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經學文獻研究新局面

1月18日，“經學文獻青年學者論壇”線上舉行。與會學者圍繞經學史、經本生成與流傳、經義訓诂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在新時代條件下如何推動經學文獻研究向更深層次邁進。

迎來新時代經學研究的春天

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本源。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文獻與資訊學系主任趙生群表示，經史子集四部文獻，歸根結底，其精神和靈魂都來自經學文獻。研究經學有四難，閱讀了解難、占有資料難、發明創造難、成果發表難，但新時代條件下的經學研究有許多新議題亟須學界深入研讨。

在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背景下，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經學研究近年來開始複蘇。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認為，經學研究迎來了萬紫千紅的春天。青年學者的經學研究不拘一格，既具有濃厚的現代氣息，又深深植根于傳統經學的土壤。經學研究與傳統學術蘊含着巨大的能量和寬廣的道路，對加快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重要意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離不開經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锷表示，經學文獻整理是經學研究的前提，經學研究是經學文獻整理的升華，即整理中有研究、研究中有整理，兩者相輔相成、互相為用。重視經學文獻整理與研究，是弘揚中華禮樂文明、尋找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動中華傳統學術現代轉型的正确道路。

文獻整理與研究要有現實關懷

經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常做常新。當代學人應通過梳理和考辨，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去僞存真、革故鼎新，在新時代條件下發現新問題，推動經學文獻研究向更深層次邁進。

經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既要秉承傳統經學、文獻學的合理核心，又要結合新材料、新理論、新實踐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華寶表示，經學文獻整理與研究要具有現實關懷，處理好“當下意識”與“崇古情結”。在他看來，經典闡釋需要做精深研究，需要有國際視野，更需要有正确的情感态度與價值觀。

經學文獻是經學研究的基礎，《十三經注疏》是經學文獻的核心。王锷表示，明代嘉靖以來，先後校刻有閩本、監本、毛本《十三經注疏》。清代初期，閩本、監本尤其是毛本《十三經注疏》，成為學者研讀經學的基本文獻。清代學者惠棟、盧文弨、段玉裁、顧廣圻等人，利用當時可見的宋元版經書校勘毛本，極大推動了經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使清代考據學于乾嘉時期得以興盛。

以鄭玄所建構的以禮注經的經學體系為基礎，在清末民初經學系統化的過程中，出現兩種不同的“六經皆禮”理論。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陳壁生認為，一種以曹元弼為代表，強調“六經同歸，其指在禮”，以獨立的“禮”的概念貫穿六經、了解經學概念，其背後是六經“有”禮。一種以劉師培為代表，從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出發，以王官學去了解六經，進而認為六經都是“禮”。這兩種不同的了解方式，關系着清末民初對中國兩條不同的現代化之路的了解。

明清之際的學人深感王學末流空疏之弊，在經典诠釋中尋求經世良方，頗具實用意味的“三禮”遂進入他們的诠釋視域。西南财經大學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潘斌表示，乾嘉學人“三禮”之學的背後，有對社會秩序建構的深沉思索。在晚清危難的時局下，傳統士人利用“三禮”闡發經世緻用思想。清人“三禮”诠釋的求實精神，展現在他們于“三禮”經、注、疏之辨疑，以及無漢宋門戶之見。清人的“三禮”诠釋規模之大、内容之廣、程度之深，可謂空前。清代“三禮”的校勘、禮圖、禮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內建特點。

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金霞認為，整理者要從思想上重視古籍整理，要認真對待、反複研讀、吃透原文，不能憑想當然輕易點斷。整理者需要具備語言文字、文獻等多方面的知識。同時，還要多讀、多實踐，培養語感，綜合熟練地運用語言文字和文獻知識。

不斷開拓經學研究新領域

推動經學文獻研究向更深層次邁進，需要進一步完善新時代經學研究的理念與方法，既要守常，又要創新，做到與時俱進，不斷開拓經學研究的新領域。

王華寶認為，學者應有意識地建構科學的、中國話語體系的經學史觀。青年學者要注意到早于“藝文志學術體系”的一些文獻，從源頭上認清什麼是經、什麼是經學、什麼書可以稱為經典；要梳理學術譜系，重視出土文獻。

杜澤遜寄語青年學者，在這個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呈現井噴式生産的時代，要想在學術史上不被淹沒，就要瞄準主流學科的重大問題下大功、下苦功，力争經過十年、二十年，在主幹學術領域或重大學術問題上擁有話語權。在維持必要的學術生存前提下，對學術論文數量的追求和學術項目的争取，均應服從于遠大的學術理想和人生目标。

在點校古籍方面，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方向東建議青年學者在從事此項工作時，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和不懈的堅持。從事點校工作，不但需要占有大量文獻資料，而且要對文獻有深入了解；要在充分了解和正确釋讀原典的前提下，恰當有效地利用新材料。

在趙生群看來，研究經學需要有強大的内在驅動力。有了自覺的認識，才會有堅定的行動，才能排除萬難、持之以恒、披荊斬棘、奮勇前行。

編輯：宗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