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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本是“诏告”之意，自秦始皇規定：上級對下級釋出行政号令隻許用“命”之後，“诏”就成了帝王日常釋出言論的專用動詞，隻有皇帝才能說“诏曰：...”而文武百官就隻能對下屬說“命：...”，直到今天，該詞還一直為部隊文書所沿用。
與“诏”相對應的是，帝王在釋出條文性律例時會用“敕令、敕谕”，以便跟日常言辭有所區分。前者是動态性的，可以反複“诏曰：...”；後者是固定性的，一經釋出就成了固定條文，不好“朝令夕改”了。
作為大陸帝制的創始人，嬴政老大可謂占盡了所有先機，除了沒有皇後以外，實際上所有皇帝專有的東西都是他第一個先占起來“享用”：比如常見的“朕”，跟“诏”一樣原本也不是帝王專用，經他一指定後，别人就不好再用了——今天各位家裡的“老婆大人”除外。
“罪己诏”溯源：從初出現到普及數千年
有記錄的“罪己诏”形式的文書很早就出現了，當時它還隻是一種帝王所用的格式化文體，還不具備“專有性”。《呂氏春秋》裡就記錄了這樣的一種格式：“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這是商湯罪己的故事，後來的皇帝就常以此作為“罪己诏”的開頭，但也非固定，因為這格式“罪”得太過明顯。
史載中最早發罪己诏(公元前179年)的漢文帝就用了“朕既不德......”，有自責之意，但沒了“罪”的定義。後世非認真“罪己”的皇帝多喜歡這樣的類型，說白了這就是一種形式主義，大臣們也找不到說皇帝“失德”的理由。
曆朝下過“罪己诏”的皇帝還是很多的：漢朝占比過半、清朝比例最高，其他朝代則數量不等，算起來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不存在“罪己诏”的朝代也有，比如建立帝制的秦朝，秦始皇顯然不願将這“第一巴掌”打在自己的臉上。
“罪己诏”的最初用途與形式演變
作為天子，本是罪不及己的；但皇帝也是人，是人就會有人性缺陷和犯錯的時候。皇帝對外的“诏曰”多了，也就衍生出對自己的“罪己诏”----如果不是這樣，世上就再沒有人能給皇帝“發号施令”，于是皇帝們就隻好“自己發給自己”。
“罪己诏”是皇帝對外公開的一種頒給自己的“诏令”，通常在遭遇特殊大事、皇帝自覺犯了自己都不好意思抵賴的錯誤時才會使用。這樣的诏令本是很嚴謹的，不過後來不少皇帝在使用中将其當成了“下台階”的工具，于是逐漸開始變味了。
清朝的雍正帝覺得“罪己诏”已不足以表達“天下後世是非公論”之意，甚至還親自編撰了洋灑灑數卷的《大義覺迷錄》，其核心内容其實就是一篇超長的“罪己诏”——多辯斥少自責，通篇都是為自己的是非所為找一個“公論”，跟許多帝王的罪己诏“貌不同但頗為神似”。
比較及時的“罪己诏”之：漢武帝“輪台罪己诏”
漢武帝為帝數十年間長期征戰，導緻民生凋零、國力枯竭，在他晚年的一次出巡中，見到大量“數代出征且晚年無着”的老者後，開始反思自己的過往。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漢武帝為了能讓百姓休養生息，決意暫罷對匈奴的戰事、否決了桑弘羊等大臣奏請的屯田輪台(新疆輪台縣)的議案。
在罷兵休戰的同時，漢武帝還給自己下了罪己诏(“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是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這就是著名的《輪台诏》。
由于該诏令全文不存在常見的“罪己诏”格式文體(“餘一人有罪......”之類)，後世有史學家認為這隻是漢武帝對西域政策的一種調整，非為“罪己诏”。由于漢武帝晚期國計凋零的起因是長期對西域用兵所緻，因而對西域政策的檢讨與調整，确實也算得上是“罪己诏”的形式。
“輪台诏”的出現，及時讓西漢這輛戰車在漢武帝手上刹停了下來，為後來的“仁宣中興”奠下了基礎；否則，繼任者對他的西域政策是跟還是不跟好呢？不跟就是有違祖制、再跟下去則要亡國！
比較高明的“罪己诏”之：唐太宗罪己诏
公元628年(貞觀二年)，初即位的唐太宗就遭遇了罕見的旱情、蝗災。除了積極赈災和安撫百姓之外，為了獲得百姓的廣泛擁護與好感，唐太宗還發诏說：“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
這樣的“罪己诏”顯然非常“高大上”，隻有心懷天下蒼生的崇高帝王才會對天下公布“甯可上天将一切災難降至他一人身上，以免除百姓之苦”。這“罪己诏”果然非常奏效，加上唐太宗在針對災情上也付諸了大量行動，由此，百姓打心底裡認可了他這位新帝。
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這就是當時社會對他仁政及“罪己”的回應，即便将這些案犯放回家辦理後事，他們也會按時回去服刑，這确實是封建社會中非常罕見的現象----達到了“無刑措”的法治效果。
比較形式主義的“罪己诏”之：宋徽宗罪己诏
公元1125年，面對金兵進逼東京的勢頭，宋徽宗想将皇位傳給兒子、自己好離京暫避，卻苦于找不到下台的借口。有大臣建議：“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種弊政，使人心悅，天意回”，宋徽宗就裝模作樣羅列了一些自己的“罪過”，辭去”皇帝職位“下野享福去了。
宋徽宗在诏裡寫道：“言路蔽塞、谄谀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志......”，言辭間多顯“猶抱琵琶半遮面”，罪責都成了别人的，根本就不顯得自己“有罪”。
在國家存亡之際，宋徽宗的“罪己诏”顯然太過形式化，因為他從沒認真檢讨過自己。在東京危殆之時，他的“罪己”完全隻是走個過場，自己卻帶着親信人馬到江南“建庭園、吟詩作畫”去了，不但無意北援，還私下掌握着自己在江南一帶的軍政大權，北宋不亡才怪呢！
最耳旁風的“罪己诏”之：崇祯帝罪己诏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宏圖大志是有，但每每事不如願時，他就多次以“罪己诏”檢讨自己、實質上是為了痛斥朝臣的不作為。明朝皇帝當中，崇祯帝的罪己诏是發得最多的(六次)，為政過程中幾乎是“每步一躬親、一步一檢讨”，事後卻沒一件事做到了“以過為鑒”、能取得實際有效的成果。
崇祯帝的為政總結，從他所有的“罪己诏”中倒展現得非常完整。當他的這些“罪己诏”疊加起來後，就形成了他人生最後的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到死還認為這一切局面都不是自己的錯！
如此不認錯的“罪己诏”，發得再多又有何意義？罪多了也就不再是罪，這一點在崇祯帝展現得最完整，也許這是他作為皇帝的最後臉面了，到死都要保持下去。
最具示範性的“罪己诏”之：唐德宗罪己诏
以上羅列的罪己诏，其實都隻是“徒有其形”，曆史上最像模像樣的“罪己诏”當屬唐德宗的。他的罪己诏首先已“罪”在名稱上，名為《罪己大赦诏》。诏中言辭懇切，内容皆為“朕實不君”的檢讨，堪為優美行文的典範，大家不妨可以找來一讀，畢竟是由唐代名相陸贽代筆的！
公元783年(建中四年)泾原兵變爆發，唐都長安再次因節度使的叛亂而失守，德宗被叛軍追殺、倉皇逃至奉天(陝西乾縣)。面對此亂況，唐德宗在罪己诏中公開承擔了導緻天下大亂的責任，并誠摯向叛将們道歉、表示将“一切待之如初”，由此消除了這些節度使們的投誠疑慮。
诏中還說“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由頭到腳無不按着罪己诏的“标準”而來，很少有皇帝能象他這樣認真面對自己錯誤的。據說這“罪己诏”頒布後，一時間“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于是在天下歸心的情形下，叛亂很快就被平息了。
從行文的标準性及“成本效益”上，唐德宗成功以“一诏”平定了叛亂，堪稱“最具示範性”的罪己诏。
清代的“罪己诏”後遺症：已淪為推诿己過的工具
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在“罪己诏”中殉國，而清朝的第一個皇帝順治也在“罪己诏”中故去，這确實是“很對稱”的有趣曆史現象。從為帝行為上，崇祯帝與順治也有很多相似地方：都顯得優柔寡斷、缺乏魄力，都屬于“有心無力”型的皇帝。
此外，順治帝還“奇迹般”感染上了崇祯帝愛寫“罪己诏”的習慣(上瘾般竟發過十四次)，此舉為後世的清朝皇帝帶了個壞頭：清帝當中就有六人(道光及同治帝除外)曾釋出“罪己诏”，真不愧為愛新覺羅家的嫡傳子孫！
清代的罪己诏基本都伴随着“每況愈下”的社會現狀，“罪己诏”發出後，現狀雖不曾有變，但皇帝們内心裡的“罪”就是以獲得了推诿與宣洩——唯有道光帝例外，他在鴉片戰争中失敗後，終日就活在“愧對列祖列宗”的惶恐之中，連“罪己”都自覺無臉而為。
在專制制度下，即便皇帝們“蠻橫地”罪不及身，人們也是無話可說的，因為那是皇帝們世襲的“家天下”。
罪己诏的出現，本是專制制度中頗有“民主色彩”的一抹亮色，然而專制的本質，最終還是決定了它“徒有形式、缺乏真誠”的現實。換句話說，即“于己無用，于那個朝代也無用；執政者無罪，有罪的還是非執政者”，比如慈禧太後，就将“罪”都推給了傀儡皇帝光緒。
即便是面對滔天大罪，“罪己诏”一出，皇帝們就象征性地完成了贖罪的過程，既不皮癢也不肉疼——當然，凡事無絕對，比如崇祯帝和順治帝；因皇帝們的人性而異，也并非所有罪己诏都是徒有形式的。
封建帝制的利與弊，在曆代“罪己诏”中展現的淋漓盡緻，這也是它們特有的曆史價值所在。随着1916年袁世凱“放棄帝制”的罪己诏釋出，這種持續了幾千年的特殊诏令終于随大陸的帝制一同被徹底埋葬。
民國的新文化運動中曾興起了“寫情書”，當中倒有不少渣男文人模仿起“罪己诏”的口吻：将戀愛中的一切過失信誓旦旦攬了上身，現實中卻依舊我行我素；這些情書從字面上确實曾感動過一些女子，但也給新文化運動中的自由戀愛蒙了羞。
因為不管古人今人、皇帝或平民，人性方面的缺陷卻是千年不變的。從這角度上說，曆代帝王們的“罪己诏大全”，其實也就是他們人性的真實寫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