒有故事流傳不廣，如蘇東坡、齊白石等人。山曼先生也有許多趣聞轶事，有些為我所親曆，有些像“哥”一樣，隻是傳說。

第一件事是關于山曼先生名字的故事，流傳甚廣，山曼老師本名單（shan）丕（pi）艮（gen），從姓氏到名字，都是不太常見的字，是以，被人誤讀也是十分可能的。我所聽到的是體檢護士讀錯了名字的尴尬故事，山曼老師的同僚孫桂廷老師所講的，可能更加接近事實真像。說是文革後期，山曼先生在黃縣幹宣傳組副組長，他們搞了個下丁家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材料要在省裡彙報發言，主席台上擺着發言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山曼先生，當然是用毛筆豎着寫的本名“單丕艮”三字，“丕”字去掉橫畫是個“不”字，“丕”字最下端的橫與“艮”字合在一起，很容易讀成“良”字，從業人員就拿起麥克風高聲喊道：“請單（dan）不良同志到主席台就坐”，山曼先生雖然有些尴尬，但知道喊的是自己，當時的場合也不好糾正，就默默到主席台上就坐。等他發言完了，一位新華社的記者就找到他說：“單（dan）不良同志，我下個月到黃縣找您，咱們一起去下丁家考察采訪好嗎？”山曼先生未做糾正，表示了歡迎的态度。過了些日子，這位記者還真的到黃縣宣傳組找“單（dan）不良”，已經知道這個段子的同僚就把他領到了山曼先生的辦公室裡。這就是這個名字被人誤讀故事的最初版本。

後面的幾件趣事都是我親曆的。

第一次徒步白洋河考察的時候，時在1993年10月2日，我們先到了離縣城十幾裡路的小靈山采風，然後一路順河而下，将近中午，我們來到一個路邊飯店，點了兩碗面條，一盤炒花生米，準備吃完趕路。大約我們的行頭有些異樣，這時候從鄰座過來一個喝的醉醺醺黑粗魁梧的漢子，兩眼直視山曼先生，冷不丁開口問道：“朋友，咱是那條道上的？”山曼先生從容應答道：“無非白道黑道呗！”“白道怎麼講，黑道怎麼講？”黑漢子厲聲追問。山曼也闆着臉說：“白道是白洋河，黑道是老母豬！”說完我們哈哈大笑。黑粗漢子看了我們兩眼，不知所措地退了下去，鄰座發出一片哄笑聲。

2002年左右，我們已經搬到了煙台日報社的新大樓六樓辦公，濟甯新聞出版局的高建軍兄來煙台，山曼先生帶他到海邊轉轉，約好了中午一起吃飯，半頭晌的時候，突然接到高建軍的電話，電話那頭聲音急促，說山曼與人發生了沖突，讓我趕快過去。我馬上騎機車趕到煙台山醫院附近的某攤位，攤主正聲嘶力竭地向山曼老師吼着。原來，山曼先生要在這個攤位買個富士彩色膠卷，要求攤主保真，攤主答應了。山東畫報的記者曾經告訴過山曼先生，富士膠卷拆開那個綠色的紙盒以後，看看紙盒封口處，如果有三處點狀的粘口，就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山曼先生拆開包裝紙盒以後，發現不是三處，認定是假的，是以發生沖突。當我趕到的時候，一邊是攤主狀若鬥雞的跳着、吼着，一邊是山曼先生坐在地上，口中喃喃地分辨着，無論攤主怎麼威脅跳罵，山曼先生堅持說是假的，很快就要發生肢體沖突的樣子。此時，我注意到他已經十分疲憊，嘴角有白沫溢出，或是糖尿病的反應，心中一股憐惜之情油然而生。我拿出記者證，很快為山曼老師解了圍。

2000年3月21日，我與山曼先生一起去濟南出差，先後拜訪了葉濤、葉濤夫人劉瑞林、李萬鵬、潘魯生、張士閃、俞豔庭等人，25日早上，山東藝術學院的張士閃陪我們吃早餐。吃飯間，也在聊着讀書和寫作的事情，山曼先生突然說道：“假如有一個漂亮可人的女人，一房間好書擺在我面前讓我選擇，你們猜我會選什麼？”沒有等我們回答，他堅定地說：“肯定選這一房間好書了，書太好了！”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沒有文化的活着和死亡，當然選擇死亡了。假如我老了，老到不能走路、不能看書、不能寫作的時候，如果你們聽到我自殺的消息，千萬不要吃驚！”

這當然是玩笑話，我們也當成玩笑話來打趣道：“您不在了我們可以寫你賺錢呢！來來來，先拍個照片，合個影，證明是真的！”

沒有想到，一語成谶，幾年的光景，山曼先生真的走了，雖然不是自殺的，但是，最後幾年，他得了糖尿病，又有多種并發症，經常要到醫院裡去進行血液透析，非常痛苦，去醫院探望他的時候，有時他還爬在病房的床上寫作，可采風已經無望，心已死，生命之花便不再珍貴，是以，凋零也是必然的。

2007年正月，我去看望山曼先生，先生胸部安裝了一個進口的心髒起搏器，像手表一樣突起的東西，先生送我一冊剛剛出版的、散發着油墨香的《山曼散文》，很費勁地寫下“國慶存，丁亥年新春，山曼”十個字，我說：“山老師，蓋個章吧！”，他說：“你自己蓋吧，我沒有力氣了。”我尋了印章蓋上，心中無限惆怅。這幾年，山曼先生像一個充滿活力的氣球，不知被什麼東西紮了一下子，氣在一點點的洩去，身上的力氣被一絲絲地抽走，終于在3月27日的時候，燈枯油盡，撒手人寰。

認識山曼先生不久，我就模仿蕭紅寫的紀念魯迅先生文字的風格，想寫一個中篇篇幅的《山曼印象記》，寫了一點就擱筆了，遲遲未能完成，成為我的遺憾。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了為什麼我這麼多地夢見爺爺和山曼先生，原來，這二人對我的人生成長都有很大的影響。爺爺正直的性格和行為影響着我，讓我一生少走彎路；山曼先生淡泊名利、專心做事的風格也深深地影響着我，讓我能夠遠離紛擾，漸入真實之境。

先生從一位作家華麗轉身為一位民俗學者，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就出版了《山東民俗》、《齊魯之邦的民俗與旅遊》、《山東民間童謠》（很多冊）、《八仙信仰》、《流動的傳統——一條大河的文化印記》、《驿路萬裡——鐘敬文》、《山曼散文》，還主編了《百歲童謠》系列和《中國民間童謠》系列等等。先生這十幾年做的事情，是包括我在内許多人一輩子也做不到的。

有個國外的諺語說的好：人生命的意義，不在于你是否長壽，關鍵看你記住了多少事情。我想補充一句，人生命的價值不在你是否長壽，關鍵是看你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人還深深的記着你。我想，山曼先生做到了。

有一首《聽聞遠方有你》的歌寫的真好，曾讓我流淚。“我吹過你吹過的風，這算不算相擁；我走過你走過的路，這算不算相逢。”如果真的有天堂，山曼先生采風走過的路，足以到達天堂的高度；如果真的有天堂，我希望自己百年之後，能在天堂的某地與山曼先生相逢相擁，相視一笑！

作者簡介：牟國慶，曾任《華夏酒報》記者，記者部主任；《煙台日報》要聞部編輯，時事新聞部主任，藝術部主任，藝術專刊主編，《今晨6點》副總編輯，新聞研究室主任等。

煙台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委員，煙台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煙台市書法家協會副秘書長，山東省書法家協會會員；煙台金石博物館館長；原煙台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原山東省民俗學會理事等。

本文原發表于煙台日報和煙台晚報，文章刊發以後，反響很大，很多朋友和讀者給作者牟國慶先生或留言或打電話表達自己的讀後感想，摘抄部分如下：

四月三日上午，剛剛讀完晩報上文章的原“煙台日報社”專刊部主任宋世民先生打來電話，代表山曼的老朋友們對作者表示感謝！“這篇文章寫的太好了，太感人了，許多人打電話問我牟國慶是誰？怎麼和山曼這麼熟悉？寫出了許多人想說的話！”

魯東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孫秀傑讀完文章後寫道：“今天忙了一天研究所學生複試，手機上交。一天下來疲憊不堪，拿到手機便看到牟兄的這篇鴻文，在樓下的車裡一口氣看完，正如憲文所說，真摯感人！情動于衷則自然流露，行文如水銀瀉地一氣呵成，語言質樸自然卻飽含真情。記得去年某日牟兄談起夢見山曼老師，一說轍眼眶濕潤，當時就被觸動了，世間萬事，真摯為第一動人。無論是做老師還是做學生，山曼先生和牟兄都給我們樹立了楷模。”

山曼先生的煙師中文系八二級學生彭守業寫道：“牟國慶寫的追思山曼先生的文章很感人，我認真讀了兩遍。從“我是1984年大學讀書期間和山曼先生相識的”“ 1985年夏，山溪文學社正式成立”這兩段看，牟國慶應該是八四級的，我是八二級的，與他同在煙師中文系一年。當時煙師中文系很小，共六個班，但我不認識他。不過，他與山曼先生在1993年徒步考察白洋河這件事我知道，他們寫的文章刊登在《煙台日報》上，文筆很優美，我每期都看，至今印象深刻。”

清明節之際，願以以上文字表達對山曼先生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