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配得上工作嗎？

作者：叫我茉莉同學，頭圖來源：視覺中國

凱恩斯肯定沒想到，他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預言，在近百年後會如此打臉。

很顯然，加速重新整理的技術變革和生産效率，并沒有取代大部分工作，絕大部分人每周工作時長可不僅15小時，甚至是這個預判的4~5倍。

21世紀進入第3個十年，數以萬計的公交、地鐵和汽車橫亘在城市主幹道，當代人在樓宇之間摩肩接踵。他們不少人在幾年前為“終身學習”而狂熱，不輕易放過通勤路上的碎片化時間，現在已經開始聽複旦網紅教授梁永安講授《工作之苦》，在上班前後見縫插針進行心靈按摩。

新世相創始人張偉很早觀察到這潮水一般的工作之苦。創業5年來，每當打開微信背景，他總能在不斷重新整理的讀者消息裡，看到下班的、沒下班的人們，傾訴着工作的苦惱。每個人的際遇如此不同，而工作之苦卻如此普遍，似乎沒有盡頭。

在此起彼伏的“内卷”“異化”“物化”等社會讨論中，從前令新中産為之狂熱的成功學泡影愈加斑斓，以經濟學思維主導的知識類跨年演講遭遇七年之癢。曆史告訴我們，經濟學被問懵的時候，社科人文類學科就該上場了。

人們依舊埋頭苦幹不敢松懈，但比起鑽營更務實、更實用的職場兵法，有人開始關心更務虛、也是更本源的問題：工作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工作？怎麼尋找工作的意義感？我們可以選擇理想工作嗎？如何重建自我與工作的關系？

這些讓人苦悶的疑惑，多少指向同一個方向：這份工作，配得上我嗎？

一、哪來的優越感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嘗試調換提問方式，再次認識“工作”。

你，配得上工作嗎？

這個提問預設的立場，其實正是“工作倫理”的局部展現。這個理念自工業化初期誕生到現在，長久不衰。它強調工作是唯一體面、道德、可行的生存方式，主張“工作即正義，不工作是一種罪惡”，“即使你看不到任何收益，你也應該繼續工作”。

工作本身是反人性的，更何況在工業化的早期，大多數人不願意被工廠雇傭，也拒絕服從由工頭、時鐘和機器設定的生活節奏。《工作，消費主義，新窮人》一書指出，正是在這些背景下，“工作倫理就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之後則以多種形式貫穿于整個現代化的曲折程序中，成為政治家、哲學家和傳教士們嘹亮的号角（或借口）。”

工作倫理有兩個假定前提：一是絕大多數人都有能力工作并取得回報，用以維持生活；二是隻有公認的有價值的工作，才會被工作倫理認同，具備鮮明的道德優越性和制高點。

工作倫理的出現，毫無疑問通過世俗規訓和道德限制，減少了經濟意義上的窮人數量，推動現代化和工作化的發展。即便用現代眼光來看，這個理念也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和進步意義。它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裸辭、自由職業、失業待業人群一度被視為“另類”選擇。

不過，這個幌子下，開始分化出令人警惕的風向——不用在意尊嚴或榮譽，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争分奪秒，即便你不一定看到努力的意義所在。如維爾·桑巴特所言，新的工廠系統需要的隻是人的一部分：身處複雜機器之中，如同沒有靈魂的小齒輪一樣工作的那部分。這場戰鬥是為了對抗人身上那些無用的“部分”——興趣和雄心，它們不僅與生産力無關，還會幹擾生産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

而在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前，我們的祖先，在漫長的時間裡遊牧漁獵、農耕播種再到早期手工業勞作，并不受工作倫理的限制。用哲學家約翰·洛克的話來概括，這樣的勞作，是人類利用自然資源制出各種成品的過程，制成品是人類創造力和自然資源結合的産物。雖然社會發展速度相對遲緩，但多少有工匠精神和創造力的展現。

工作倫理誕生前後的轉變，值得讓我們重新審視這一理念對自身産生的多重影響。

如果說，“你，配得上這份工作嗎”是工業倫理對個體發出的挑戰書，那麼我以為，作為普通人，在迎戰時繞不開扪心自問一句，“我，配得上這份工作嗎？”

二、工作也在打量你

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規則之一是“交換”，生命就是我們的原始資本，金錢、聲望、技能、情緒、家庭、愛情等是基于原始資本發展的衍生資本，我們以此進行取舍和博弈，去換取想要的。交換是恒定規律，不等價交換亦是常态，雖然因時代或産業紅利、運氣等因素偶有個别案例，但從全局機率、長期來看，基本接近等價交換。

我們在問工作配不配、值不值，其實也是在問，我們以生命籌碼換取的，到底配不配、值不值。

假如用工作倫理的誕生劃分新舊世界，許多人在新世界希望用工作換取的東西，除了生存，更多的還有許多經濟層面的衡量。利用工作創造價值，并沒有錯，但将工作完全等同于自我價值實作，個體身份的唯一代名詞，則是工作之苦的源頭。那些受困于工作之苦的人，很多會預設工資、級别、地位，以及由此具備的消費能力等同于個體生命價值，也指向着工作倫理的副作用。

哲學家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一書中，從曆史次元梳理了社會對于身份的心态變化，發現人們對身份的焦慮不是自古有之。他指出，人人平等的思想，尤其“美國夢”拆去了“所有束縛人們夢想的藩籬”，人們對自己的期望值越來越高。當現實不能滿足理想，沒有達到預期時，就會對自己心生不滿，對别人嫉妒不已，由此産生身份困惑和焦慮。

梁永安也發現，很多人在狹小的世界裡，擠壓着龐大的欲望。“工作之苦，對今天年輕人來說，本質上不是身體的苦，也不是功利性的苦，很大的程度是精神上的蒼老。”

質疑工作“值不值得”，顯然是有覺知價值的。可你會發現，有的人抱怨很響亮，但行動上仍然堅守在原地。這是他們理想的自我和實際的自我造成的差異。在理想的自我看來，目前的工作回報配不上自己的付出，是以自我和外界存在諸多沖突，由此産生了心理落差和負面情緒。但實際的自我其實做好了精打細算，無論現狀對你而言多好多壞，當下的選擇，大機率仍是全局最優解。

我并不想鼓吹任何仰視或俯視的視角，隻是要指出市場機制下的一個現實：我們在打量工作的時候，工作也在打量我們。我們在打量生活的時候，生活也在打量我們。

我們承認個體在洶湧澎湃的時代裡的翻滾與掙紮，但求下一波海浪襲來之前，将頭探出海面快速大口喘息，可是，然後呢？

若想真正突破重重工作之苦，探索個體化的職業路徑，打工也好，裸辭也好，自由職業又或是自主創業，都更需要我們具有清晰客觀的認知以及充分的籌碼：我的認知、能力和資源，配得上這份工作嗎？是否能支撐我擁抱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三、從玩泥巴，到玩泥巴

簡單的“工作”二字，在漫長的社會變遷裡，從最初具有一定創造性的生存，到作為一種道德倫理和身份象征，階段性地寄托着階級跨越的傳奇與想象，如今時代的窄門越來越擁擠，盡管社會創造效率大大提升，但人們在循環的競争遭遇着“異化”與“物化”之苦。在苦的更疊中，工作的意義随之螺旋演化，從生存，躍遷，異化，再迎來個體化的趨勢。

這是競争更激烈的時代，也是更好的時代。所謂工作意義個體化，也就意味着，你其實是有選擇的。自由的盡頭不是裸辭，裸辭的盡頭不是打工，打工的盡頭不是考公，無論何種職業路徑，起點和終點，都在于自我認知和價值評估。

每一次選擇，我們都有一把無形的标尺，動态衡量不同的工作以及生活選擇，用生命以及自身更多籌碼去交換，是否比對，是否值得。這取決于你有多大意願和能力來堅持自己的評判體系，以及你是否足夠清醒、客觀、理性，在感性和沖動的同時能夠兼顧資料考量。

我們再引入詹姆斯·卡斯的理論來看，人生至少有兩種遊戲：有限的遊戲是競技模式，有明确的規則、勝利者和勝利品，以獲得頭銜和權力為目的，例如棋牌、比賽、考試、升職；無限的遊戲是生存模式，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帶入到遊戲本身中來，進而延續遊戲，期間沒有固定的勝利者，有靈活的規則，以及一旦達到便會改變的目标。許多科學家、藝術家、創作者在玩的是無限的遊戲，他們的研究發現、文藝作品在衆人的閱讀和讨論中持續影響後世。

有人在有限遊戲裡成為優秀的演員，也有人在無限遊戲裡做自己。我們需要有限的遊戲，通過競技換取生存的資本。無限的遊戲雖不具備權力，但可以帶來力量，重新界定遊戲的邊界，不斷拓展可能性。權力是有限的，力量是相對無限的。

詹姆斯·卡斯認為，工作不是無限遊戲的參與者打發時間的方式，而是産生各種可能性的方式；工作并不是抵達一個被期望的現在，然後攫取它以對抗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而是走向一個本身具有未來的未來。放在當下的處境來看，人們無法赢得想要的“勝利”，有可能定義錯了戰場。又或者，當他們沉浸在工作之苦，也經常遮蔽了自己切換遊戲、調整遊戲心态的自由。

英文有個說法是Nobody is more serious than a child in play，翻譯過來，是沒有一個人，比在玩耍的孩子更嚴肅認真的人了。人類創世神話，從女娲玩泥巴開始，我常常在想，當下的工作“比對困境”，可能也正需要我們找回“玩泥巴”的狀态。在謀生基礎上，試圖找會玩的心态，創造的心态，不妨用“無限的遊戲”視角重新審視人生這場遊戲，也許故事就有意外的延續。

部分參考資料：

1. 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新窮人》

2. 新世相X梁永安《工作之苦》

3. 詹姆斯·卡斯《有限與無限的遊戲》

4. 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

作者：叫我茉莉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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