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作為距今最近的一個傳統朝代，不少重大事件都以官方或民間的多重管道流傳至今，其中自然不乏一些離奇的事件，就如經常作為戲劇原型的清朝十大奇案。而當我們看到這些奇案的時候，或許會好奇——清朝的司法程式到底是怎樣的，為何會出現這麼多的奇冤之案呢？今天，就讓我們從十大奇案之一——麻城塗氏殺妻案入手，去一睹真實的清朝司法程式。
一、塗楊氏的失蹤與楊五榮的指控
案件發生在雍正八年（1730年）的湖北麻城縣，塗如松與妻子新婚一年多，正月妻子塗楊氏回家省親，直到二十四日才由她的兄弟楊五榮送回到塗如松家。當天夜裡塗如松說妻子失蹤了，叫上鄰居到處尋找，還到楊五榮家詢問，但仍沒有找到妻子的下落，無奈隻得報官懸賞查找。而塗楊氏的兄弟楊五榮卻控告塗如松謀殺了自己的妹妹，案件便由此開始。
二、調查陷入僵局，兩任知縣被參
當時麻城縣令名叫楊思溥，接手了這個案子，但一番調查未果，并沒有找到塗楊氏的屍體，再加上塗如松的母親頻繁上訴，塗如松最終還是被釋放了，而案情也一直沒有進展。當時的司法程式出于效率考慮，需要官吏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案件，否則會接受處罰，是以楊思溥便是以案而被參去職位。
接替他的是試用知縣湯應求。履職之後，湯應求認為是生員楊同範唆使楊五榮誣告，于是開出高價懸賞查找塗楊氏，同時事情也有了進展。有人報稱在趙家河沙灘有流浪狗刨出了一具屍體，但由于天氣原因，湯應求并未能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而當他到達現場時，看見的卻與發現人報稱的有所出入。此時，楊五榮趁機借屍上控，認為這是塗楊氏的屍體，但根據當時的仵作所驗，屍體有發辮，應當是男屍，是以湯應求建議滴血認親。
由于楊五榮不服湯應求的檢驗，上級黃州府向臬司提議另外委員進行《洗冤錄》中的滴骨法驗親，但被巡撫否決，而是委派了兩位知縣高人傑、李作室去确定屍體的性别，得出屍體的性别為女，當即認為是塗如松殺妻埋屍。而上級黃州府護理蔣嘉年認為案件疑點太多，四次駁回通詳，并親自檢驗屍體，卻得出這是一具男屍的結果，案件便一直争執不下。
洗冤錄
因為案情一直争執不休沒個結果，高人傑、李作室也被上級指派的兩位他省知縣暢于熊、汪歙代替繼續負責這個案件。但遺憾的是，兩人非但沒能取得什麼突破，反而因為疏忽使屍體被洪水沖走，隻剩下了八塊遺骨，案件到這裡失去了物證，各方的争執又導緻案件遲遲不能了結，湯應求也被雍正皇帝親自降職革免，兩位代替驗屍的知縣也隻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三、冤案的定案與真相的浮現
新的負責人鄒允煥和黃奭中接手了這件棘手的案子。這時候，因為一直有争論的湯應求和熊于暢、汪歙三人都已經或被參革，或回原職，無法左右這件案子的判決了，有争議的問題自然也不再是問題了，是以新的負責人鄒、黃二人直接做出拟判認定塗如松殺妻埋屍，并且最終上奏皇帝，雍正皇帝當即下禦旨将湯應求和塗如松秋後問斬，兩人性命危在旦夕。
雍正
所幸當時麻城縣的新縣令陳鼎新到任，求雨不成，偶然間聽到有人說是縣裡有冤情所緻，是以派人密訪，結果在楊五榮的家裡發現了塗楊氏，這才還原了事情的真相：
事發當天，塗楊氏與塗如松吵架，吵完之後便去尋找與她有奸情的馮大，而楊五榮則誤認為她被殺，是以去控告塗如松。然而就在楊五榮控告塗如松殺妻之後，妹妹楊氏竟然回到了家中。當時對于虛假控告有着嚴厲的懲罰，為了逃避懲罰，楊五榮把妹妹送到堂兄楊同範的家中藏匿，直到聽說案子完結之後才把她接回家。
但真相并沒有這麼快得到伸張，時任湖廣總督臣邁柱因為案件此前的審轉過程都是經由他手，是以他對這個真相百般掩飾，跟湖北巡撫吳應棻發生了沖突，直到乾隆下令讓他們兩個去職回京，并指派史贻直處理案件，真相才真正大白于天下，這便是清朝十大奇案之麻城塗氏殺妻案的始末。
清朝巡撫形象
四、冤案形成的原因
從冤案的始末，我們得以窺見清朝司法制度的一斑：一件案子不僅需要地方的縣令進行審理，同時還需要交由府、臬司、巡撫、總督乃至皇帝進行審轉，如此嚴密繁複的司法程式，為何還會導緻這樣的奇冤大案的出現呢？這就要對司法制度進行深入的分析了。
清代對于命案的審轉有着嚴格的程式要求，分為通秉、通詳和拟判。通秉為案件勘驗後遞交給上司的報告，但較為簡單，通詳則是通秉的進階版，比通秉更為詳細，而最後的拟判則包括案件始末和判決。
通詳在這裡仿佛并不起眼，但它往往決定了案件之後的走向，據雅爾圖《為通饬詳謹盜案以免冤縱事》中寫道，州縣官“拘泥前報，逼取供招，承審者以為供與案符，自然情真罪當”，可見通詳對案件走向的重要性。
在高人傑、李作室的通詳裡，兩人捏造了塗如松和塗楊氏打鬥的事實，稱兩人因塗楊氏不尊母親而打鬥，塗如松手持紡線車不小心打中楊氏的孕肚緻其死亡。
紡線車
更離譜的是，兩人甚至補充出了塗如松埋屍的過程，稱他雇人幫忙擡屍埋屍。可笑的是，他們在通詳中提到的那個幫忙埋屍的人中有一個年老眼瞎，另一個竟然還是個跛子，且都距離塗家很遠。當面對質疑時，也隻能給出“當其擡屍之時，其目尚明，其足能步”這樣難以令人信服的解釋。
但兩人也有高明之處，在拟判中，他們指出一位“證人”趙當兒撞見塗如松擡屍，進行勒索，未能得逞之後報告給楊五榮的堂兄楊同範，進而使楊五榮得知，但後來趙當兒因為塗如松給錢而改口。這樣一來，趙當兒就成為一個無法突破的“證人”了。
後來的鄒允煥和黃奭中兩人因為前人通判的緣由，自然容易先入為主認為塗如松殺妻是事實了，并且還“自覺”地優化了前人通判中的不合理之處，重寫了通判，讓它更容易被信服，而上級面對認真修飾過的文書，自然是發現不了什麼毛病了。
但事情還有疑點，即為何高人傑、李作室二人四次通詳被駁回卻仍然不改判而是盡量完善呢？難道是他們有什麼不可置疑的證據嗎？了解事實真相的我們自然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原因在于清朝的司法責任制度。
大清律例
清朝的司法責任制度對誤判有非常嚴厲的懲罰，其中有一條“官司出入人罪”，出罪指有罪者判為無罪或重罪者判為輕罪，入罪則反之。且又根據誤判者有意或無意分為四等：故出人罪，失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入人罪。湯應求也正是為此判處死刑。根據這條法令，高、李二人應當處以失入人罪，需要減官三等，于他們而言就是直接炒鱿魚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官位，他們自然會盡一切力量去保住。案件中另外一處令人疑惑的地方——上級一直委派官員查案而非親自查案，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不想承擔誤判的責任。
除此之外，案件中還有最讓人想不通的一個地方，那就是湖廣總督臣邁柱在知道真相之後仍然百般掩飾，不願意承認事實。明明他與誣告者楊五榮和案件審理者非親非故，為何卻替他們說話呢？其實，他是在幫自己說話，這便是清朝司法中“同職連坐”原則使然了。對于誤判，除了司法官需要承擔責任以外，其他參與案件審理的官員也需要受到相應的處罰：以吏典為首，首領官、佐貳官、長官依次減一等處罰，這便是清朝司法制度中的“同職連坐”原則。為了不受罰，隻有昧良心了。
文史君說
有以上兩個制度的存在，一旦産生誤判，參與審理的官員大多都傾向于明哲保身，将錯就錯，是以像麻城塗氏殺妻案這樣的冤案自然也就層出不窮了。麻城塗氏殺妻案這一冤案隻是類似冤案中被翻案的一個個例，像這樣的冤案在清朝必然遠比想象的多。
參考文獻
史志強：《冤案何以産生：清代的司法檔案與審轉制度》，《清史研究》2021年第1期。
王慧：《論清代司法官吏司法責任制度》，山東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
（作者：浩然文史·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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