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山：我的創作生活

每天早起半小時，一生隻做一件事。這是我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起早貪黑，夜以繼日，幾十年就這麼過來了。

早上5點前起床，洗漱後，6點前出發。先坐地鐵9号線，再換6号線，7點前到機關吃早飯。機關8點上班，我7點半之前，已經坐在辦公室了。

我常常看到男女同僚，都8點多了，才一手拿盒奶，一手攥個雞蛋，嘴裡還叼根油條，踩了兩腳火似地，慌慌張張往辦公室跑。上司偶爾撞見了，雖未喝斥，大都也自覺狼狽，牛奶、雞蛋再也吃不進胃裡，吃進胃裡的油條也不是個滋味，老在胃裡堵着。

我就感到了，“早起半小時”的好處。無論幹什麼，這一天，都勝似閑庭信步，看天上雲卷雲舒，也有了蔚藍的心情。

難得毛主席和蔣介石都敬服的曾國藩，就特别反對“睡懶覺”。曾國藩有個“八為本”，其中之一就是：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并指斥：晏起為敗家之兇德。治家不能“睡懶覺”，治軍更要早早起床。李鴻章是曾國藩的愛足，“睡懶覺”也不能饒過。

魯迅先生也是個熱愛早起的人，上國小時，就用刀在自己的課桌上，深深地刻了一個“早”字。

那“早起半小時”幹什麼呢？這就與“一生隻做一件事”有關了。這“一件事”，就是“寫作”，或者叫“文學創作”。寫一首小詩，記下幾句感想，草錄一個構思。而已。

實際上，半個小時，也幹不了什麼大事，但對我挺重要，挺有用的。雖然隻是匆匆一個草稿，一個朦胧的想法，可待周末、節假日有了空閑，就可以好好斟酌、完善。把小毛孩養大，把毛坯房裡裡外外裝修妥當。一首詩，一篇文，就和人見面了。

而今，告别了辦公室，不用再早出晚歸，再按時按點上下班了。“我的青春我作主”，成了“個體勞動者”，我仍堅持“早起”的老習慣。時間是自己的，筆是自己的，詩詩文文，長長短短，天南地北，信馬由缰，想寫啥寫啥，想寫到哪兒就寫到哪兒。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萬類霜天競自由。

遙想遠山當年。我從小數學就不錯，總參加學校、公社和縣裡組織的“數學競賽”，偶爾也能拿個獎回來。但我很早就當了“國文課代表”，從國小直到國中，再到高中，是以大學就考了中文系。

其實，1979年聯考時，5門功課，我國文考得最差，隻得了50分。原因是，那年沒讓寫作文。作文考什麼？讓考生把作家何為的散文《第二次考試》，改寫成“陳伊玲的故事”。望着奇怪的考題，我莫名其妙，就隻得了“50分”。40多年過去了，我還和當年一樣莫名其妙。

有這麼出作文題的嗎？這是在考作文嗎？

好在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很大度，很包容，硬是把我這個國文隻考了“50分”的考生，給錄取了。這大概就是命運吧。令我無比愛戴的母校，可能也認為那年的作文題，出得太“不着調”了。考“50分”，上中文系正合适。這樣，稀裡糊塗出作文題的老師，也可以從中反思一下。何為先生也高興：大作家的代表作，是誰都可以改來改去的嗎？

沒改好“名家名作”，沒寫好“陳伊玲的故事”，沒耽誤我上中文系，更沒能阻擋我熱愛文學。那時“文革”剛剛結束，被禁锢了十年，960萬平方公裡的山川大地，神州十幾億男女老少，還有百怪千奇的文學藝術，都一轟而擁到了新刷的雪白起跑線上：我是绯紅的黎明，正在噴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萬象更新，生機勃勃。一派繁榮景象。

除了上課，我就往圖書館跑。在老家上中學時，我沒見過圖書館。而且，我大學的圖書館，比王府井的百貨大樓，都漂亮。如同劉外婆進了大觀園，讓我眼花缭亂。古今中外，那麼多文學名著，逮住哪本算哪本，對我都是美味佳肴，都是宮廷玉液，都是法國大餐。

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托爾斯泰和莎士比亞。雖然俄國的這位小說大師，很瞧不起比他年長264歲的，英國的這位戲劇大師。但絲毫也不影響，我對他們二位的同等熱愛，雙雙癡迷。托翁《戰争與和平》《童年少年青年》這樣的長篇小說，莎翁《哈姆雷特》《李爾王》《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這樣的悲喜劇，竟讓我神魂颠倒，寝食難安。不到半年，我就戴上了近視眼鏡。黑夜給了我一副黑框眼鏡，我卻戴着它讀到天明。

泰戈爾的《飛鳥集》《新月集》《園丁集》，也讓我長時間揣在書包裡，有空就抄幾段，不知不覺就抄了五六本。從中似乎尋到了“五·四”白話詩的源頭。特别是依稀看到了，胡适《嘗試集》，冰心《繁星》《春水》的師承。無比慶幸的是：泰戈爾複活，并催生了我那顆朦胧的詩心，讓我更堅定地愛上了詩，成為癡情不改的詩歌愛好者，而且堅持不懈寫了幾十年。

我還愛往閱覽室跑。閱覽室也很大，三面玻璃窗，屋頂有一排排乳白色的燈管兒。這麼好的光線，讓我眩暈，讓我感動。因為我的近視眼，日益加重，到哪兒都要先開燈。黑燈瞎火的，我伸手，就找不到五根指頭。

閱覽室訂了好幾百種報刊雜志，文學雜志也有百八十種。我經常看的有：《當代》《十月》《收獲》《花城》《鐘山》《人民文學》《青年文學》《北京文學》《上海文學》《詩刊》《星星》，等等。

看到我特别喜歡的詩歌、散文，我就馬上抄下來。有的小說，我也愛不釋手，想抄但是篇幅太長了。想把有這篇小說的雜志，揣書包裡偷走，我又幹不了。主要是膽小。隻有趁人不注意，把這篇小說撕下來，拿回去再細細品讀。這樣的偷雞摸狗，不是很多，也就兩三回。那也不好。如果别人想看那篇小說，就看不到了。我就立即洗手不幹了。

發憤讀書，振興中華。我們那一批人，太熱愛讀書了，還有使命感。可又沒錢買書……孔乙己認為：“偷書”不能算“偷”。

我有個同學，“偷書”被逮着了，給了個處分。他“檢查”說：自己得了“幻想症”，跟哈姆雷特似的。學校認為他“耍賴”：你當“偷書賊”，跟“丹麥王子”有什麼關系？這哪兒跟哪兒呀，學中文的，也不能胡說八道呀？其實，他的“檢查”，還是挺深刻的，不一定是“胡說八道”。

還有一個大學生，要考研究所學生了，沒錢買參考書。1981年4月的一個晚上，到西單新華書店去偷，讓忠于職守的值班員逮了個正着。讀書的學生嘛，哪兒幹過這個，雖然之前也多次勘查過地形，“踩過點”，做過充分準備。還是被逮着了。逮着就逮着呗，賠點錢，給個處分，還能怎麼着？

可讀書人臉皮薄，他想跑，就拿随身帶着的小錘子，和兩個愛崗敬業的值班員搏鬥。結果，打死一個，打傷一個。這個大學生，當年9月就被槍斃了。他是北京外語學院法語系七八級的，因為學習成績連續三年“優秀”，直接跳班到七七級，正廢寝忘食忙着“考研”哩。“研還沒考”，“命就沒有了”。

太讓人痛心了，比早年被“打斷腿”的孔乙己還慘。是以幾十年了，我一直記着：他叫馮大興。特殊的年代，特别的事。好在時代進步了，這樣的事再也不會發生了。

教我們現代文學的王景山先生，好像是中文系的副主任。王先生是西南聯大畢業的，聞一多的學生，研究魯迅文學的專家。王先生認識很多當時正大紅大火的作家，他和系裡其他老師就經常請作家大腕們，來校給同學們演講、作報告。

第一個請來的是王蒙。1957年“劃右”後，王蒙曾到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給王景山先生當過“助教”。梳大背頭，戴黑框眼鏡的王蒙，洋為中用，大搞“意識流”，在文科學生中，有很多“粉絲”。王蒙坐在講台上，階梯教室黑壓壓的，全是人。後面的人看不到王老師，大叫“站起來”。王蒙笑了：“還沒動物園的猴好看哩。作家别見面，見面慫一半。要好看，可以請北京電影學院的明星。”大家哄堂大笑。

他還說：“我在給王景山先生當助教時，家裡生活挺困難的，學校曾補助我200塊錢。讓我度過了難關。”又是哄堂大笑。王蒙文學課都講什麼了，我倒全忘了。

時隔20多年，2001年3月和2007年3月，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我曾兩次采訪過王蒙。王蒙是全國政協常委，那時我在中國紀檢監察報社當記者。王老師有兩句話，我一直記得。一句是:買官賣官比A錢受賄還可怕；一句是：上司比群衆好糊弄。

2018年3月，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王蒙也來講過。王老師80多歲了，身體和口才都挺好吧，不見老。會場亂糟糟的，王老師思路一點不亂。

繼之而來的是劉紹棠。也梳大背頭，戴黑框眼鏡，派頭絲毫不遜王蒙。劉紹棠說，他被打成“右派”後，本來也要到北京師院中文系當“助教”的，可是王蒙腿快先來了，他隻好回老家通縣（現在的通州區）勞動改造。誰想師院并非久留之地，很快王蒙就告别師院，去了新疆伊犁。八千裡路雲和月，戍邊去也。

王蒙14歲入黨，是個“紅小鬼”；劉紹棠13歲發表小說，是個“神童”。重回文壇後，王蒙眼睛向外，拿來主義，在創作上“改革開放”，舉“洋旗”。劉紹棠立足鄉土，一畝三分地上打深井，講“運河故事”，舉的是“土旗”。一“洋”一“土”，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各有各的“看家本領”，各有各的“拿手戲”。東山上開花，西山上結果。誰也取代不了誰。好一派繁榮景象。

劉紹棠慷慨陳詞：“在外國是土的，拿到中國就是洋的；在中國是土的，拿到外國就是洋的。土和洋是相對的，沒有土就沒有洋。越洋的就是越土的，越土的就是越洋的。是以，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要洋為中用，不能邯鄲學步。一句話：吃羊肉長人肉。”我還從沒有聽到，有誰把“土洋關系”，講得如此淋漓透徹。劉紹棠還有四句文學口号：“中國氣派、民族風格、地方特色、鄉土題材”，聽着也很給力。

後來，我和幾個同學去劉紹棠的“蝈籠齋”，拜訪過他一次。

1985年夏天，北京作協在昌平一個叫“虎峪風景區”的地方，搞了一個文學教育訓練班。我是學員，劉紹棠是老師。劉老師依然高談闊論，大唱鄉土文學的“高調”。那時，我已畢業，分到延慶中學當國文老師，業餘寫點東西。劉紹棠雖是大作家，看到北京郊區的文學愛好者，他又認識我，就十分熱情。劉老師當面給了我很多指導，有時在報刊上發文章，也點點我的名字。

1994年，我出散文集，劉紹棠老師抱病給我寫序。第一句話就是：“很多青年作家，尊敬地叫我老師，我都是盛情難卻，實不敢當。可是利華（我的本名：劉利華）叫我老師，我并不覺得受之有愧。”劉老師對我真是偏愛厚愛。

我的老朋友、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總編室主任周國華，為我這本書，曾專門錄制過一期節目，劉紹棠老師又撐着病體，在他的“紅帽子”書齋，接受專訪，侃侃而談了20多分鐘，對後輩的殷殷鼓勵之情，讓我感動不已，至今不能忘懷。我的同學、北京大學教授張英，我的好友羅興平、魯雪雷、黃輝，還有一位攝影家朋友等，也盛情參加了這次節目，各自發表了真知灼見。

女作家張潔，也來師院講過課。那時，我看過張老師的《從森林裡來的孩子》《愛，是不能忘記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說。張老師講了一件事，我和同學們聽得心驚肉跳。大意是：張老師“入黨”後，為了檢驗自己是不是忠誠堅定，假如落到敵人手裡會不會叛變，她就學着劊子手的樣子，把一根鐵棍在爐子裡燒紅了，往自己撸起的胳膊、大腿上，一棍子一棍子地燙。聽着“嗞嗞啦啦”的聲音，望着袅袅的白煙，聞着縷縷的焦糊味兒……紅岩上紅梅開，千裡冰雪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共産黨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鋼筋鐵骨”嘛，“老虎凳”“釘竹簽兒”“灌辣椒水”，咱還沒用哩。

聽到這兒，好多同學大笑起來。而端莊秀氣，說話溫言細語的張潔老師，沒有笑。她很認真，滿面鄭重，接着說：我身上流血了，疼得流汗了，我沒有流眼淚，我沒哭。大家又給張老師鼓掌，熱烈鼓掌。張潔老師解釋說：也許，我很幼稚，很傻，但我是真誠的。

張潔老師講的這件事，還有她說的這一番話，比她任何一部作品，在我心中産生的沖擊力都要強烈。為此，我去過上海龍華、南京雨花台、重慶渣滓洞、江西上饒集中營、貴州熄烽集中營……革命先輩們，面對反動派的屠刀，個個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有很多人出身豪門，上過大學，留過洋，穿長衫，戴金絲眼鏡，本是可以當作家，當詩人，當大學教授，或者到國民黨裡當官發财的……起碼不用鑽山溝，穿草鞋，吃樹皮，更不用把腦袋别在褲腰帶上，出生入死。

可革命先輩究竟是為什麼呢？如果自己身處那個年代，我究竟能不能經受如此嚴峻的考驗呢？

這時候，我就又想起了張潔當年的那次講座。而今，我們黨已有9500多萬黨員，不知道有沒有人能像張潔那樣，經常自己問問自己：在各種各樣考驗面前，能不能做到“絕對忠誠”？由此對張老師更生一分敬意。

人生是什麼？有人說：人生是苦中作樂。我說：不，人生是與命運無休止的搏鬥。這也是張潔老師的話。真是柔腸俠骨呀。是個好作家，也是個好黨員。

老作家蕭軍自稱“出土文物”，在他女兒的陪同下，也來學校講過一次。他主要講了蕭紅，講了魯迅先生。蕭老師重點講了，魯迅先生對他和蕭紅的指導。他說：魯迅先生心特細，幫他們改錯别字，改病句。蕭紅的字寫得小，還潦草，魯迅先生看她的稿子，有時就幫她謄抄一遍。送朋友書，魯迅先生打成一包，捆包的繩頭都要用剪刀剪齊。大事小情，事必躬親。要不，魯迅先生55歲就病逝了，先生是累死的。魯迅先生比很多人，活得都累。

香港著名詩人何達，和王景山老師是西南聯大的同學，也被王老師請來，講過一次詩歌。好像是初春，我們還穿着棉衣，60多歲的何達，卻穿着T恤和短褲。一見面，就讓我們刮目相看。先用笑聲和掌聲，表示欽佩。何達曾向聞一多、朱自清、艾青等大家，學習寫詩，有一顆赤子心，與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寫的詩，激情澎湃，昂揚向上，特别适合朗誦。記得何詩人，現場曾朗誦過幾首。其中一首，叫《快樂的思想》。通俗易懂。是以，到現在我還記得：

《快樂的思想》

做每一件事情

都給它一個快樂的思想

就像把一盞盞燈點亮

砍柴的時候

想的是火的誕生

鋤草的時候

想的是豐收在望

與你同行

想的是我們有共同的理想

與你分手

想的是重逢時的狂歡

著名作家劉心武、陳建功、李陀、孟偉哉等，也來校講過。我和同學還請作家甘鐵生講過。轉了好多彎兒，鑽進北京一條古老的胡同，去請詩人食指，趕上他家裡有人生病，就沒有來。食指有一首詩，叫《相信未來》，好多同學都會背。有人就開玩笑說：就因為咱們老背誦“相信未來”，是以，食指才真“未來”----沒有來。

我是土生土長的延慶人，國小、中學都是在偏僻的山村上的，讀的書極少，基礎太差。18歲上大學之前，從沒有離開過延慶盆地。一睜眼，往哪兒看，都是山。眼界和胸襟，讓溝溝梁梁，給纏裹住了。

是以，在師院中文系學習這4年，盡管我起五更爬半夜，頭懸梁錐刺骨，卻終未摘了“差等生”的帽子。是個“老大難”，重點“幫扶對象”。甚至，還被教文學概論的向錦江老師，嚴厲訓斥過一回。和我同遭“訓斥”的，光我們宿舍就有五六個。哲學我還補考過一次，才及格。

知道曆史上有個勾踐，幾欲在宿舍挂個苦膽，每天舔一口。可惜，小小一個寝室，床上架床，住了7個同學。我擔心，一個苦膽7個人都來舔，你一口我一口，一個禮拜就給舔沒了。那年月，豬肉都很難吃到，豬苦膽更不好買。

教寫作的老師，就是高明。他說：中文系的學生，應該會寫東西。不會寫東西，門門功課一百分，也不叫能耐。一句頂一萬句。因為寫作老師這一句話，救了我。讓我在迷茫彷徨中，明白了天無絕人之路。

拉屎攥拳頭：那我就寫東西吧。好在我上中學時，愛寫作文，有點基礎，還寫過一首順口溜式的詩歌，讓我在班裡和學校，小小出過一回風頭。隻好先寫詩歌。我白天寫，晚上寫，日産詩歌五六首。

請要好的同學“指點”，他們說：什麼玩意兒？總這麼拿着棍棒“指點”我的，有趙學功、謝久忠二位。但我并未被棍棒吓倒，反而愈挫愈奮。任爾東西南北風吼，我仍是每天五六首。好友怕我“瘋了”，一邊把碗裡的肥肉片挾給我吃，一邊“心疼”地安慰我說：好多寫詩的，都是“神經病”。咱不寫詩，沒病沒災地活着，不也挺好嗎？

我卻固執地認為：我們的生活，不光有肥肉片，還必須有詩，有寫詩的遠山。

這樣沒黑沒白幹了一年，還真鼓搗出一些分行排列的“玩意兒”。1982年9月，《北京師範學院報》最先開眼，發現了我。把我寫的一首歡迎新生入學的小詩，登在了“院報”上。題目叫《練就鷹的翅膀》。望着我的“處女作”，我覺得比個“處女”還嬌美綽約。真是楚楚動人，視之怦然心動。居然，還給了我幾塊錢稿費。

看到了希望，嘗到了甜頭，我更來勁了。我的同學張文玺，是從房山來的，在“院刊”上，發了一首《暑假，我曬黑了》，又在《北京晚報》上，發了一首《三月，你好》。比我寫得好，名氣大。張文玺對我說：這麼多寫詩的同學，咱們成立個詩社吧。

讨論了一夜，主要是為叫什麼“社名”，争執不下。後來，有個城裡的同學說：就叫“雪浪”吧。那是個冬夜，老天下了一世界雪。一屋子年輕的詩人，群情激奮，個個滿腦門子汗，跟剛剛吃過“麻辣火鍋”似的。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雪花那個飄飄，“雪浪”詩社，那個來呀來到。

張文玺牛牛地當了詩社社長。出了幾期油印的《雪浪》詩刊，有些不大不小的影響。一日，張文玺社長說：咱們舉辦個詩歌競賽吧。小詩人們都熱烈響應，沒幾天，就征集了好幾百首。然後評獎。校内校外找老師，找專家，找詩人，把作者名字捂上，公平公正嘛。沒想到，我中了一等獎。題目叫《嶄新的電車》，獎勵我一個手提包。是真牛皮的，不像後來河北白溝賣的那種冒牌貨。我現在還經常提着它，參加一些體面的高規格會議。

後來，我想了想，《嶄新的電車》能獲獎，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首詩，整體上采用了象征手法。直接受到了梁小斌《雪白的牆》《中國，我的鑰匙丢了》，還有王小妮一些詩歌的影響。間接上，我讀了詩人艾青、戴望舒、徐志摩，臧克家、何其芳，讀了詩人雷抒雁、流沙河、邵燕祥、葉文福，讀了朦胧派詩人北島、顧城、舒婷、芒克、江河、楊煉、徐敬亞、呂貴品，讀了台灣詩人餘光中、鄭愁予、彭邦桢、非馬、席慕蓉……這一大批詩人的作品，也讓我吃了很多營養液和激素。

還有一位兄長，叫魯雪雷。我必須說幾句。雪雷兄是堂堂北京四中的高材生，“文革”期間，他積極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号召，“上山下鄉”到我們村。我正在上中學，在學校聽不明白的課，經魯老師一講，我就懂了，他是我的“課外輔導員”。

我參加聯考那年，雪雷兄已經回城了，他還經常給我寄“參考書”。我能考上大學，雪雷兄對我的幫助，超過我的很多老師。我剛到師院上學，雪雷兄就在甘家口，請我吃飯。還點了一條魚。大概要花掉他半個月的工資。

雪雷兄也是個文學愛好者，在我們村插隊時，他就寫詩。他聽說，我愛上了寫詩，不知從哪兒找了幾本，北島他們編的《今天》雜志，給我看。上面登了好多“朦胧詩”。我一頭紮入《今天》雜志裡，就像高爾基撲在了面包上。高爾基他們蘇聯人愛吃面包，我那時寫詩正如饑似渴，像蘇聯人吃面包那樣香。

雪雷兄還帶我去中國美術館，看了一次“星星畫展”，也讓我耳目一新，大開眼界。詩書畫一體嘛，滋養了我的詩心。看得多了，寫得多了，詩藝也有所長進，就沖出了校園。在《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發了一些現在看起來，比較可笑的“應景詩”。

中文系七七級的師兄張宏，是著名詩人張志民的公子，曾在《北京師範學院報》《北京日報》當過文藝編輯，編發過我不少詩，是我艱難摸索學詩路上的第一個“貴人”，引我入門上道兒的“啟蒙老師”。

外國的詩人，普希金、拜倫、雪萊、濟慈、惠特曼的詩，我也看過幾本，總的感覺：詩還是應該讀原文。因為詩不能翻譯，一翻譯就變味了。

都是漢語，詩經、楚辭、唐詩、宋詞，誰都翻譯不了。簡單的幾句“口号詩”，比如荊轲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再比如劉邦的：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個字都動不了。隻要動一個字，就會跑風漏氣。氣韻味道沒有了，還叫詩？

中國詩都翻譯不了，外國詩就更沒法翻譯了。當然，這隻是我的一孔之見，翻譯家們千萬别和我一般見識。反正，自此我不怎麼讀外國詩了。我想學好了外文，再讀不遲。

那年頭，挺拿文學當回事，在校的大學生能發個作品，走路都不一樣。

謝久忠他們班，有個李功達，在《人民文學》發了兩篇小說。在我心目中，李功達就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我同宿舍的一個同學，老家是平谷的，在《北京文學》發了一個短篇小說：《隊長媳婦》。政教系一個漂亮女孩，馬上就愛上了他。成了《隊長媳婦》的“媳婦”。“漂亮女孩”家，還是城裡的。隻是平谷同學娶了城裡媳婦，卻再也沒見他寫小說了。後勁兒都跑到哪兒去了？我的大師兄。你在京城還好嗎？

1983年7月，我從師院畢業，回到老家，在延慶中學當了4年國文教師。緊張的工作之餘，仍然堅持寫詩，還給學校的一個文學社，講過一次“詩歌創作”。學生們挺愛聽。

期間，我參加了延慶詩人連禾任社長的“七色花”詩社。成員有：王自明、張夙起、石中元、吳赤宇、謝久忠，還有我。一共7個人，都是男性。不定期搞點活動，談談詩歌，聊聊天，也喝喝酒。偶爾，“七色花”也到報紙、雜志上，聯袂集體“綻放”一回。

詩社中的6位，皆我兄長，對我像小兄弟一樣，倍加關愛呵護。陽光雨露予我最勤最多者，當屬連禾老師。7人本職不同，性情各異，作品也自成面貌，卻親如手足。不管誰出集子，誰獲獎，7個人都要想方設法湊齊了，相約舉杯慶賀。海誓山盟一番。

好像是1984年，我在甘肅省武威市的《紅柳》雜志上，發表了組詩《俺村的小夥兒喜歡寫信》，有點反響。當年夏天，紅柳雜志社便邀請我和三弟華夏，趕赴古稱“涼州”的武威市，參加他們組織的文學筆會。

這次“涼州之行”，從延慶康莊站乘火車，走了兩天兩夜。沒座位，站了一路，才抵達心馳神往的武威市。中國真大，火車真慢。實在扛不住了，我們就在地上坐一會兒，或躺一會兒。茫茫戈壁，浩瀚沙漠，一眼望不到邊。馬踏飛燕，月牙泉，讓人魂牽夢萦。累是累，苦是苦，倒也飽覽了風光，飽餐了“手把肉”，還結交了一批文朋詩友。

都挺能喝酒，都挺能吹牛。幾百年也出不了幾個的“文曲星”，齊聚甘肅省武威市開筆會來了。今夜無眠，今夜星光燦爛。從全國各地來了100多人，筆會規模氣象不凡。

紅柳雜志社辦事，也不摳摳搜搜。臨走，還把我和華夏的火車票給報帳了。沿海發達城市也未必舍得。詩人“融點”低，比較容易激動。緊緊拉住親人的手，我是一步三回頭，淚眼朦胧望“紅柳”。在你的氈房外，我唱斷了琴弦。為了心中的“詩神”，我去了一個地方叫永遠。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古涼州”那麼多“千古絕唱”，不過“略輸文采”，也就“稍遜風騷”，随着歲月的黃沙已經“俱往矣”。做不了“風流人物”，也不能沉醉在王翰、王昌齡、高适、岑參的酒杯裡，妄自尊大，不思進取。

于是，我讀了一些“新邊塞詩”，比如聞捷、楊牧、周濤、昌耀、張子選、劉亮程，同時還發現了于堅、伊甸、曹劍、黃邦君、柳沄、海子等，也頗對我的胃口。搜來，悉數置于案上，生吞活剝，好一通饕餮美餐。

似乎有點感覺了，偶有靈感乍現時，乘興寫下的“長短句”，就一行行一隊隊，整齊排列在：《當代》《青年文學》《北京文學》《山西文學》《當代詩歌》《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文化報》等，大大小小的報刊上。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創作的《寫在黨的旗幟上（組詩）》《走向1997》，還在《人民日報》《北京晚報》等組織的詩歌征文評比中，分别獲得三等獎和二等獎。

1994年，那是一個春天，幸得肖衍慶、齊穎二總編鼎力相助和支援，我的詩集《黑月亮 白月亮》上下兩本，一本抒情詩集，一本愛情詩集，在同心出版社出版。受到著名詩人雷抒雁、高立林，著名詩評家張同吾，著名作家凸凹等老師，熱情鼓勵和肯定，并獲得：北京首屆寫作藝術節優秀作品特等獎。詩人金蟬稱我為“新鄉土詩人”。

2022年，又是一個春天，為了喜迎“北京冬奧會”，作為“冬奧會”的禮品書，北京出版集團出版了我的詩集《山一程 水一程》。有300多首。

我的老上司，作家、詩人石中元，滿懷深情和殷切希望，專門撰寫了兩篇熱情洋溢的長篇評論：《人民詩人遠山》《一首歌是一面旗》，給我加油鼓勁和積極推介。

我的老朋友，作家郭嘉興，放下手頭的公務，夜以繼日，加班加點，趕寫出長篇評論：《鐵肩擔道義 妙手著文章》，為我擂鼓助陣。

“人民網”“中國作家網”等也刊發了消息和文章。不“甩開膀子加油幹”，我都對不住，這麼多關愛厚愛我的上司和親朋好友。

1992年，由著名作家中傑英推薦，我加入了北京作家協會。

2003年，由著名詩人雷抒雁推薦，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雷抒雁老師在推薦詞中說：遠山是跨世紀的抒情詩人，他的作品是一代人的心靈吟唱。

2016年，全黨開展“兩學一做”活動，為了檢驗學習效果，以推向深入，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紀工委在101個部委，組織了一次全規模的比賽。上司讓我牽頭這件事。決賽的時候，需要插播兩首主旋律歌曲。我們找了十幾首，上司都認為不合适。有位上司說：你不是會寫詩嘛，趕緊寫兩首。趕鴨子上架，沒辦法，我憋了整整一夜，寫出了兩首似是而非的所謂歌詞。

第二天，又研究這件事，上司問:歌詞寫好了？我就鼓起勇氣，念了一首《明白人 清白人》，念了一首《使命擔當》。沒想到，上司和同僚都鼓掌。上司說：光聽你念，就挺帶勁兒，小子行呀。趕緊找人譜曲，找人唱。曲是青年作曲家王藝歌譜的，演唱是武警部隊女中音歌唱家劉子旗。兩位藝術家，真是德藝雙馨，連工委、紀工委一口水，都沒有喝，就完成了任務。

特别是劉子旗老師，不僅演唱錄音不要錢，還自掏腰包，花了百八十萬，把這兩首歌，拍成了MV。軍人就是能奉獻。劉子旗家三代軍人，更是特别能奉獻。“正氣歌”就應該讓這樣“不愛錢”的軍旅歌手唱。“決賽”播放這兩首歌曲時，現場300多位部長、司局長，聽得柔腸百轉，熱淚盈眶。“決賽”剛結束，工委上司就和我親切握手，熱烈擁抱，合影留念，并高興地說：可給咱工委長臉了。

後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坤明，看到了這兩首歌的MV,也給予了充分肯定，并批示中央主流媒體播放。中央國家機關工委、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和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還把這兩首歌，作為對黨員幹部，進行黨性教育的音像資料，永久收藏。《使命擔當》歌曲MV,還榮獲安徽省“五個一工程”優秀文藝作品獎。中央紀委的老幹部，還把《明白人 清白人》歌曲,編排成了集體舞，邊舞蹈邊演唱。

為了配合本職工作或應約，這些年，我先後寫了20多首歌詞，作曲家王黎光、朱培華、劉躍強、段澤興、王藝歌、周海濤、陳利民、蒙根等譜曲，歌唱家閻維文、湯非、張琳、呂薇、劉子旗、李娜、崔子格、舒婷、黃玮，電影演員胡靜等，都演唱過。其中，我作詞，王黎光譜曲，劉子旗演唱的歌曲《紅色南昌 英雄南昌》，曾榮獲江西省“五個一工程”優秀文藝作品獎；我作詞，周海濤譜曲，劉子旗演唱的歌曲《我為祖國守護一座島》，曾榮獲全球華語音樂金曲榜冠軍。

2017年，我作詞，張廷亮譜曲的《在田野 在山崗》，在網上釋出後，河南電視台12位著名節目主持人，聯袂集體演唱，并拍成了MV，在河南電視台連續播放，為助力全省扶貧攻堅，發揮了積極推動作用。河南省直機關、河南省輝縣市在慶祝建黨96周年、97周年“黨旗耀太行”等文藝晚會上，曾有數十名歌手和“駐村第一書記”集體聯合演唱，場面盛大，氣氛熱烈。四川省廣安市電視台也把這首歌，拍成了MV,作為該市電視台，扶貧攻堅電視節目的主題歌，長期播放。

好像也是2017年，好友虞寶才，在我老家延慶當紀委書記。虞書記想結合延慶的特點，創作一首《忠誠衛士之歌》，供區紀委在開大會，搞活動的時候，大家唱一唱，以鼓舞士氣，振奮精神。高唱“正氣歌”，“打虎拍蠅”勁更足。

面向全區，大約征集了上百首歌詞，寶才選出十多首給我，讓我幫忙改出一二首，再找人譜曲演唱。我翻來覆去看，覺得沒法改，就另寫了一首，供虞書記選擇。最後，他們就請延慶著名作曲家史長江，把我寫的《忠誠衛士之歌》，譜了曲。虞書記帶領全區紀檢監察幹部大合唱，還拍成了MV,在區電視台、區會展中心廣場，滾動播放。

直到2018年，虞寶才書記調離延慶，回到城裡後，這首歌才立馬給停播了。播放了一年多吧，還是有不少人學會了，能夠放聲歌唱。“正氣歌”雖停播了，而“打虎拍蠅”，隻有“進行曲”，沒有“休止符”。不可沽名學霸王。

為喜迎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我作詞，朱培華譜曲，傾情創作的獻禮歌曲《人心是咱高舉的旗》，由著名歌唱家閻維文、殷秀梅男女聲攜手演唱，也正在緊張錄制中，并将拍攝成歌曲MV。

自己寫的詩，被人譜了曲，滿世界去唱，總歸是件大好事。而且，我還聽人說：音樂是最進階的藝術，最能直抵人心。那就讓我的一首首詩，乘着悠揚甜美的歌聲，去溫潤人們的生活，陶醉人們的心靈吧。

寫詩的同時，我也寫小說。我一度非常癡迷：莫言的紅高粱系列，阿城的遍地風流系列，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李銳的厚土——呂梁印象系列，閻連科的耙耧山脈系列，楊争光的黃土高原系列，馬原、紮西達娃的高天藏地系列，劉恒的新京味小說系列，王祥夫的好峁雜錄系列，曹乃謙的溫家窯風景系列，劉慶邦的走窯漢系列……還有阿成的“年關六賦”，李佩甫的“紅螞蚱 綠螞蚱” ……這些小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原始野性，沾泥帶土，直逼生活。借用阿成一篇小說的标題，來描述的話，叫作：胡天胡地風騷。

諸人諸作，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狼吞虎咽，受益匪淺。我的小說創作，不可能不受到他們的浸染和牽引。

應該是1995年開春，我寫了一個30000多字的中篇，名字叫《紅顔》，有點兒狐媚妖氣。故事一半緣自從老家聽到的一個真事，又兌入一半的聯想。用400字一頁的稿紙寫的，裝了滿滿一書包，騎着自行車，興沖沖，就給《青年文學》雜志社副總編趙日升老師，送去了。仿佛過了十幾天，趙老師約我過去說：寫得還可以，就是太長。先壓縮到8000字以内，再拿來。

下班回到宿舍，半夜三更，披衣起身，遵照趙老師的指令，幾欲揮刀，可眼望自己心愛的“紅顔”，怎麼也下不了手，砍哪兒我都不忍，我先自“心如刀絞”。我的心血，我的骨肉呀。虎毒不食子。我是屬牛的，吃草，不吃“紅顔”。

正當我倍受煎熬，痛苦不堪的時候，延慶好友喬雨、曹金剛着手編輯《延慶文學作品選》，我就把“含在嘴裡怕化了”的《紅顔》，從嘴裡摳出來，給了他們。老家的二位朋友，敢下手，不由分說，就把30000字，折騰成了8000字。倒不是一砍三段，或者大卸八塊，而是把“紅顔”囫囵個吊在火爐上，像烤鴨，烤乳豬那樣，燒烤烘幹。把活色生香的當代“紅顔”，“抽巴”成了長沙馬王堆的辛追夫人。骨架還有，妩媚風流已蕩然無存了。烏呼，自古紅顔多薄命。

後來，看到《延慶文學作品選》，也就20多萬字，收了五、六十人的作品，不可能發我一個人30000字。這樣一想，也就心平氣和了。讓我捶胸頓足的，隻是：30000字的《紅顔》原稿，莫名地遺失了。也許是，落到人販子手裡，漂洋過海，不幸賣到國外去了。

2006年第2期，山西省大同市的《北嶽》雜志，發表了我的短篇小說《毒日頭》。該刊總編、著名作家王祥夫說：原來，以為你是個詩人，沒想到，還會寫小說。

2015年春天，我到河南出差，省紀委的上司給我講了一個案子，故事挺傳奇的，我就此演義成個短篇小說，取名《十日談》，發在了2016年第2期《北京文學》上。編輯張頤雯在“推薦語”中說：縣委書記收到了神秘短信，其中秘密耐人尋味。他曾經做過些什麼？他又怕了什麼？他對神秘短信的追根究底，會有什麼結局，會将自己帶到哪裡去？小說以詭異的視角，揭開了中國官場的隐秘一角。

2015年以後，我在《中國紀檢監察報》連續發了三篇小小說：《殺羊》《失眠症》《神算耿半仙》，全被《小說選刊》轉載。非常感謝編輯戴希老師，他有一顆熱心，有一雙慧眼。《殺羊》同時被《微型小說選刊》轉載，收入《新中國70年微型小說選》，并被教育部和安徽省、四川省等好幾個地方，用作“聯考閱讀訓練”的考題。那考題出的，連我這個作者，也回答不了。真難為孩子們了。

《殺羊》《神算耿半仙》，還先後獲得《小說選刊》組織的微型小說征文，優秀作品二等獎和三等獎。2021年，我創作的小小說《百貨大樓》，又獲得《小說選刊》組織的微型小說征文，優秀作品優勝獎。

寫小說，給我帶來快樂的同時，偶也平白無故，給我增添了煩惱。

比如，我的短篇小說《千裡馬之死》《難言之隐》，盡管我采用了變形誇張的手法，有點像荒誕派。可發表後，還是有人對号入座，認為我在利用小說，含沙射影，諷刺挖苦他，從此不理我了，暗暗地生悶氣。文化人什麼都好，就是心眼兒多得像篩子孔，而且小得如針鼻兒。這是我萬萬沒有料到的。

其實，我寫小說，誰也“不影射”，誰也“不諷刺”，誰也“不挖苦”。如果哪位看官，真從我的小說中，讀出“影射”的話，那一定是，我在“影射自己”，我在“自嘲”。您千萬别“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更别和遠山“找茬兒鬧别扭”。我不明白，您還不明白嗎？

我很善良，我也很友好。我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人民的親密朋友。漫無目的，和“假想敵”較勁，是精神緊張，“抑郁症”的前兆。謝天謝地，阿門。

寫詩寫小說之餘，我也順手寫點散文。無論是寫人記事，還是抒情，我都不知不覺，學習了魯迅、朱自清先生，效仿了汪曾祺、賈平凹、何立偉、凸凹幾位老師的路數和寫法。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以，有的作品受到好評，有的作品還得了獎。

比如，1995年，我發表在《科技日報》副刊上的散文《大年三十貼紅門兒》，獲得了“全國報紙副刊優秀作品評比”二等獎。

比如，2001年，我發表在《三峽晚報》副刊上的散文《讓生活詩意起來》，獲得了全國散文征文二等獎。

比如，2002年，我發表在《中國紀檢監察報》副刊上的散文《鮮花曾告訴我你怎樣走過》，獲得了河南省《紀檢與監察》雜志組織的全國散文征文一等獎。

再比如，2016年3月，我發表在《學習時報》副刊上的随筆：《我愛讀“黨章”》，也廣受好評，有上百家報刊、網站紛紛轉載。中央紀委、中央辦公廳的上司，更是當面給我鼓勵和贊許。中央紀委一位上司說：你寫的《我愛讀“黨章”》，我看了好幾遍。為了強化記憶，我還在電腦上自己敲了一遍。安徽阜陽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周建華，還拿着我的這篇文章，給全校師生作了《怎麼學習“黨章”》的輔導報告。

1994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

2008年，我在中國紀檢監察報社工作時，報社出版了一套叢書，有我一本散文集《天朗氣清》。一套十多本，我這本書字數最多，定價最高，但是賣得最快。上架沒幾天，就銷售一空。想買這套叢書的人，一看沒有我的《天朗氣清》，大多就不買了。書店的經理緊急找到我，要把出版社給我的一百本贈書買走，以期為這套叢書發揮“帶貨促銷”的作用。

著名作家劉紹棠老師曾專門撰文，評價說：遠山深挖曆史文化，感悟風土人情，創作出的散文、小說作品，蘊藉深厚，讀來耐人尋味，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文化價值，是“鄉土文學”創作又一重要成果。

曾任《北京日報郊區版》文藝副刊主編的著名作家王葆春老師，也撰文稱贊我的散文：“旱香瓜兒--另個味兒。”

我不打麻将，不玩牌，也不會唱歌跳舞，上班之餘，堅持文學創作，是我幾十年的唯一愛好。不盲目豔羨：聰明人腦瓜兒好使，多才多藝。常反躬自省：本就天生愚鈍，弱智低能。隻得老鸹喯牛眼，專鑿一門。

寫詩作文，孜孜以求，雖沒有多大成績，倒也自娛自樂。往大了說，可以概括為“三個有利于”：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團結，也有利于社會和諧。總之，是積極健康的，百分之百的“正能量”。有百利而無一害，我何樂而不為呢？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面向未來，書寫精彩。

作者遠山簡介

遠山，本名劉利華。畢業于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北京市延慶縣（區）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國家機關紀工委副書記。1980年開始文學創作，先後在《當代》《十月》《散文》《青年文學》《北京文學》《山西文學》《當代詩歌》等發表小說、散文和詩歌，出版《黑月亮 白月亮》《天朗氣清》《山一程 水一程》等文學作品集5種，300餘萬字。有30餘篇（首）小說、散文和詩歌獲《人民日報》《小說選刊》“全國報紙副刊作品評選”和江西省、安徽省“五個一工程”等文學獎。被稱為“跨世紀的抒情詩人”，作品被稱為“一代人的心靈吟唱”。近年，他創作了一批歌詞，廣為傳唱，受到了聽衆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