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杜甫的59種角度
——評向以鮮《盛世的側影——杜甫評傳》
◎程章燦
向以鮮是古典文學教授，也是活躍于當今詩壇的名家，一手寫詩，一手治學，左右開弓，兩手都有硬工夫，這是相當罕見的。我與以鮮緣分不淺。我們既是同庚，又是同年，還是同行。我們同是出生于1963年，同在1970年至1979年間在鄉村接受中國小教育，同于1979年考上大學，同在1983年考上唐宋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所學生，畢業之後雖然配置設定在不同高校，卻同在古籍所工作，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更巧的是，我們還有一些共同的研究興趣，比如在南宋詩人劉克莊研究和中國古代石刻文化研究方面，殊途同歸，不謀而合。我與以鮮的初次見面遲至2018年，但這些重重疊疊的緣分，使我們一見如故，更感投緣，對他的詩作和學術著作，我也格外關注。
說來慚愧，我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是新詩的愛好者，近年來俗務牽扯，用來讀新詩的時間越來越有限，對讀過的詩作能夠留下印象的也越來越少。但以鮮的詩作是例外，他的《觀察西嶺雪山的十三種方式》，我一讀之後就贊歎不置，至今難忘。這首詩表面上詠的是雪山，實際上詠的是杜甫，把詩中的西嶺雪山替換成杜甫，沒有絲毫違和。“兩個黃鹂鳴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裡船。”這不是一篇小小的絕句，古人都已經看出來了：“此‘千秋’‘萬裡’，是甚氣概！”是以，這首小詩經得起反複吟誦，西嶺雪山經得起各種觀察。以鮮的十三種觀察方式，既是站在詩歌的立場之上，也是站在學術的立場之上。誦讀着他的這些詩句，我感覺詩人已經幻化成西嶺雪山，他的心在飛雪！
既然觀察西嶺雪山都可以有十三種方式，那麼，了解杜甫可以有更多種方式，更多種角度，《盛世的側影——杜甫評傳》為此提供了确證。
向以鮮《盛世的側影——杜甫評傳》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為杜甫作傳者不乏名家，聞一多、洪業、馮至、蕭滌非、朱東潤、陳贻焮、莫砺鋒等，都是熠熠閃光的名字。其中，聞一多和馮至兩位更是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詩人，他們為杜甫作傳，代表了現代詩人了解古代詩聖的特殊方式。以鮮也是一位當代詩人，其碩士導師王達津教授是聞一多的弟子，論起來以鮮兄就是聞一多的再傳弟子，而《盛世的側影》繼承了聞一多馮至以來現代詩人為古代詩聖作傳的學術傳統，是有淵源的。
千家注杜，萬家評杜，學統文脈，綿延不絕。這部嶄新推出的杜甫評傳，随着21世紀第三個十年一起來到這個世界，為21世紀杜詩學史開創新篇。它全身上下充滿創意，它的結構是新穎的，它的題目是新鮮的，它的視角是新辟的，它的文字是新奇的。全書不分章，隻由59個小節組成，意在暗合杜甫59歲的一生。評傳叙述大緻按照杜甫的生平先後排列。每一節都有引人注目的好題目，每個題目都是觀察和了解杜甫的好角度。從書名《盛世的側影》到節名《童年的劍氣》《除夕賭徒》《長安詩歌道場》《一隻金蝦蟆》《第四種告别》《撒嬌派》《詩人和豔情》……都能引起人們的閱讀沖動，欲罷而不能。至于文字跳脫靈動，文采飛揚，更是随處可見，真不愧是詩人的手筆。
評傳以“盛世的側影”為題，這盛世，當然指的是杜甫所生活的大唐盛世。杜甫所看到的盛世，盛世所映現的杜甫，組合成了這副“盛世的側影”。用以鮮的說法，一方面，“韋堅用他的才智和豐富的物質文明，為我們展露了大唐盛世的側影”，另一方面，杜甫用他的才智和卓越的詩歌創作，為我們展露了大唐盛世的側影。《飲中八仙歌》是杜甫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先師程千帆先生曾經以“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為題，對《飲中八仙歌》作了精彩的分析。以鮮又進一步細讀，提出别緻的賞析：“杜甫對玄宗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想象。這八位沉醉的人間仙人傳（賀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和焦遂），是杜甫為大唐盛世所描繪的另一幅盛世側影……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杜甫都看見過自己的某一個側影：放縱的側影，抒情的側影，失意的側影，熱烈的側影。這些側影既是杜甫的，也是大唐盛世的。”
給杜甫作傳，為詩人畫像，杜詩無疑是最好的材料。以鮮與杜甫之間，相隔一千多年，但詩心相通，詩人總是最能了解詩人的。以鮮善于解析杜詩的篇章字句，發掘詩中的典型意象，把握詩人的精湛藝術，以人情實體融合詩藝文理，剖析層累的歧說。沒有詩人特有的文學敏感，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不管是《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那樣的長篇巨制，還是《春夜喜雨》《絕句》《登高》那樣的短篇，他的解讀或洋洋灑灑，或點到即止，每有精彩之筆。例如，他指出，杜甫傑出的長篇《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是一首帶有青年自傳性質的詩作，當然也有自薦的意思”，與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寫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異曲同工。又如，在《第四種告别》一節末尾，在叙述“三别”（《新婚别》《無家别》《垂老别》）之後，以鮮寫道：“杜甫寫了三種人間悲傷的告别場景，将第四種告别贈給詩人自己：向内心的理想和火焰告别。”寥寥數語，曲終奏雅，巧妙點明了“三别”對于杜甫詩歌創作的曆史意義。
他對杜詩的解讀，既有曆史把握，又有美學分析，字裡行間，總是充滿詩意。例如他對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的解析，就有優美的想象，散發濃郁的詩意。“天寶十一載（752年）秋天，堪稱長安詩歌的秋天。放大到整個中國詩歌史上，這個秋天也是值得人們記住的：杜甫與高适、薛琚、岑參、儲光羲等五個盛唐詩人，一同登臨了曲江邊上著名的慈恩寺塔（大雁塔）——把本來是佛教道場的慈恩寺塔，瞬間變成了長安的詩歌道場。”于是，他把這一節命名為《長安詩歌道場》。他還引用孫英剛的最新成果，闡發此詩的曆史美學意義：“這座經曆千年風霜、至今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也曾經俯瞰着隋唐長安那座曆史上的大都市。它是中國中古時代帶有強烈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輝煌文明的見證者，也是佛教在亞洲興起與傳播這一世界脈絡的重要地标……它的宗教、思想、文化意涵，以及在整個人類文明起伏演進中的意義，清晰地刻畫在曆史的記憶裡。”很顯然，《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也從特别的角度展示了“盛世的側影”。
杜甫草堂
以鮮和杜甫一樣，都是流寓成都的詩人。在《就在這兒呆到老》一節中，以鮮充滿感情地寫道：“成都遇見杜甫是成都的幸運，杜甫遇見成都也是杜甫的幸運。”“沒有杜甫的成都可能是不完美的；沒有成都的杜甫，我們亦将見不到如此豐富，如此溫暖而磅礴的詩人。”這是詩歌與城市的互相支撐，人與地的彼此成全。有杜甫在此，有杜甫草堂在此，錦城就是一座詩歌之城。接着，以鮮又十分冷靜地用統計數字和理性分析，對此展開進一步的論證：“其一，杜甫現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詩作中，寫于成都及梓阆間的詩作達四百多首，差不多占去杜甫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其中寫于成都的詩作就有兩百多首；其二，杜甫現存一千四百多首詩作，有一千首多一點都是在杜甫到達成都之後的十年内寫出來的，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現象！”總之，不僅可以說“成都是詩人杜甫的福地”，也可以說杜甫是詩城成都的巨星。
在這部從頭到尾隻有59節的評傳中，以鮮辟出多達十節的篇幅，來叙述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與創作，包括《入蜀記》《就在這兒呆到老》《詩歌園藝學家》《為成都代言》《雙駿雙松圖》《烏皮幾之戀》《懶即真》《撒嬌派》《杜甫的舌尖》《口語大師》等，占全書六分之一強，力度不可謂不大。詩聖的福地，詩城的巨星，作為久住成都的詩人和古典文學學者，以鮮兄怎麼可能不熱愛成都，怎麼可能不摯愛詩聖杜甫，怎麼可能不寫出這本《杜甫評傳》呢？一個59歲的詩人，寫成另一個59歲的詩人的評傳，豈非天意？
如果說，在《觀察西嶺雪山的十三種方式》中，以鮮用十三節的架構，展示了他“觀察西嶺雪山的十三種方式”，那麼，這部長達四十餘萬字的評傳及其五十九節的架構，展示的就是了解杜甫的五十九個角度。散點透視，立體性和體系性即在其中矣！
作者簡介：
程章燦，現任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賓州大學、華盛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進階通路學者。
編輯 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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