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選擇職業都有自己的理由，對于貝蒂·沃特斯來說，成為一名律師是她必須做出的決定，也改變了她的一生。
兇案
1980年5月21日上午10點45分，48歲的美國婦女凱瑟琳·布勞在馬薩諸塞州的家中慘遭殺害。她的身上有多處刺傷，錢包，珠寶和一個存放現金的信封都不見了。
犯罪現場調查人員（CSI）在房子裡發現了不屬于受害人的頭發，血液和指紋，并從垃圾桶裡發現了兇器——一把削皮刀。
26歲的肯尼·沃特斯成了兇案的頭号嫌犯。他與女友布倫達·馬什住在凱瑟琳隔壁，凱瑟琳是他工作的那家餐廳的常客，餐廳裡的員工都知道，她在家裡存放了大量現金。更重要的是，肯尼還曾闖入過凱瑟琳的家。
肯尼·沃特斯
兇案發生後的第二天，肯尼被艾爾鎮警方叫去詢問，向警方提供了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凱瑟琳遇害當天，肯尼一直工作到上午8點半，一名同僚開車送他回家換衣服。9點的時候，他因一起官司去法院出庭，11點傳回餐廳，在那裡一直呆到了中午12點半。
警官檢查了肯尼的衣服和身體，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傷口或血迹，在提取了他的指紋之後，肯尼被允許回家。
過了四個月，警方給肯尼打電話，要求他送出一份聲音壓力測試。聲音壓力測試類似于測謊，其有效性一直備受争議，無論如何，肯尼接受并通過了測試。
在接下來的兩年半時間裡，案件處于休眠狀态。
審判
1982年10月，布倫達·馬什的新男友羅伯特·奧斯本來到警察局，說有線索要賣給警方，稱肯尼曾向布倫達承認殺死了一名婦女。
警官南希·泰勒·哈裡斯找到布倫達，起初，布倫達否認曾對羅伯特說過那樣的話。南希說，如果布蘭達不證明羅伯特的說法，将被警方指控為從犯，她的孩子會被送去孤兒院。布倫達隻好改口，作證說謀殺案發生那天，肯尼早上回家時臉上有道又長又深的抓痕。
肯尼的另一位前女友羅珊娜·佩裡也受到了南希的傳喚，一開始，她說自己沒有任何和案件有關的線索，但在三個多小時的訊問和逮捕威脅之後，她也供述肯尼在酒後跟她提過刺傷了一名婦女，并且偷了她的錢和珠寶。
憑着這些僞造的證詞，警方逮捕了肯尼。對現場發現的疑兇頭發，血液和指紋的分析表明，指紋和頭發都不屬于肯尼，但血液的血型與肯尼一樣，都是O型。那時候還不能進行DNA檢測，肯尼處于十分不利的境遇。
為了将肯尼定罪，南希刻意向辯方和控方隐瞞了所有對肯尼有利的證據，包括他的不在場證明。
1983年5月6日，法庭在沒有足夠證據定罪的情況下進行審判，五天後，肯尼被判處終身監禁。
承諾
有一個人堅信肯尼是無辜的，她就是肯尼的妹妹貝蒂·沃特斯。
貝蒂比肯尼小一歲，兩人關系非常親密。他們的母親伊麗莎白·奧康納與不同的男人生了九個孩子，貝蒂排行第四，也是最年長的女孩。
為了養家，伊麗莎白打三份工，孩子們多次被送去寄養家庭。“我們經曆了一個非常艱辛的童年，發生了很多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貝蒂說。
幼年時的肯尼和貝蒂
即使是家中最愛學習的孩子，貝蒂在16歲時也不得不辍學，與肯尼在同一家餐館做兼職服務員，“我的家庭生活不利于上學或學習。”
從小缺乏管教的肯尼在成長過程中被鄰居稱為“小流氓”，有犯罪記錄，是以當謀殺案發生時，警方立刻認定他就是兇手。
由于肯尼有确鑿的不在場證明，一開始家裡人都認為他不會有事。當肯尼兩年半之後被警方逮捕時，家人曾考慮為他聘請一名律師，但5萬美元的費用又讓他們有心無力，肯尼告訴他們不用浪費錢，“所有證據都表明我是無辜的。”
貝蒂來到肯尼工作的餐廳，想拿到他當年的考勤卡，掌管考勤的女孩說，卡已經交給警察了。庭審時，當肯尼和家人聽法官說，沒有考勤卡作為不在場證據時，如遭晴天霹靂。
入獄後，肯尼多次提出上訴，均無濟于事。他痛苦不堪，患上了焦慮症，恐慌症和嚴重的抑郁症，多次在獄中自殘并試圖自殺，還感染了丙型肝炎。他不停地對心理治療師說自己從未殺過人，治療師認為他不可救藥。一個曾為他提供過咨詢的治療師沮喪地說：“很難幫助到這個人，他隻想向我證明他是清白的。”
肯尼告訴貝蒂，他甯願死也不想在監獄裡度過餘生。貝蒂安撫肯尼說，她可以試着考法學院，成為律師。肯尼十分喜歡這個建議，鼓勵她說，“貝蒂，如果你上法學院，我知道你會找到辦法讓我離開這裡，證明我是無辜的。”
這句話促使貝蒂下定了決心，她與哥哥達成協定：如果肯尼停止自殘努力活下去，她就去上法學院。
1986年，年過三十，有兩個年幼兒子的貝蒂，開始了成為律師的漫長旅程。她先是完成了高中學業，然後進入社群大學學習。其他的兄弟姐妹支援她，但都不敢抱什麼希望，貝蒂說，“我想他們認為我做不到。”
一個高中辍學的酒吧女招待，想成為律師，隻有肯尼相信她能做到。
為了完成對哥哥的承諾，貝蒂失去了婚姻。1989年，丈夫離開了她，“我丈夫常常抱怨，‘你愛你的家人勝過愛我’。他認為我學習法律沒有任何意義。這不是婚姻完結的唯一原因，但卻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貝蒂獨自撫養兩個兒子，一邊學習一邊在酒吧工作，還要應付前夫不斷的騷擾，“他是個讨厭的家夥，總是為了少給孩子撫養費讓我上法庭。他認為我應該多工作，這樣他就能少付錢，按照法律的規定，他無論如何都要付那麼多錢。”
她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我怎麼可能放棄？如果我放棄了，那就是放棄了肯尼，他将永遠得不到自由。”
在照看酒吧的時候，貝蒂總是随身帶着書，見縫插針地閱讀。這一習慣引起了酒吧老闆艾丹·格雷厄姆的注意。
離婚一年後，貝蒂與艾丹開始了一段新感情，這一次，她找到了一個支援她目标的伴侶。“他完全支援我上法學院，幫助肯尼，他會去看望肯尼，給他寄錢，給他打電話，一切都是為了我。”
艾丹，貝蒂和她的大兒子理查德
1995年，貝蒂考上了羅傑·威廉姆斯大學的法學院。“法學院是三年制，在法學院，我每周學習五天，每天學習八小時。”
“我上學的目标就是進入法學院，很多時候我認為自己做不到，一直想如果考不上怎麼辦？但是我做到了，你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前面，繼續努力，就會成功。”
1998年，貝蒂從法學院畢業并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她花了12年時間成為一名律師，可一切隻是剛剛開始。
證據
法學院二年級時，貝蒂聽說了“清白計劃”，這是一個由著名律師貝裡·薛克和彼得·内菲爾德創立的非營利性組織，緻力于通過DNA檢測為被冤案平反。
貝蒂向清白計劃辦公室寫了大量的信件求助。貝裡說，在清白計劃每年收到的數千份援助請求中，貝蒂的請求尤為突出，“她對哥哥無罪的堅定信念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是這個案子吸引我們的原因之一。她有一種天賦，讓人們想幫助她。”
正式成為哥哥的律師後，貝蒂開始了對案件的重新調查。從調查人員到證人再到上訴律師，她親自詢問與案件調查有關的所有人。她還給法院打電話，詢問是否有肯尼案留下的任何DNA證據。一名書記員在她的說服下去法院地下室翻找，發現了一個寫着肯尼名字的舊紙盒，裡面有從犯罪現場采集的血樣，這是肯尼唯一的希望。
1999年11月，“清白計劃”向地區檢察官申請檢測血樣，并将其與肯尼的DNA進行比較，檢測結果徹底排除了肯尼是兇手的可能性。
貝蒂和貝裡·薛克
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在對此案的重新審查中，發現警方送出的報告不完整，艾爾鎮警方這才交出了包括肯尼的考勤卡以及指紋不比對等證據。
肯尼出獄後，他的兩任前女友布倫達和羅珊娜也改了口供，說她們是在警官南希·泰勒·哈裡斯的脅迫下做了僞證。
2001年3月15日，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撤銷了對肯尼的所有指控，正式宣布他無罪。
無辜入獄18年後，肯尼終于重獲自由。
肯尼（左）與母親伊麗莎白（中）和貝蒂（右）
意外
肯尼對貝蒂的感激不言而喻：“我認為她将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這件事，絕對令人驚訝。”他還開玩笑說，“她上輩子肯定是欠我的！”
貝蒂唯一的期望，是肯尼從監獄獲釋後，一家人會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
可是天不遂人願，接下來發生的不幸出乎所有人意料。
2001年9月6日，47歲的肯尼在與母親共進晚餐後，抄近路去哥哥家，不慎從15英尺（4.6米）高的牆上摔下，頭骨骨折，不治身亡，此時距離他獲釋僅過去六個月。
談到那次悲慘的事故，貝蒂說：“肯尼會說他運氣很差，他的運氣确實很差，但他也度過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六個月，享受了每一分鐘的自由。”
索賠
除了證明哥哥的清白，貝蒂還想伸張正義，“DNA證據證明肯尼無罪，但不能證明艾爾警方是故意對肯尼做了什麼。他們從第一天起他們就知道肯尼是無辜的，我想證明這一點。不管他們是否喜歡我哥哥，都無權因為他沒有做的事情而判他有罪。”
她對艾爾鎮警察局局長菲利普·康納斯和警官南希·泰勒·哈裡斯提起聯邦訴訟，指控他們将肯尼錯誤地逮捕，起訴和定罪。
南希是菲利普的秘書，在沒有受過教育訓練的情況下被上司允許進行刑事調查。
菲利普和南希矢口否認在案件處理過程中有任何不當行為。
貝蒂又鬥争了七年。
2009年9月，法院判決艾爾鎮及其保險公司向肯尼賠償1073萬美元。
貝蒂說：“大部分的錢都交給了國稅局，我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讓南希·泰勒·哈裡斯受到懲罰，她應該穿上橙色連體衣（囚服）。”
後記
貝蒂對在法庭上替人辯護沒有興趣，肯尼案了結之後，她沒有繼續做律師，而是加入了清白計劃，審查案件，無償幫助其他蒙受冤屈的人，希望盡自己所能改變錯誤百出的司法系統，“這個系統沒有按照它應該的方式運作，需要改進和更多的制衡。太多不合格的人擁有太多的權力，檢察官和警察擁有的權力令人驚訝。”
許多人認為貝蒂為救肯尼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貝蒂說，“我不認為我犧牲了我的生活，這就是我的生活。我願意為清白計劃貢獻力量，不想做别的。我現在的生活很美好，我很喜歡。”
貝蒂和肯尼，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成就了對方。
我是夭之沃沃，希望您喜歡我的文章，歡迎您的關注，評論和點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