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诏”本是“诏告”之意，自秦始皇规定：上级对下级发布行政号令只许用“命”之后，“诏”就成了帝王日常发布言论的专用动词，只有皇帝才能说“诏曰：...”而文武百官就只能对下属说“命：...”，直到今天，该词还一直为部队文书所沿用。
与“诏”相对应的是，帝王在发布条文性律例时会用“敕令、敕谕”，以便跟日常言辞有所区分。前者是动态性的，可以反复“诏曰：...”；后者是固定性的，一经发布就成了固定条文，不好“朝令夕改”了。
作为大陆帝制的创始人，嬴政老大可谓占尽了所有先机，除了没有皇后以外，实际上所有皇帝专有的东西都是他第一个先占起来“享用”：比如常见的“朕”，跟“诏”一样原本也不是帝王专用，经他一指定后，别人就不好再用了——今天各位家里的“老婆大人”除外。
“罪己诏”溯源：从初出现到普及数千年
有记录的“罪己诏”形式的文书很早就出现了，当时它还只是一种帝王所用的格式化文体，还不具备“专有性”。《吕氏春秋》里就记录了这样的一种格式：“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这是商汤罪己的故事，后来的皇帝就常以此作为“罪己诏”的开头，但也非固定，因为这格式“罪”得太过明显。
史载中最早发罪己诏(公元前179年)的汉文帝就用了“朕既不德......”，有自责之意，但没了“罪”的定义。后世非认真“罪己”的皇帝多喜欢这样的类型，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大臣们也找不到说皇帝“失德”的理由。
历朝下过“罪己诏”的皇帝还是很多的：汉朝占比过半、清朝比例最高，其他朝代则数量不等，算起来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不存在“罪己诏”的朝代也有，比如创建帝制的秦朝，秦始皇显然不愿将这“第一巴掌”打在自己的脸上。
“罪己诏”的最初用途与形式演变
作为天子，本是罪不及己的；但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有人性缺陷和犯错的时候。皇帝对外的“诏曰”多了，也就衍生出对自己的“罪己诏”----如果不是这样，世上就再没有人能给皇帝“发号施令”，于是皇帝们就只好“自己发给自己”。
“罪己诏”是皇帝对外公开的一种颁给自己的“诏令”，通常在遭遇特殊大事、皇帝自觉犯了自己都不好意思抵赖的错误时才会使用。这样的诏令本是很严谨的，不过后来不少皇帝在使用中将其当成了“下台阶”的工具，于是逐渐开始变味了。
清朝的雍正帝觉得“罪己诏”已不足以表达“天下后世是非公论”之意，甚至还亲自编撰了洋洒洒数卷的《大义觉迷录》，其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一篇超长的“罪己诏”——多辩斥少自责，通篇都是为自己的是非所为找一个“公论”，跟许多帝王的罪己诏“貌不同但颇为神似”。
比较及时的“罪己诏”之：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为帝数十年间长期征战，导致民生凋零、国力枯竭，在他晚年的一次出巡中，见到大量“数代出征且晚年无着”的老者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武帝为了能让百姓休养生息，决意暂罢对匈奴的战事、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奏请的屯田轮台(新疆轮台县)的议案。
在罢兵休战的同时，汉武帝还给自己下了罪己诏(“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这就是著名的《轮台诏》。
由于该诏令全文不存在常见的“罪己诏”格式文体(“余一人有罪......”之类)，后世有史学家认为这只是汉武帝对西域政策的一种调整，非为“罪己诏”。由于汉武帝晚期国计凋零的起因是长期对西域用兵所致，因而对西域政策的检讨与调整，确实也算得上是“罪己诏”的形式。
“轮台诏”的出现，及时让西汉这辆战车在汉武帝手上刹停了下来，为后来的“仁宣中兴”奠下了基础；否则，继任者对他的西域政策是跟还是不跟好呢？不跟就是有违祖制、再跟下去则要亡国！
比较高明的“罪己诏”之：唐太宗罪己诏
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初即位的唐太宗就遭遇了罕见的旱情、蝗灾。除了积极赈灾和安抚百姓之外，为了获得百姓的广泛拥护与好感，唐太宗还发诏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这样的“罪己诏”显然非常“高大上”，只有心怀天下苍生的崇高帝王才会对天下公布“宁可上天将一切灾难降至他一人身上，以免除百姓之苦”。这“罪己诏”果然非常奏效，加上唐太宗在针对灾情上也付诸了大量行动，由此，百姓打心底里认可了他这位新帝。
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这就是当时社会对他仁政及“罪己”的回应，即便将这些案犯放回家办理后事，他们也会按时回去服刑，这确实是封建社会中非常罕见的现象----达到了“无刑措”的法治效果。
比较形式主义的“罪己诏”之：宋徽宗罪己诏
公元1125年，面对金兵进逼东京的势头，宋徽宗想将皇位传给儿子、自己好离京暂避，却苦于找不到下台的借口。有大臣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宋徽宗就装模作样罗列了一些自己的“罪过”，辞去”皇帝职位“下野享福去了。
宋徽宗在诏里写道：“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言辞间多显“犹抱琵琶半遮面”，罪责都成了别人的，根本就不显得自己“有罪”。
在国家存亡之际，宋徽宗的“罪己诏”显然太过形式化，因为他从没认真检讨过自己。在东京危殆之时，他的“罪己”完全只是走个过场，自己却带着亲信人马到江南“建庭园、吟诗作画”去了，不但无意北援，还私下掌握着自己在江南一带的军政大权，北宋不亡才怪呢！
最耳旁风的“罪己诏”之：崇祯帝罪己诏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宏图大志是有，但每每事不如愿时，他就多次以“罪己诏”检讨自己、实质上是为了痛斥朝臣的不作为。明朝皇帝当中，崇祯帝的罪己诏是发得最多的(六次)，为政过程中几乎是“每步一躬亲、一步一检讨”，事后却没一件事做到了“以过为鉴”、能取得实际有效的成果。
崇祯帝的为政总结，从他所有的“罪己诏”中倒体现得非常完整。当他的这些“罪己诏”叠加起来后，就形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到死还认为这一切局面都不是自己的错！
如此不认错的“罪己诏”，发得再多又有何意义？罪多了也就不再是罪，这一点在崇祯帝体现得最完整，也许这是他作为皇帝的最后脸面了，到死都要保持下去。
最具示范性的“罪己诏”之：唐德宗罪己诏
以上罗列的罪己诏，其实都只是“徒有其形”，历史上最像模像样的“罪己诏”当属唐德宗的。他的罪己诏首先已“罪”在名称上，名为《罪己大赦诏》。诏中言辞恳切，内容皆为“朕实不君”的检讨，堪为优美行文的典范，大家不妨可以找来一读，毕竟是由唐代名相陆贽代笔的！
公元783年(建中四年)泾原兵变爆发，唐都长安再次因节度使的叛乱而失守，德宗被叛军追杀、仓皇逃至奉天(陕西乾县)。面对此乱况，唐德宗在罪己诏中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并诚挚向叛将们道歉、表示将“一切待之如初”，由此消除了这些节度使们的投诚疑虑。
诏中还说“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由头到脚无不按着罪己诏的“标准”而来，很少有皇帝能象他这样认真面对自己错误的。据说这“罪己诏”颁布后，一时间“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于是在天下归心的情形下，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
从行文的标准性及“性价比”上，唐德宗成功以“一诏”平定了叛乱，堪称“最具示范性”的罪己诏。
清代的“罪己诏”后遗症：已沦为推诿己过的工具
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罪己诏”中殉国，而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也在“罪己诏”中故去，这确实是“很对称”的有趣历史现象。从为帝行为上，崇祯帝与顺治也有很多相似地方：都显得优柔寡断、缺乏魄力，都属于“有心无力”型的皇帝。
此外，顺治帝还“奇迹般”感染上了崇祯帝爱写“罪己诏”的习惯(上瘾般竟发过十四次)，此举为后世的清朝皇帝带了个坏头：清帝当中就有六人(道光及同治帝除外)曾发布“罪己诏”，真不愧为爱新觉罗家的嫡传子孙！
清代的罪己诏基本都伴随着“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罪己诏”发出后，现状虽不曾有变，但皇帝们内心里的“罪”就因此获得了推诿与宣泄——唯有道光帝例外，他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终日就活在“愧对列祖列宗”的惶恐之中，连“罪己”都自觉无脸而为。
在专制制度下，即便皇帝们“蛮横地”罪不及身，人们也是无话可说的，因为那是皇帝们世袭的“家天下”。
罪己诏的出现，本是专制制度中颇有“民主色彩”的一抹亮色，然而专制的本质，最终还是决定了它“徒有形式、缺乏真诚”的现实。换句话说，即“于己无用，于那个朝代也无用；执政者无罪，有罪的还是非执政者”，比如慈禧太后，就将“罪”都推给了傀儡皇帝光绪。
即便是面对滔天大罪，“罪己诏”一出，皇帝们就象征性地完成了赎罪的过程，既不皮痒也不肉疼——当然，凡事无绝对，比如崇祯帝和顺治帝；因皇帝们的人性而异，也并非所有罪己诏都是徒有形式的。
封建帝制的利与弊，在历代“罪己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它们特有的历史价值所在。随着1916年袁世凯“放弃帝制”的罪己诏发布，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特殊诏令终于随大陆的帝制一同被彻底埋葬。
民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曾兴起了“写情书”，当中倒有不少渣男文人模仿起“罪己诏”的口吻：将恋爱中的一切过失信誓旦旦揽了上身，现实中却依旧我行我素；这些情书从字面上确实曾感动过一些女子，但也给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恋爱蒙了羞。
因为不管古人今人、皇帝或平民，人性方面的缺陷却是千年不变的。从这角度上说，历代帝王们的“罪己诏大全”，其实也就是他们人性的真实写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