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名赤腳醫生

“千家萬戶留腳印，藥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個時代的農民對“赤腳醫生”最溫馨的回憶。

赤腳醫生，即是鄉村裡沒有納入國家編制的非正式醫生。說得通俗些，村民叫那些光着腳丫下田種地的醫生做赤腳醫生。

大陸解放初至八十年代末期，鄉村大多都有赤腳醫生。那個時代，國家貧窮，醫科專家奇缺，一時培養不出那麼多有醫學方面專業的醫生，隻有教育訓練一批略懂醫術的赤腳醫生來應急所需。貧窮落後的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腳醫生的治玻因而，那個年代，在鄉村裡，赤腳醫生就應運而生了。

在鄉村裡，選拔赤腳醫生，一般是從以下二條件來選的。一是從醫學世家中挑選，二是從初高中畢業生略懂醫術病理中挑眩挑選出來後，集中到縣衛生學校教育訓練三個月或一年半載，結業後回到鄉村算是赤腳醫生了。

我的父親就是那個時代的産物，就是到縣醫院學習了三個月，沒受過系統的學習，醫學，病理，剛學回來大并重病治不了，複雜的病更不用說了。他能解決的問題，通常是一些頭痛身熱，擦損外傷等小病而已。雖說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決，也大大友善了村民群衆。一是他們沒空到大醫院去看病，二是到大醫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三是到大醫院看病費用高。因而，村民群衆十分敬重赤腳醫生，都認為他們是村裡的大知識分子，是救命恩人。

其實，在鄉村當赤腳醫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赤腳醫生沒有固定的薪金，有的隻是每月拿大隊一些補貼，有的隻是以生産隊記工分代酬。

這微薄的補貼和工分，根本上解決不了他們的生活，因而，他們白天還得赤着腳參加生産隊勞動，夜晚還要挑燈自學醫學知識。其次，由于貧窮落後，醫療裝置十分簡陋。除了一個藥箱，幾片普通的藥片，一支針筒，幾塊紗布，别的就少得可憐。這麼簡陋的裝置，對赤腳醫生來說，有時也是“巧婦難做無米之炊”了。

盡管難苦，父親還是盡職盡責，滿腔熱情地為村民服務。

不管深夜還是風雨交加的日子，隻要有病人叫到，他就會赴診，就會認真地為病人看病打針服藥。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盡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議送醫院治，有時還親自陪着送去。他治病收費不高，如果碰上困難戶和五保戶，就得倒貼成本費了。

父親醫術雖不高，但服務态度特别的好。他常背着一個印有雞蛋般大的紅十字藥箱，穿着白褂，挨家串戶走訪群衆。尤其是流感時期或流腦時期，赤腳醫生的責任更大更辛苦，他不但走家串戶發藥，還得講解預防知識，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頓飯，睡不上一次安穩覺。鄉村裡的小孩怕打針，他便會千方百計哄小孩，或是給他們講故事，或是為他們唱歌，有時甚至買上一顆糖送給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時，一針落去，還未等孩子“哇”的一聲哭叫，針又拔出來了。這般一來，村裡的小孩見了赤腳醫生，既愛又怕，大都會縮進母親的身後，伸出頭來，怔怔地盯着爸身上的紅十字藥箱——那裡面，既有糖果，更有針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爸的醫術雖沒有大醫院裡的醫生高明，但有時大醫院裡的醫生治不了的病，他反而治得了。記得村裡有位姑娘上山打柴，不小心扭傷了手。她的手扭的也很怪，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向上的放不下來，向下的伸不上去，到了縣醫院看，縣醫院建議到地區醫院看。姑娘的父母手上沒錢，心急如焚，來找爸。爸正在吃飯，見來了病人，放下飯碗，對着病人上下看了幾遍。父親問過病由後，說這病我能治。于是，叫病人的母親将病人的褲帶取走，換上稻草紮着，然後将病人關在一間虛掩的房屋裡。大概一個鐘頭後，父親提着鑼，領着病人的父母，一起來到虛掩的房屋門前。赤腳醫生“”的一聲将鑼敲響，然後推開門，連聲說好了好了。病人父母一看女兒，果然好了：雙手自如活動了。原來，姑娘手扭傷了因為受不住疼痛無法扭轉回來，治不了。赤腳醫生這銅鑼一響，吓得姑娘連忙伸手去提褲子，就不治而愈了。這叫做姑娘家顧得了羞顧不得痛治療法。

父親治病，在鄉民的眼裡，确是高。但有時，也失水準。記得我兒時，有個耳朵發腫發痛，父親用手摸摸，用電筒照照，說是中耳炎，便往我的耳朵灌藥水，還說再洗兩次就好了。豈料這藥水一灌進去，我的耳朵更腫痛了。洗一次痛一次，直到我無法忍受時，父親不好意思說了：還是到縣醫院看五官科吧！母親帶我到五官科一看，醫生笑哈哈地說，你這小家夥，怎麼在耳窩裡種豆芽啦！醫生說完，用夾子把耳窩裡的豆芽夾了出來，我的耳朵就舒服了。原來，我在豆垛裡玩，一顆黃豆跑了進去，癢癢地，我便挖，加上赤腳醫生灌了藥水，豆芽就在裡面長大了。這也難怪村裡的赤腳醫生，因為沒有反光照明裝置，他根本看不到我耳朵裡長了豆芽。

無論怎麼說，在那個貧窮落後的年代，父親為人民群衆作出了巨大貢獻，功不可沒。随着社會的進步，科技教育的發展，現在，鄉村都建立了醫院，醫生都規範化了，赤腳醫生，漸漸地被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取而代之了。這便是人類文明的又一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