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裡頭文化：華夏正統的締造者

二裡頭文化是以河南省洛陽盆地二裡頭遺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類考古學文化遺存，其重要性主要展現在：一是崛起并興盛于傳統中原的腹心地帶；二是在時間上晚于河南龍山文化而早于以鄭州商城為代表的商代二裡崗文化；三是二裡頭遺址本身也是鄭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區僅有的超大型、内涵豐富燦爛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是以，無論二裡頭文化是否為夏文化，都不影響其在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早期華夏文明形成與演進中承上啟下的關鍵性角色的地位，是以二裡頭文化也一直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探源的焦點之一。

目前已發現二裡頭文化各類遺址超過500餘處，集中分布于豫中和豫西的環嵩山周邊地帶，其鼎盛時期北至晉中，西至陝東和丹江上遊的商州地區，南至鄂北，東至豫東，其影響範圍則更大。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二裡頭遺址經過系列高精度碳十四測年和校正，時代大緻上被确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間。除了時空中的關鍵位點外，僅從考古學文化面貌角度看，二裡頭文化和二裡頭遺址也的确有諸多非同一般的表現，與之前和同時期的諸考古學文化包括龍山時期各地的文明高地代表性文化和遺址具有很多不同的特點。

一、多重文化要素聚合的文明核心

首先，二裡頭文化是由若幹不同文化的要素融合而成的一個新文化。很多前輩學者都從類型學和文化因素角度分析過二裡頭文化的淵源。随着考古學發現與認識的深入，多數學者同意就作為當時日常主用和考古學文化最精确标記的陶器組合來看，二裡頭文化主要是在當地河南龍山文化嵩山以南的煤山類型和嵩山以北的王灣類型融合基礎上大量吸收了豫東的造律台及豫北的後崗二期文化等因素，經短暫的新砦期快速發展而成。當然在此前後，山東、安徽乃至西北方向等的陶器文化因素也大量湧入了這一地區。其實，二裡頭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明确地表現出這種對周鄰四面八方文化因素的廣泛吸收與整合創新的特點，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學文化往往為一地早期文化的自然嬗變或者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轉折性變化。二裡頭文化顯然是選擇性地甚至是主動地聚合了周鄰包括遠方的多個考古學文化的精彩因素，如二裡頭遺址所見鑄銅、玉器與綠松石加工和應用，以及白陶、硬陶、海貝等新鮮因素，其中大都是廣泛借鑒并經過改造提升和賦予新的内涵後再加以使用。在其社會整體性的經濟基礎和考古學文化的物質形态中，傳統中國的五谷六畜，除了馬，此時已初步齊備，複合型的農業經濟俨然成型，同時已有了高度發達并專業化的制石、鑄銅、造玉和制骨等手工業及專門作坊，其中最令人矚目的當屬掌握了用複合範制造青銅容器并作為壟斷性禮器的高超技術。顯然，相對于之前多地零星發現的并未在生産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類小件銅制品，隻有二裡頭文化才可以被視為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青銅時代的濫觞。

其次，二裡頭文化在當時的諸多地域性文化互相作用中表現出了突出的脫穎而出的超越性特點。二裡頭文化形成過程中廣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并加以整合提升，不僅超乎原有諸文化或文化類型之上，又向周邊地區大幅度地施加其文化影響。就縱向時間軸來說，二裡頭文化的出現是其所在地區經過仰韶時期區域一體化的高峰、分化、相對沉寂之後的又一次較大範圍的統一與重新崛起，并像仰韶文化高峰階段一樣，也對周鄰文化産生了廣泛影響。如果以二裡頭式牙璋、雞彜等特色标志性器物和文化因素的分布來衡量，其輻射區範圍之大完全不亞于仰韶文化頂峰階段的廟底溝類型。不同之處是，二裡頭文化的出現讓周鄰諸同時期考古學文化顯示出萬馬齊喑的局面，如東方的嶽石文化、北方的下七垣文化、東南的馬橋文化等，包括長江中遊地區。這些周鄰文化不但缺乏二裡頭文化那樣的進階産品，而且原來已有的發達的制陶業等手工業也顯示出粗鄙化趨勢。這顯然是這些文化的社會上層在政治和意識形态方面受到抑制性影響之後，對意識形态物品的有意放棄所緻。

以上兩點讓二裡頭文化不同于此前和同時期周鄰乃至當時東亞地區早期文化互相作用圈中的其他任何一支考古學文化，也不同于各地散亂的諸文明制高點，如紅山、海岱、良渚、石家河乃至石峁和陶寺等文化。二裡頭文化的脫穎而出具有鮮明的超越性，某種程度上可視為華夏傳統或者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區形成的标志，許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國》中曾經形象地将此現象概括為文明格局從滿天星鬥發展到月明星稀。

二、文化大統的形成與地域協同的防禦模式

從蘇秉琦先生對早期中國諸區系中“古文化—古城—古國”的三階段演進程序來講，盡管有早有晚，表現上也各有特點，但各地區基本上都經過了區域性文化傳統從萌芽落地到發展壯大，次第走到了古國這一階段。戴向明先生認為龍山時代晚期的陶寺和石峁甚至已經走到了王國階段。而二裡頭文化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更進一步走到了王朝——萬邦來朝的階段，其他考古學文化或者被二裡頭文化所整合，或者要面向二裡頭文化來朝拜正統，同時也要受制于這個正統所代表的一個更大的文化大傳統的鉗制。而此後的曆史程序表明，在早期中國的互相作用圈中，還上演了接續這個正統乃至争奪這個正統的曆史趨勢。比如，商與周都是與二裡頭文化不同的文化和族群，卻共同接續完成了這同一個文化正統，不僅加盟了這個文化大統，而且如同接力棒一樣将其發揚光大。而在考古所見的整個早期中國文化互相作用圈裡邊，可以認為是二裡頭文化締造了這個超越各地區早先的族群文化傳統的大傳統，并讓其他區域性文化傳統主動或者被動地降格為小傳統。

各地的地域性文化傳統自舊石器時代晚期已可以從考古遺存尤其是技術工藝及其産品中大緻窺見，農業和定居的村落産生之後，區域性的文化傳統日益發育，内涵不斷豐富，互動不斷增強，一個一個的考古學文化得以被不斷命名，每一個考古學文化實際上都可以視為一個文化乃至族群上的共同體或者一個文化傳統的截面。這傳統可以細分為血統、器統、藝統，還有心統（包括後世常被提及的道統、學統、正統）等，它們各有傳承，但基本上都是在一個特定地理單元内基于早期農業的萌興、緣于血緣關系自然地發生和發展，并與周鄰諸文化在更大的地理空間中形成了互相作用圈。其中，仰韶文化曾經因為各種機緣，在這種傳統的形成與發展中占得先機，率先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形态，以人口外播拓殖占據廣大分布範圍，為華夏傳統的形成奠定了人口和語言基礎。

在以農業部落為載體的區域一體化高峰階段，各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普遍發展出以内部分化和大型中心型聚落為特點的簇團式防禦和複雜社會，他們大建中心聚落甚至是環壕聚落、帶有城牆的聚落，是因為這樣的聚落具有相對于普通聚落成倍增長的防禦能力，進而在族群沖突或者外來劫掠者面前可以更好地保護族群的安全。二裡頭文化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地域協同式防禦模式，以鞏義稍柴、鄭州大師姑和東趙、新鄭望京樓、孟州禹寺、平頂山蒲城店等多個具有高度防禦能力的次級中心聚落對二裡頭大邑形成拱衛之勢，而二裡頭自身則僅在行政中樞部位建設宮城進行有限的防禦。二裡頭和這些次級中心聚落的所在，構成文化的中心區，而超出這個文化中心區的重要地點，比如交通要道或關鍵的資源地，則運用防禦性極強的中心聚落将其置諸管轄之下，如夏縣東下馮、垣曲古城、商洛東龍山等。這一全新的空間防禦與管理模式基本上被二裡崗文化全盤繼承并擴充。考古發現表明，鄭州大師姑、荥陽西史村、新鄭望京樓、垣曲古城、商洛東龍山等遺址紛紛在二裡頭文化消亡之後都在二裡崗階段進行了改建或重建，繼續扮演區域性中心聚落，和鄭州商城形成共榮關系。二裡頭自身也在延續的同時漸漸被近旁的另一個二裡崗文化的大邑偃師商城所鎮壓、取代。顯然，這些現象可以視為是國家形态或者國統的形成及其交替的考古表現。

三、以國家政統為核心的文化正統

一個超越諸區域性文化傳統并被不同族群共同認同并争奪的文化正統的形成，顯然需要一次大的突破和超越，尤其是對血緣組織關系的突破和超越，并在意識形态方面獲得廣泛認可。這一點根據古今中外諸多案例來分析，隻有國家這一組織形态可以做到。二裡頭文化這種能夠整合諸傳統包括以考古學文化為表征的超乎各區域傳統之上又包含它們的更大的文化傳統，應以政統或者國祚視之或勉強近之。當然，區域傳統演進過程中自然也伴随有社會分化、統治與被統治的階層之分，以及相應意識形态的诠釋系統，但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則大不相同，後者需要不同族群、階級和各類文化因素的系統套嵌和整合。是以，盡管早期中國互相作用圈裡的若幹地區都曾經發展到複雜的初級文明社會，但終未邁過國家文明的門檻。二裡頭文化的産生與存在模式則明确地展現了這一突破。二裡頭文化在包括不同族群的上述諸要素的傳承、交流、吸納、整合、改造和輻射中，締造了一個超越區域内部不平等乃至區域間互相攻擊、掠奪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并可能達成了某種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意識形态共識。更為重要的是，這個超越諸族群文化傳統之正統和大統，又被随後的二裡崗文化所接續。顯然，這被接續的正是以國家政統為核心的一種華夏文化正統，此後，它又繼續被周人和秦人接續并發揚，一步一步由最初的王朝向黃河中下遊地區為中心的中華帝國演進。能概括這樣一種政統及其文化和社會形态的，也隻能是國家。是以，二裡頭之前的諸文化共同體，實難被視為真正的國家。現在學界所常用的古國之謂，基本上相當于人類學從世界各地民族志和考古學資料中概括提煉的酋邦，它們盡管産生了社會分層和權力的集中，卻并未突破血緣組織和區域傳統的羁絆，隻能視為一種同質性的複雜社會。

支撐這一國統的正統文化觀念，比如世界觀、意識形态系統、祭祀系統、禮制系統等，同樣在二裡頭文化中得到快速發展并得以傳承下來。考古發現集中展現在繼承創新的高等級器物的生産工藝群組織形态方面，其中尤以青銅禮器及其代表的禮儀文化最為重要。二裡頭遺址迄今已發現的青銅器超過200件，有容器、兵器、樂器、禮儀性飾品和工具等，幾乎包括當時東亞大陸各文化中的各類青銅器類，而青銅容器則為二裡頭文化綜合各地青銅冶煉、制陶工藝及造型技術和觀念等所進行的獨創，已經發現的器類有爵、斝、盉、鼎等，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組青銅禮器。二裡頭鑄銅作坊發現的容器陶範，有的刻畫着精美的花紋，所鑄圓形銅器直徑最大者可達30厘米以上。作坊遺址面積約1萬平方米，緊挨宮城南部并以圍垣環繞，使用時間自二裡頭文化早期至最末期，不僅是迄今中國最早的，且可以肯定是由宮廷管理并進行生産的。

二裡頭遺址發現的綠松石和其他玉石制品也極具特點，和東部海岱、紅山、良渚等文化中大量的飾玉、巫玉以及西部齊家、石峁、清涼寺等文化的财玉、寶玉等在制作與使用方式上也表現出根本性差別，比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等，盡管較多地借鑒了海岱等地的玉器形制，但與其本來的裝柄方式和用途已經無關，而多直接用于在各種場合中表現貴族的權威。發掘者許宏先生推測它們或許已經是作為在宮廷上昭示君臣關系的“玉圭”或“笏”來使用的。是以，有理由相信二裡頭階段才超越了原來喪葬與巫術背景中的玉文化而形成了真正的禮玉文化。再往後，又進一步借鑒并整合各地尤其是東部巫玉豐富的文化内涵，發展為更加完善的中國傳統禮玉體系。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早期玉器的形制和含義已經被加以整理和改造了。二裡頭遺址發現的白陶、印紋硬陶和原始瓷，極有可能也是源自東南地區的早期同類遺物。這些複雜的器用與其背後所蘊含的新的意識形态觀念，顯然已經形成了與國家正統相對應的新的知識、含義和禮儀系統。

由此可見，二裡頭文化在中原較廣闊的範圍内實作了一次跨越式的整合與突破，其文化因素、聚落結構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均展現出超族群、跨地域的文化形态。究其原因，一是中原内部族群與文化互動的特點，二是自仰韶晚期以來中原周圍次第進入區域一體化高峰的各文化的影響，尤其是源自西北地區的人群與新鮮文化因素的強烈刺激。到龍山時代晚期，由于文化自身演進和環境的變化，各地考古學文化間互動交流乃至碰撞的力度空前加強。中原地區因為仰韶時期之後相對的低潮和空心化，以及相對穩定的地理環境，可能還要加上黃河在新氣候環境背景下沖積加速所塑造的新的宜居空間，使之成為各方力量的逐鹿之地，各個方向的人群和新文化因素急劇向這裡聚集。同時，由于羊、小麥、冶銅等新文化因素的引進，加上持續的高強度開發與環境變遷，北方地區在距今4300年左右，人口大規模增加，文化開始蛻變，互相之間的競逐空前加劇，今天的長城沿線地帶在這一階段興起了非常密集的石城聚落群，以及像石峁那樣的巨型中心軍事聚落，可能也因為相當廣闊地域内的野蠻征服掠奪者，迫使晉南盆地地區人口大規模集中并快速走向複雜社會。在此背景下，陶寺曾經試圖整合各方力量和文化要素，并可能已經初步跨越國家的門檻，但是旋即在巨大的時空張力下被颠覆而崩潰。作為仰韶興盛期共同的子民，石峁、陶寺等文化的動靜不可能對嵩山周邊中原腹心地帶的族群沒有影響。它們在短時間内完成了自己的區域性整合，并主動向各方出擊，尤其是着力于西北方向，直接将晉南作為資源要地和緩沖地帶置諸管轄，以尋求在先進文化資源和日益複雜的互動格局中占據比較優勢的地位。

這一波巨變，被趙輝先生在《“古國時代”》文章中概括為社會複雜化或中國文明形成程序的第三波，但除了時空上的異同之外，其模式和意義也和前兩波完全不同。第一波是自發性的，是農業文化傳統次第進入區域一體化的高潮，仰韶文化拔得頭籌，而東方大汶口—龍山、東北紅山、東南的崧澤—良渚和南方的屈家嶺—石家河等各有精彩華章，甚至後來居上，快速步入進階酋邦社會，其中大汶口、屈家嶺等環境優裕，物品豐盈型社會的精美文化因素甚至大舉挺進中原，估計也會有不少移民趁機填補此地仰韶後期的相對空白。但随着第二波源自北方的激蕩，長城以北自廟底溝二期以來各種快速變異和新穎的文化因素一波又一波不斷南下，其多米諾骨牌效應橫掃長江中下遊甚至更南的東亞大地，讓龍山時代的文化格局為之驟變，區域傳統間的競逐進入白熱化階段，連同良渚和石家河那樣的巨型中心聚落也轟然坍塌。而以二裡頭文化為主角的第三波才真正整合四面八方的文明成就，熔鑄出以國家為載體的華夏文明的正統和文化自覺。

結語

筆者曾經論說，仰韶文化興盛是得益于中原地區的區位優勢和大暖期的曆史機遇，融合了東亞舊石器時代以來南北兩大文化基底的先進因素包括小米（黍粟）、稻兩種農業系統的成就，以人口爆發占據了布局階段的先機，而同樣是中原地區的區位優勢，又加上仰韶—龍山變化之際的又一次環境巨變與文化格局大勢，以及黃河上中下遊獨特的地理環境動因，再次在中原地區形成聚合型優勢，天時地利與人和，共同催生出二裡頭文化這樣的集大成者。古人常說逐鹿中原，中原地區的地理優勢确實便于各族群和文化的你來我往，但是如果說仰韶文化還隻是一種因為人口增長引發對外拓展的不自覺的奠基與輻射效應，那麼二裡頭文化才是真正的整合式聚變，顯示出吐納有序的輻辏效應，使得中原地區在東亞大地脫穎而出，最終樹立起華夏文明的文化正統地位。是以，環嵩山的中原被稱為華夏文明的搖籃不僅是當之無愧的，而且是相當獨特的。這裡既是東亞大陸南北地理與氣候的交彙地帶，也是中國地勢西北高地和東部低地的交接之處，還是黃河中下遊黃土流失和堆積的轉換節點，溯河而上和沿河而下的文化交流聚集效應十分明顯。不同時期的不同族群、文化、技術、産品等在這裡層積世累，并因在原始耕作條件下易于開墾的土地具有極強的黏着力，很早就成為東亞乃至世界罕見的族群和文化熔爐之一，由此成為早期華夏文明核心的不二選擇。

人類在東亞大地上的活動由來已久，但是真正的文化意義上傳承不斷的族群集團和國家文明的形成，則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社會産生以來各區域性文化互相作用的結果。這個過程包括了舊石器時代奠基的南北兩大闆塊的碰撞融合，東亞基于早期農業社會的區域性文化傳統及其互相作用圈的充分發育和攪拌發酵，甚至包括西亞、中亞文明因素的不斷湧入和刺激。華夏文明核心從仰韶的雛形到二裡頭的定調，實則是一個不同族群、技術、物品、觀念不斷交融、砥砺的長期過程。作為各種文明要素集大成者的二裡頭文化的橫空出世，已經是不斷融合、反複融合、合之又合的結果。但是，二裡頭文化以其獨特的模式合出了新意，合出了自信，并合出了一個全新的格局和境界，最終合成了一個脫穎而出的文化和意識形态上的正統和大統，得以淩駕于各區域性文化傳統之上并被整體性地傳承和光大，整個東亞互相作用圈由此完成了從多元到一體的嬗變。

作者：曹兵武 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微信公衆号

原文刊載于《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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