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平定三藩是清朝史的大事件。由此結束清入關以來的長期戰亂，實作中國大陸的基本統一，為社會秩序的穩定、經濟的全面振興創造了重要條件。關于三藩事件，學界已有深入研究。但在康熙帝對三藩餘部的處置問題上，仍有探讨空間。筆者利用清宮《内務府奏銷檔》和盛京内務府《黑圖檔》等滿、漢文檔案，對三藩餘部問題已有初步探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康熙帝對三藩餘部的處置問題，重點為基本政策與處置方式，并就由此産生的多重影響作了分析。
一、基本政策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廷取得雲南大捷，全省蕩平，标志着曠日持久的“三藩之亂”以清朝勝利告終。清廷将分解三藩餘部作為善後的一項重要措施。康熙帝處置三藩餘部，主要實施以下政策。
（一）首惡嚴懲、寬嚴相濟。清初以來，滿洲統治者對抗拒者一向施行差別對待、寬嚴結合的政策。對為首者，即便歸降也鮮有重用，甚至羅織罪狀，斬草除根。對普通部屬，則較為寬大。順治帝即位诏書，即有“前朝勳臣及子弟，有倡先投順仍立功績者，與本朝諸臣一體叙錄”之條款。清軍南下，檄谕各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順者，論功大小各升一級；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為俘。平定江南，又頒诏書，宣布自順治二年六月初一日以前，對各處地方官吏軍民人等犯罪，無論輕重大小，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鹹赦除之。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戰争中注重分化瓦解敵方陣營。吳三桂叛亂初期，清廷曾宣布對附逆各官，有能自悔前罪者，俱行免罪給以原官，仍論功議叙。康熙十五年（1676），耿精忠叛而複降，清廷谕令“對其所屬之人俱準照舊補用”，在戰局好轉的背景下，一再重申，凡在賊中文武官員，“悔罪歸正，前事悉赦不問，仍照常加恩”，“有能自悔前罪、或獻城池、或率兵卒、或斬逆賊頭目獻其首級者，俱行免罪。給以原官，仍論功議叙”。然而，一旦蕩平三藩，坐穩江山，清廷就開始對罪藩及歸降文武要員進行大規模清算。清軍收複雲南，按康熙帝谕旨，将罪魁吳世璠懸首于市，析吳三桂骸骨，傳示天下。“逆賊渠首”馬寶、夏國相、李本深、王永清等雖系陣前歸降，因有“朕決不！”之谕在前，俱從嚴懲處，将馬寶等淩遲枭示。同時，借口已降尚藩之信“謀逆”将其賜死，弟之節、之璜、之瑛，長史李天植，自副都統、參領、佐領至校卒等百餘人，俱處斬，抄家籍沒。對已降耿藩精忠，亦以“謀反叛”罪淩遲處死。
對歸降的文武大員，如吳藩屬下高起隆、張國柱、巴養元、鄭旺、李繼業等，均在“助逆肆惡、勢迫始降”罪名下棄市，妻女财産籍沒入官。耿藩所屬劉進忠、曾養性、白顯忠、徐文耀、王世瑜、王振邦、蔣得，俱磔于市；耿精忠之子耿顯祚、祖弘勲、司定猷、黃國瑞、劉芳孫、廖廷雲等鹹伏誅，籍家。伍什三原系經略莫洛标下總兵官，後從平涼總兵王輔臣反。康熙帝認為他是包衣佐領下人（即皇室家奴），反從王輔臣為亂，傳谕拟絞尚輕，應立行處斬。
對罪魁子弟，康熙帝曾有不效古帝王行“九族之誅”谕，實際執行仍從嚴。康熙二十年十二月，議政王大臣等會議，雲南投誠吳應麒等子弟九人于軍前即行正法。康熙帝一度否決此議，理由是“投誠人等，概行免死”，先前已有谕旨，且吳應麒等子弟投降時，将軍亦許免死。“今若誅戮，不惟将軍失信，亦非朕是以示信也。”惟議政王大臣揣知上意，仍持原議，終将吳三桂孫六人、吳應麒等子九人，一并正法。等而下之，方廣揚系僞大學士方廣琛弟，立斬示衆。原任貴州提督李本深，叛而複降，因其“助逆肆惡”，淩遲處死，其孫象乾、象坤等一律處斬，妻女财産籍沒入官。此類事例很多，毋庸贅舉。
對于歸降文武官員中罪行較輕者，清廷原有補授官職之例，後改革職。黃九疇原為陝西提督王輔臣部将，後随輔臣降吳三桂任參将。大将軍圖海率清軍圍平涼，九疇先潛通圖海，為清廷平定王輔臣之亂立下功勞，任官貴州。平定三藩後，廷議革職，家産籍沒。康熙帝認為他比“極惡大逆之人”罪行稍輕，革職已足，命免籍沒。并谕：“凡此等投賊複降之人，概不準用。”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清廷大計各省布政使以下官783員，俱照八法議處；其中從賊官有522員，俱議革職，包括知縣百餘人，約占直省全部知縣的1/10。
為展現寬嚴相濟的政策，對個别投降在先，或立有殊勳的僞官，亦授予一定職銜。僞總兵郭義，以“投誠較先”，康熙帝谕命授予應得職銜，随旗上朝。僞将軍線，原議革職，編入包衣佐領。康熙帝認為他與何進忠、吳國柱等首先商議投獻雲南城池，若仍行處分，難以服衆，應授官職，随旗上朝。線等三人被授為三品官，編入上三旗。其餘人員交内務府編入包衣佐領。線同時兼管正白旗漢軍佐領。
對“從逆”的中下級官員，一般網開一面，減等發落。定谳有罪者，發遣邊地，或沒入内務府為奴。康熙帝認為原任翰林院編修陳夢雷等人，“俱系微末小人，并不曾為首”，谕令免死，給予披甲新滿洲為奴。陳夢雷一生坎坷，著述宏富，其主修的《古今圖書內建》為傳世巨著。祖澤清反叛案内葉澄等六人，三法司原拟立斬。清帝命從寬免死，減等入官。“入官”即入内務府為奴（包衣）。
總體看，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後對歸降文武官員進行重新審查，雖未恪守原先“既往不咎”“不吝爵賞”的諾言，基本上還是展現了對首惡嚴懲不貸，對脅從寬嚴相濟的政策。
（二）分散各處，不使聚居。戰亂前，三藩中平西王吳三桂領53佐領甲兵，兼轄1.2萬人，加以餘丁4000人。平南王尚可喜麾下有15佐領，另有綠旗兵6000人。耿藩亦有15佐領，同時兼轄綠營7000人。在長達八年的戰亂中，吳、耿二藩以及孔藩（定南王孔有德）女婿孫延齡部，均遭受嚴重損失。相較而言，尚藩損失較小。
戰亂初定，在三藩餘部中，首先是戰亂中未受重創的尚藩仍保有雄厚實力。如何安置降衆，成為擺在清朝君臣面前的一道難題，即時人所說：“平南藩下舊有卒萬人，既誅之信，其軍未有所屬，措置之道，言人人殊。”其中最有力的一條建議是将罪藩麾下盡徙京城，分隸八旗。但真正實施此議，卻有“四善三難”。“四善”姑且勿論，所謂“三難”則曰：彼一軍之居嶺南40年，于茲買田宅結婚姻長子孫與土著無異，一旦驅之去安樂之土，就轉徙之地，難免生怨憤之心。其難一也。一軍萬人，通計家口不下數萬，自廣至京不下七八千裡，水搬陸運舟車之力為費不赀，時绌舉赢，勢必沿途擾民。其難二也。近畿之地悉為莊屯，圈田占房，為民大病。即便長途跋涉，安然至京，數萬之衆難以安置。其難三也。上引“三難”可概括為，對三藩餘部驅離故土難，搬遷途遠難，近畿安置難。這雖僅就尚藩而言，實際上也反映了将三藩餘部大舉北遷并重新安置的難度。
基于如上數難，清廷在如何處置三藩餘部問題上曾反複醞釀，并提出多種方式。僅以處置尚之信部為例。給事中餘國柱曾奏請，尚之信标下官兵，應行撤回，其總兵官三員标下兵丁應行分散。議政王大臣主張，尚之信标下官兵應分入上三旗，令駐廣東，另設将軍、副都統管轄；三總兵官标下兵丁，有願為兵者為兵，願為民者令為民。康熙帝則提出，将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設将軍、副都統管轄，其力遂分。廣東省系邊疆地方，仍留二總兵标下官兵，令新設将軍管轄。另一總兵官标下官兵，應行裁去。大學士明珠建言：尚之信标下官兵共15佐領，若分入上三旗，則每一旗5佐領，為數不多，似不必分隸八旗。分入三旗似亦可行。最後，康熙帝參酌明珠等人建策，谕令尚藩餘部大部北遷，編入京旗漢軍，小部分留居廣東，編設八旗駐防。
經過反複醞釀，滿漢君臣在處置三藩餘部問題上達成的基本共識，用四個字概括，就是“分散各處”。康熙二十年底，議政王大臣等會議将叛而複降的馬承蔭等52人皆革職，與家口一并編入包衣佐領事。認為：“此等兇惡之徒，不可同聚，當行解散……俟衆人家口俱到之日，或發八旗包衣佐領，或賞給貧窮護軍骁騎，或分散各處。”在商議如何安置耿藩部下時，漢大學士李霨、馮溥也建策：“将此輩分散，不宜仍隸伊屬。”即從橫、縱兩方面隔斷其舊有聯系。基于此，對三藩餘部中的“逆類”，無論安置旗下還是沒入内務府，均貫徹“分散各處”的基本原則，以徹底消弭其死灰複燃、聚衆為亂的隐憂。
二、處置方式
對三藩舊部及其眷屬妻孥，清廷根據他們與罪藩關系的親疏、罪過的輕重，酌情處置：或編入京旗漢軍、八旗駐防，或編入各地綠營，或編入内務府管領、莊屯，或安插東北台、站。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項。
（一）大舉北遷。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将“尚藩”降附人口4160人，從廣東押送京師。這是第一隊，其餘人口編為多隊，陸續遷入京師。同時，吳藩人口也啟程押往京城。據《章泰傳》載，清軍取昆明城，收降吳藩屬下将吏5600人，兵3.36萬餘名。這隻是投降官兵的數量，并不包括原平西王府的包衣人口。滿洲旗人曾壽《随軍紀行》記載說：清軍進城後，将軍等會議，遼東漢人5萬餘口，拟編為八隊。每隊由旗兵押往京城。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有大臣題請吳三桂屬下家口暫停搬移，兵部議不準行，又奉上谕：“雖值農時，斷斷不可展限！”說明清廷擔心吳藩舊卒滞留南方釀成後患，把押解北上作為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雖值農忙時節亦不容延宕。又據内務府滿文檔案記載，同年七月，吳三桂包衣佐領下人口（u san gui i booi nirui niyalma anggala），編為十隊抵達京城通州張家灣。議政王大臣會議奏準，“帶來人内若有匠役、拜唐阿（無品級執事），及吳三桂包衣所屬官兵（booi harangga hafan cooha），悉數查出傳遞内務府；伊等妻孥家口到來後，亦送各該處辦理”。在此前後，駐守廣西、由孫延齡接手管理的定南王孔有德餘部，官兵眷屬2.6萬餘口，亦分批遷往京城。
“三藩四部”即平西王吳藩、平南王尚藩、靖南王耿藩即所謂三藩與定南王孔有德舊部，遷入京城的人口雖無确切統計，但總數一定相當可觀。這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所産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導緻八旗漢軍的擴編和内務府包衣人口的膨脹。
（二）編設駐防佐領。按清廷規定，吳藩投誠官兵，凡副将以上僞官無分新舊，悉令随凱旋大軍分批赴京，待鑒别後，或定罪，或編入旗下；副将以下人衆分發山東、河南、湖廣、江西等省安插。對尚藩麾下綠營兵，則劃歸廣東巡撫。同年，陝西出征大将軍圖海題請，将平涼投誠總兵官趙良友、河南投誠總兵官謝泗等，遇四川、陝西兩省應得之缺補用，兵丁亦遇缺額補充營伍，兵部議如所請。康熙十九年（1680）十二月，廣東巡撫金儁題留尚之信标下官兵2100名，兵部議複不準。帝谕，此系尚之信标下精兵，廣東地方最為緊要，其餘官兵俱已各處分散，此兵仍應留守地方。随即，以“尚藩”官兵為基礎，複從京旗增調漢軍到廣州，共計馬甲3000名，設廣州駐防。同時，以原耿精忠藩下1000名馬兵為基礎，複從杭州駐防調至漢軍兵丁1026名，共2026名，設福建駐防。
（三）編入京旗漢軍。康熙二十年十月帝谕：今逆賊殄滅，疆宇以次平定。耿精忠、尚之信屬下旗員，俱應撤還京師，量行安插。按，入關初期，三藩屬下仿八旗制度，各設佐領：定南王孔有德15佐領、靖南王耿繼茂（耿精忠）11佐領、平南王尚可喜12佐領，平西王吳三桂53佐領。清廷平定三藩，将遷入京城的三藩兵丁編入漢軍佐領，漢軍實力得到迅速擴充。
康熙二十年，額驸耿昭忠、耿聚忠等呈稱：“家口甚多，難以養贍”，帝谕将其家丁編為5個“福朱力佐領”（fujuri niru，後稱勳舊佐領），歸并正黃旗；複将“原系耿精忠屬下随将軍馬九玉征雲南，兵丁一千”，調撥進京，編為5個佐領；另有編入京旗的耿氏兵丁1個佐領，合計共11個佐領。正如綿貫哲郎所指：“編入八旗漢軍的‘三藩’官兵，其實有兩種。一是以家口為基礎的佐領（勳舊佐領）；一是以兵丁為基礎的佐領，被認定為公中佐領。”公中佐領不具有世襲性，公中佐領的增設意味着皇帝對八旗控制力的加強。
康熙二十二年，将尚可喜子侄、眷屬、家丁仆婦等從廣東遷入京師。仿照對耿氏額驸的做法，将額驸尚之隆、尚之孝弟兄家下壯丁編設“養贍家口”的“福朱力佐領”5個，隸屬鑲黃旗漢軍（後改鑲藍旗）。其中，尚之隆管轄3個佐領，壯丁1789人，連同家屬近萬人口；尚之孝管轄1個佐領，壯丁191人，連同家屬近千人口；尚之典、尚之廣管轄1個佐領，壯丁550人，連同家屬2000人口。在尚可喜的原籍海城，增設2個守墓佐領，承擔祭享之事。同期，将尚可喜原廣東駐防兵丁調入京師編設佐領10個。合計17個佐領，其中，京旗漢軍15個佐領。
定南王孔有德，順治九年七月戰死于廣西桂林，女孔四貞視郡主食俸。有德舊部由額驸孫延齡接管。吳三桂舉兵叛清，康熙帝授延齡為撫蠻将軍守廣西，不久亦叛。孔四貞勸其反正，延齡又準備叛吳投清。康熙十六年，被吳三桂設計殺死。不久，延齡舊将率部降清，四貞還京。據《旗分志》記載，由孔氏壯丁編設的漢軍佐領12個，包括順治元年編佐領1，康熙十八年進京佐領5、二十一年進京佐領1，二十二年進京佐領5。其中，康熙十八年進京的5個佐領，應與孔四貞還京有關。同期，編入京旗的還有吳藩舊卒2個佐領，續順公沈志祥5個佐領。沈志祥與三藩同，原系明末遼東舊将。父世奎，明末任東江總兵官，戰死。崇德二年，志祥降清。清太宗皇太極授以總兵官。崇德四年，封續順公。順治元年，從入關，随平南大将軍孔有德征湖廣。尋卒，無子。部下由續順公沈永忠、沈永興、沈瑞、沈熊昭等繼統。康熙二十二年，盤踞台灣的明鄭集團納降，東南一帶海晏瀾安。清廷将沈氏5個佐領調回京城，編入漢軍，同樣寓有強本弱枝之用心。至于台灣鄭氏等佐領的編設，因與三藩四部情況有别，在此略去不提。
以上共計47個佐領，扣除孔藩順治元年編設1個佐領，尚藩海城守墓2個佐領，總共編設京旗漢軍44個佐領。《八旗通志初集》卷13《旗分志》又載：鑲黃旗漢軍第二參領第七佐領，“原系駐防福建人丁”；第四參領第一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将駐防廣東福建人丁編為佐領，分隸本旗”。此二佐領領屬關系不詳，應與尚、耿兩藩有關。以上共46個佐領。按，《八旗通志初集》卷13—16《旗分志》，共載八旗漢軍270個佐領，扣除康熙二十五年以後編設的5個佐領，可知當時漢軍佐領應有265個。這就是說，由三藩四部（吳、尚、耿、孔藩餘部）和續順公沈志祥部兵丁（或壯丁）新編的佐領約占同期八旗漢軍佐領的17%。清廷借此方式，将自清初以來即獨立于八旗漢軍之外的漢人軍隊徹底瓦解。在消除地方割據勢力的同時，通過擴編京旗漢軍，達到強本弱枝，鞏固中央政權的目的。一舉兩得，不失為一項非常高明的戰略措施。
（四）安置台、站。薩英額《吉林外紀》載：驿站當馳送文報差使，稱“站丁”；邊台當查邊、設立栅濠差使，稱“台丁”。邊台主要設于柳條邊，分屬盛京和吉林将軍，插柳為邊，外掘壕溝，目的是劃分内地與蒙古諸部界限，并防範内地流民出邊盜采人參。明末清初，沙俄勢力進擾黑龍江流域。清廷平定三藩，國家日趨穩定，開始籌劃反擊沙俄入侵。清廷在東北舊驿路基礎上修建吉林烏拉（今吉林市）至瑷珲（黑龍江北舊瑗珲城）驿道（南北驿道，俗稱大站道），置10驿，各置驿夫50人。三藩舊卒被調撥驿站充站丁，即檔案文獻所載：“況叛亂之吳三桂、耿精忠、孫延齡等屬下叛衆，雖流放盛京一帶，才編入驿台。”“逆藩家口充發關東者絡繹而來，數年始盡，皆發各莊頭及站道當差。”僅遼東鳳凰城一地邊台、驿站，就安置吳藩下屬吳、李、張、王等16姓。在吉林、黑龍江方向，在郭爾羅斯後旗增建茂興、古魯兩站。充當站丁的三藩部卒，連同眷屬200多人遷入。據筆者實地調查，康熙年間調入茂興等地驿站的主要有“吳藩”部卒和“尚藩”族人。其中，尚之信四弟之節（支譜作之傑）後人藏有支譜。據《尚氏宗譜》，之節在尚之信麾下任副都統，“于康熙庚申年（十九年）因長史李天植等一事被難”。他死後，眷屬子弟被遷徙到茂興充當站丁。肇興縣博物館今藏站丁楊氏家傳“大周”三年五月“天下都招讨兵馬大元帥（按，即吳三桂）”授楊有名的“守備”劄付。《奉天通志》引《綏中志》說：“邊台、驿站、網戶三項旗人，系清初三藩降卒，當時由雲南撥來八百四十八戶，分布邊台守邊挑壕，驿站傳遞文書，網戶捕牲羅雉。”三藩餘部安插東北台、站人數不詳，但範圍頗廣，人數較多，當無疑義。康熙《大清會典》卷100《兵部二十》載關外驿站65處，其中24站系奉天将軍（後改盛京将軍）所轄，22站系甯古塔（吉林将軍）所轄，19站系黑龍江将軍所轄。該會典為康熙二十九年内府刻本，又說明，在三藩舊卒調入的短短七八年間，東北邊疆的驿站建設獲得長足的發展。
清制，各站官均為旗籍。每站設站官1員，下設筆帖式、領催。各站之上，每路設總站官領之。大站設壯丁25名至50名，小站設壯丁10名至15名。康熙二十九年，選驿站優異壯丁于旗下披甲。西清《黑龍江外記》卷3載：“吳尚耿三藩舊戶，站上居多，故皆無仕進之例，不應役則自食其力。”這些站丁雖隸屬駐防将軍，但身份地位低于駐防漢軍，是東北旗人中身份比較特殊的一個群體。
（五）發往盛京、吉林、甯古塔安插。前文提到，清廷對逆賊子弟中從寬免死人犯，一般發遣東北邊地，或為奴或充當莊丁、牲丁。如刑部題請，逆寇譚弘之子譚天倫等9人即行處斬。康熙帝認為，逆賊子弟應照定律正法示衆，但其中有身與其事行惡者，亦有無知連累者，若一概置法，尚覺可憫，命将譚天倫正法，陳樸等8人從寬免死，撥給移住盛京披甲新人為奴。
一些罪臣、罪将最初被編入内務府上三旗佐領、管領下披甲，但清廷認為如此處置不足以蔽其辜，旋即改為押解邊外，披甲或充當壯丁。如編入徐廷弼佐領下的原總兵楊來嘉、李萬春佐領下的原總兵官劉彥，均系未給錢糧的蘇拉（閑散）；還有陶邁管領下原太仆寺卿王吉正、五十八管領下原長沙府副将黃正清等，均因反叛罪編入管領。奉清帝谕旨，此等人不可留于該處（指京師），令遣往盛京，傳遞該處佐領等披甲。劉彥等行抵盛京不久，盛京包衣佐領又奉谕令，将其與妻孥仆婦一起，由兵部驿解，遣往吉林烏拉充當采蜜壯丁。同行的還有王吉正、楊來嘉、黃正清等3戶家口。又有正黃旗佛保佐領下耿精忠之子耿顯祚（已處死）妾陳氏、三子及家仆等，由内務府派遣甲兵押送盛京，傳遞包衣佐領三官保，後者再派兵丁押送打牲烏拉，傳遞總管滿達爾汗。這類女子根本沒有獨自謀生的能力，應是撥給窮兵為奴，或強行配給窮丁為妻。
自順治年間起，清廷即有發遣人犯安插關外之例。發遣地先是距離較近的盛京、尚陽堡，以後逐漸轉向路途更遙遠、條件更為艱苦的苦寒之地吉林烏拉、席北、甯古塔等地。順治十八年（1661）令，凡反叛案内，應流人犯俱流徙甯古塔。康熙十八年（1679）議定，凡軍罪，及免死拟流人犯，俱安插于烏拉地方。清廷平定三藩後，将一批又一批免死減等重犯遣往吉林烏拉、甯古塔等處，充當壯丁（牲丁）或為奴。僅康熙二十四年（1685），遣往打牲烏拉的三藩漢人就有六撥，665口。其中四月的一撥，由刑部遣送烏拉丁婦男女孩254口，途中逃跑9人，死亡6人。
莊丁楊鳳保等，原系定南王孔有德佐領下人。清廷戶部以孔王無嗣，強行将其佐領下壯丁161人編戶，編入内務府。因他們居住在盛京，遂交盛京包衣佐領辦理。後者不查緣由，将其編為7莊為奴。楊鳳保等人強烈要求撥出官莊，恢複旗丁身份。數年中多次投訴、兩次進京呈控無效，迫不得已，乃煽動莊丁罷墾。清廷内務府、盛京三佐領往來審理此案，前後延宕九年之久。康熙三十五年（1696）正月，盛京包衣佐領奉旨派出官兵，将楊鳳保等為首四人抓捕到案，連其眷屬共18口，發遣打牲烏拉充當牲丁。
打牲烏拉是苦寒之地，條件遠較盛京艱苦。康熙二十一年（1682），玄烨東巡至烏拉，見當地風氣嚴寒，發遣人犯不習水土，難以資生，曾谕令将免死減等人犯仍發尚陽堡安插，但反叛案内應流人犯除外，其中應包括三藩漢人。
自清初以來，甯古塔即為發遣流人之地。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刑部議，巡撫韓世琦并無将李棠嚴刑，欲為置之死地。李棠卻擊鼓誣告，拟流徙3000裡。康熙帝認為李棠“前曾從賊獻策，自以為大儒。見賊勢就滅，方來投誠，并未稍存臣節”，谕命入旗流徙甯古塔。僞将軍缑成德，原議押送到京處絞。康熙帝認為他非首惡之人，命免死，減等發落為奴。又谕令：缑成德不可留此，遣發甯古塔、烏拉，置之極苦之地。如王吉正、楊來嘉等，已一一發遣。原任廣西巡撫陳洪明從逆，原議革職立絞。康熙帝認為他“深負國恩，受賊僞職，又具啟與吳三桂，情殊可惡，理應正法！姑從寬免死，流徙甯古塔，籍沒家産入官”。除了三藩逆犯，八旗官員贻誤軍機，事後追責，亦有流放甯古塔的情況。他們雖然同系免死減等人犯，但遣戍罪名、在戍身份與實際處境均有所不同。
（六）編入内務府管領、官莊。康熙帝将大批“罪藩”人口編入内務府管領、官莊，對其規模、結構産生了深刻影響。管領是内務府上三旗，又稱包衣三旗的基層組織，其官員亦稱管領（booi da）：“掌供在内之物役。凡宮中之事，率其屬而聽焉。”内務府三旗初設管領20個。康熙三十四年（1695），增至管領30個。據筆者對《内務府奏銷檔》三件檔案的考察：在内務府30個管領中，至少有23個管領安插有“罪藩”“罪臣”家人。但以後看到的此類記載甚多，足證其餘各管領内也安插有“罪藩”家人。管領下人包括大量工匠、柏唐阿、婦女，在京城内務府各衙署和盛京三陵等處從事各項勞役。内務府官莊（皇莊）的主體為莊丁，在莊頭管理下從事農業生産，并承擔諸多勞役。關于三藩漢人編入内務府管領、官莊，淪為皇室包衣的總體情況，筆者已撰專文，此不贅述。在此，僅就三藩漢人在各地的編莊情況略作補充。
1.自大淩河至盛京一帶。從檔案記載看，三藩餘部發遣東北，撥入盛京官莊的人口最多。康熙二十一年以前，自山海關至大淩河陸續編設官莊，而大淩河、盛京之間尚無官莊。同年，決定将三藩籍沒人口，自大淩河至盛京，編設60莊。其中，廣甯以西4莊歸京城内務府會計司管理，廣甯以東56莊歸盛京包衣佐領管理。同年秋，遣戶部、内務府會計司官員會同盛京戶部、包衣佐領實地踏勘，考察設莊事，包括官莊設定于新墾地；莊頭于籍沒人内或舊莊額丁内選授；每莊編15丁，總計900丁；每莊10牛，共給600牛。
新設官莊壯丁從京城三藩漢人中調撥。康熙二十二年，内務府奏報：“因罪撥給”盛京糧莊充當壯丁的三藩家人共計34戶219名口，分散在11個糧莊内。其中，尚藩家人最多，30戶190名口，耿藩家人1戶7名口，吳藩家人2戶17名口，巴圖魯公家仆1戶5名口。這些壯丁隻是編入莊屯“罪藩”家人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籍沒人口從京城遷往盛京路途遙遠，且半數左右為婦女，故到第二年夏季尚未完成。因為編莊初期條件異常艱苦，部分壯丁、婦女或逃，或亡。有莊頭向盛京佐領陳訴稱：“将吾等任為莊頭，将給與吾等之丁婦25對攜往北京城，六月始到家（按指盛京）。俱一年時間未曾耕地，故此等人逃的逃，死的死。現有13丁，尚不足一人之力。眼看納租賦之期将近，如何完納主人租賦？”這種情況在新編各莊中相當普遍。
有少數莊丁系由盛京本地籍沒人口調撥。如已正法漢軍将領祖澤清，原任廣東高雷廉總兵官，後叛降吳藩。被清軍擒獲後，并其子祖良楩械送京城，淩遲處死。諸子家口籍沒入官。在盛京等處留有祖澤清舊屬丁婦男女共99口，地115垧。内務府奏準，編設糧莊1處，壯丁15人，補足好地120垧。多餘壯丁撥補23個舊莊。再如前述孔有德舊部161人，被編為7莊。從康熙二十一年迄三十三年，短短十幾年間，盛京官莊增至89處，大淩河官莊增至160處。這是關外官莊的鼎盛期。
2.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外。大淩河至盛京一帶官莊自編設以後多不能正常生産，新墾地耕作艱難，官牛大批倒閉。三藩漢人主體為南方人，多數不善耕作，又不适應當地嚴酷環境，部分丁婦或死或逃，加重了官莊經濟的危機。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初六，内務府、戶部、兵部、理藩院會議具奏稱：“籍沒家産入官之人無房，租房居住者多。若将此輩設莊安置，則充為額丁之人不勤勉效力，在本地亦難為生。倘将伊等查核之後到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外居住，不納官賦，各自盡力為生，則既可養育成長，此等漢人亦得生活之所。”内務府總管随即奏報：自廣甯至山海關并無适合耕種之蒿地，若從山海關九門起向東北至虹螺山拓展柳條邊，将三山劃入邊内，可圈蒿地9750餘垧、積水荒地1.41萬餘垧。這些地方原系蒙古遊牧地，不事耕種。遂命奉天将軍照此拓展柳條邊。五月，刑部送到内務府尚之信、吳三桂、吳世璠等舊屬丁婦37口。其中，尚之信戶下王子朝等15口遣往山海關外三山等地居住；其他人口或給戶部，或編入管領、莊屯。
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奏報，送到吳三桂舊屬劉德、李友明、吳兵、周世穗、徐藝雲等，及其妻孥兄弟家丁仆婦等78口，由内務府分别編入瓦爾達管領，或撥往古北口、山海關外，與已在當地的家人“合族”。
康熙二十六年（1687）三月奏報，兵部、刑部陸續送到已編入曹寅（tsoo in）佐領張文津之伯父張方，發往山海關外安插馬造華之兄馬造林，發往古北口外安插王五之兄王自常、王自長之叔王華先、郭永茂之弟郭永志、馬新德之弟馬俊德，包括其妻孥丁婦奴婢等共計52口，分别安插于其親屬所在莊屯（“合族”）。同期，在山海關、古北口外安插的還有僞總兵吳敬及僞參将、僞遊擊、僞都司、僞守備、閑散（白身）等11人。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奏報，兵部、刑部陸續送到發往古北口外安插王宏齊之侄王玉、編入費揚古佐領之商人劉英弟之弟劉世宏等共計25口，使其合于各自叔、兄。送到吳三桂戶下王大賓等12人、已死罪犯李群萬之妻。鑲白旗八十佐領原都統馬奇出面送到戶下禦前披甲烏金泰，雲南軍前攜來吳世瑛戶下彭國柱，先前送到沈上達戶下李世濟之妻，尚之信戶下麥奇峰之子、甘生等丁婦人口，分别編入管領或莊屯。從後續奏報看，安插上述地區的籍沒人戶、入官漢人并未像當初議論的那樣不納差賦，使之散居為生，而是照例編入莊屯。僅在山海關外三山一帶，内務府就将三藩漢人編設了30個新莊。
同年七月奏報，兵部、刑部發往古北口外安插劉時貞之弟劉時忠及家奴壯丁2名，已編入桑格管領楊永祖之孫楊呂兒，已編入撓穆齊管領張勝孝之弟張志平，令與各自祖、兄“合族”；又送來吳三桂屬下苗國玺等丁婦7人，編入莊屯；逆犯王熙養之妻劉氏存于管領，賜烏拉無妻牲丁。
3.宣府、固安、京畿盧溝橋等處。康熙二十五年，将靖南王耿精忠在宣府的土地編設10莊。包括宣府城内的草場，各衙門、廟殿等房基地，每丁各給6垧。其餘7頃47畝地征銀69兩9錢4分，糧2石1鬥餘。将定南王孔有德在宣府右衛地630垧，先前籍沒孫延昌在底司裡地25垧，編為4莊，每莊15丁、8牛；固安縣朱村有地90晌，編設半莊1（豆稭莊），編7丁、4牛；廣甯門外盧溝橋黃莊、三教寺、高粱村等處有地52垧5畝，每年收取租糧。
4.滄州。康熙二十五年，已編入禅布管領的原尚之信包衣葉福興呈請說，自己在滄州有300垧地，一年征租倉石30石，折合60餘兩銀，有壯丁10餘。若授自己為納銀莊頭，甘願不受領耕地、牛種、飼料、壯丁、口糧，每年交200兩銀。内務府奏準，照例蠲免一年差賦。尚藩原籍衡水，距滄州不遠。葉福興所攜土地丁牛或為尚藩舊屬。而他自薦為内務府納銀莊頭，類似于清初帶地投充性質。
以上，根據内務府檔案，就三藩漢人編入各地官莊（這裡主要指糧莊）情況略作概括。需要補充說明以下幾點。
1.内務府将三藩漢人編莊，重點在山海關、古北口、喜峰口外及盛京一帶。當時，僅古北口、喜峰口外、山海關内外就有422莊。其他如直隸、畿輔等地，也設有衆多官莊。在各地官莊中究竟安插了多少三藩漢人，及其具體分布情況，仍有待更多史料的挖掘。
2.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盛京莊丁大批随征，關外官莊一度減少。聖祖繼位，盛京地區有官莊27處。康熙《盛京通志》記官莊169處，遼河以東81處，盛京内務府司之；遼河以西89處，京師内務府司之。此官莊，當指糧莊。又記鹽莊3處、靛莊11處、棉花莊46處，皆盛京内務府司之。康熙《盛京通志》記事，截止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反映三藩餘部發遣東北後，内務府官莊迅速增加的事實。内務府檔案載，康熙二十至四十年間，盛京官莊由25個增至91個。20年間官莊增長近4倍，主要是三藩漢人編入的結果。
3.新莊多由三藩漢人集體編設，如前文所述叛将祖澤清丁編設的1個莊，孔有德丁編設的7個莊，耿精忠丁編設的10個莊，尚之信丁編設的1個莊。也有一些新莊，系由不同來源的三藩丁婦及若幹舊莊丁攢集而成。在新莊中，還安插了一些遭到清算的滿洲舊貴族如巴圖魯公鳌拜等人的舊丁。官莊由莊頭組織生産，莊丁向内務府繳納沉重的差賦，并承擔諸多勞役。作為皇室包衣，他們的最高領主是“滿洲”皇帝。
三、曆史影響
康熙帝采取多種方式處置三藩餘部，在徹底化除三藩餘部尾大不掉隐患的同時，還實作了多項戰略目标。
（一）加強了南北疆軍事防禦，建構八旗駐防的整體布局。清入關初，八旗軍隊主要駐紮在京城與畿輔一帶。在中原内地，太原、德州、西安、江甯、京口、杭州等地雖有八旗駐防，但軍隊經常調動，未形成穩定制度。随着全國實作統一，原來盤踞一方的三藩勢力被徹底剪除，軍事編制劃一。康熙十九年，清廷利用尚藩、耿藩的一部分舊卒，并調入一部分漢軍兵丁，組建廣州駐防、福州駐防。成為震懾東南沿海的重要軍事力量。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清廷會議荊州、江甯、西安等處駐紮滿兵事。康熙帝說：“江甯、西安官兵互相抽調，駐紮道路甚遠，恐緻驿站擾累，兵民交困。”大學士明珠建議：“荊州适中之地，應将江甯、西安官兵各調一千駐紮荊州。其現自京城發往荊州官兵内，應分撥一千名發往江甯，又一千名發往西安。如此則路途适均，兵民不緻擾累。”清廷在荊州設立八旗駐防的同時，還加強左右兩翼西安和江甯駐防。由此，逐漸建構起八旗駐防在全國的布局。
（二）為中俄雅克薩之戰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明末清初，沙俄勢力侵入黑龍江流域。清廷平定三藩，國家日趨穩定，清廷開始籌劃反擊沙俄入侵。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為加強東北邊防，令将軍巴海駐瑷珲，副都統薩布素駐呼瑪。同時，在舊驿路基礎上增設新驿站，随着三藩舊部的調入，東北地區的驿站建設獲得長足發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中俄雅克薩之戰告捷。驿路的規劃與延伸為對俄作戰提供了有力的通信和後勤保障。
（三）促進東北地區的開發建設。三藩餘部調遷東北，編入官莊人口最多。僅按康熙二十二年關外新編60莊推算，每莊額丁15人，加上婦女、子女，即以每丁4口（夫婦、2子女）估算，約有3600口。還有發遣打牲烏拉充當牲丁、在甯古塔為奴之人口，在海城的兩個尚氏守墓佐領等。三藩壯丁大批調撥驿路、驿站，逐漸形成“站上人”群體。雍正年間，續置茂興至呼蘭驿道（東南驿道，俗稱呼蘭道），使驿路幹道更為完善。到近代，以各驿站為中心，逐漸形成居民點。在位于驿路樞紐的今肇興縣境，曾設有六站。幾百年間，“站人”後代不斷繁衍，迄今已有十幾萬，約占全縣人口1/3。這充分說明，清代驿路與站丁在東北邊疆開發，尤其在城鎮興起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體看，康熙時期君臣高屋建瓴、運籌帷幄，多方處置三藩餘部，卓有成效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不失為清朝統治由大亂走向大治的一項重要戰略措施。而清廷處置三藩餘部途徑不一，後者的歸宿亦不盡一緻。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在著名的漢軍出旗谕中特别提到，漢軍中有“三藩戶下歸入者”一項。并谕令，除清初“從龍入關者”繼續留在旗内，包括“三藩戶下歸入者”在内，他如“定鼎後投誠入旗”者、“緣罪入旗”者、内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招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以及随母因親之類，“如有願改歸原籍者，準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随即，廣州駐防漢軍佐領的全部、福州駐防漢軍佐領的半數、京旗漢軍佐領之一部分，均在此谕令下回歸民間。
乾隆九年（1744）至十三四年間，清廷鑒于以領主制為主導的内務府官莊經濟一蹶不振，決定将口内外莊丁數萬餘口陸續放出為民，其中就包括官莊中的三藩漢人及其後代。仍舊留在官莊的壯丁，主要是莊頭子弟和同姓族人。他們在經濟上可以承領官地，自種或者出租，政治上可捐納功名，應試為官。這說明其身份地位上升，有異于往昔的包衣（奴仆）。清廷複于乾隆二十一、二十七、三十六等年，陸續将内務府上三旗、下五旗王公府屬漢人包衣，以及另記檔案、開戶人等次遞出旗為民。通過上述管道，内務府漢人包衣殊途同歸，脫離旗籍，回歸民間。留在内務府的少數包衣，身份地位也有所提高。這不僅是滿洲領主制經濟日愈衰落的結果，同時反映了清代社會滿漢關系的重大調整。
附本文題錄
1. 劉小萌：《康熙帝對三藩餘部的處置》，《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5期。
2. 劉小萌.康熙帝對三藩餘部的處置[J].社會科學輯刊,2021(05):172-183.
［作者簡介］劉小萌，1952年生于北京。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科教融合學院特聘教授，曆史研究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滿文文獻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中國邊疆民族曆史研究院、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研究員）或外聘學術委員；吉林師範大學曆史學院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滿學研究院院長。代表作：《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愛新覺羅家族史》《清代北京旗人社會》《清史滿族史論集》《清朝遺迹的調查》《中國知青史—大潮》《中國知青口述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