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骁（左一）和醫學生們（騰訊視訊供圖/圖）
盧骁有點像美劇裡的那種醫生，出場時不苟言笑，眼皮底下容不得走神打瞌睡。他偷偷觀察年輕醫生的一舉一動，犯了錯，就要挨批評。做得不好就是不好，他不要聽狡辯。
新來的八位醫學生，經驗參差不齊。由于拍攝職場觀察真人秀《令人心動的offer3》，他們被安排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接受集訓。前期的專科學習還算平穩，到了急診，副主任醫師盧骁負責帶教。一來是抽查提問，答得如何，盧骁不置可否，但從他的沉默或反問裡能猜出一二。對唯一回答正确的學生，盧骁也隻說了一句：“對的。”
隻要盧骁在，診室裡的空氣都顯得有些壓抑。被問起在急診的體驗，醫學生們總結，“罵，天天罵”“已經分不清是誰罵的了”。
醫院的其他地方是治病，而急診要救命。在這裡，要既快又準确，沒有那麼多時間解釋。在盧骁看來，真遇到不懂的，可以問他，但是不專注和不認真，他不允許。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盧骁不好意思地說起，前兩天差點訓哭了一位外院來的規培醫生。對方查房時打瞌睡，說自己對急診興趣不大。盧骁很生氣，就算在急診學到10%，未來也有好處。
有些醫院存在隐形的鄙視鍊，一些年輕醫生帶有偏見，覺得急診不如專科重要。浙大二院的心血管内科醫生林豔說，這種鄙視鍊“又低級又無聊”，急診更考驗醫生的綜合素質。
“骁爺”在浙大二院是個傳說，喜歡穿色彩鮮豔的收藏球鞋，每天噴點香水。他第一批報名去武漢支援，最晚一批回來。急診科醫生江利冰記得，有一次急診ICU（重症加強護理病房）住進一個嚴重外傷的12歲女孩，見不到家人，盧骁買了一隻娃娃，放在她的床頭。“别看他胡子留一留，長得嘛五大三粗，其實心很細很細的。”
在急診，有時候一天就要看盡人間疾苦。其中一期節目，三十歲的女病人腦部惡性惡性良性腫瘤複發，無法治療，年輕的丈夫隻能在急診室門外無助地哭泣。晚些時候，又有一個男人高位截癱，兒子才八歲，妻子剛剛懷孕。到了深夜，醫生們輪流搶救一名患者，心肺複蘇按壓了三十分鐘，還是無力回天。
回到診室，醫學生們都不說話了。盧骁問他們，有沒有見過急診室門口的日出？他帶他們走出去看。這是盧骁多年的習慣，每次值完夜班，他會開車經過跨江大橋，看着太陽慢慢爬上來。
盧骁（左一）劇照（騰訊視訊供圖/圖）
以下是盧骁的講述：從死神手上搶回來
拍節目的時候，導演組完全沒有告訴我他們的背景，第一天摸底抽查了之後，結果出乎我的意料，我頭皮都發麻了，這怎麼帶？
說實話他們對急危重症處理的能力還是空白的。前面的專科帶教主任比較溫柔，反差一大，覺得我這邊特别兇。但我說，和你們之前的科室不一樣，我這邊都是一線最重的急診病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你們能适應就适應，适應不了也隻能适應。
就是硬着頭皮上，你不要來跟我說累，跟我說你搞不定，你累。我比你更累，我一個人得看你們八個。
平時的帶教工作中，我确實比較嚴厲。要讓他們知道，你是在急診，要盡量避免犯錯，我可以允許你能力不足，如果真的不知道或者不懂，可以來問我，但假如你的态度或者專注度不夠，把事情辦砸了，我肯定要批評你。醫學是一件嚴謹嚴肅的事情。
前兩天我們查房的時候，我還把一個外院來的規培醫生差點說哭了。他有點打瞌睡，我看了他二十分鐘，結束之後，他說他不是我們急診科專業的，對這個東西不是特别有興趣。我說就算能學到10%，對你來說也有好處。我在法國醫院訪學的時候，隻能聽懂他們的10%，我也硬着頭皮聽。現在我們講的都是國語，你總能聽懂吧？
你去做，我看着你，給你兜底。其實他們内心害怕沒有老師在旁邊看着。很多年輕醫生，一次做錯了就會有陰影，第一次失敗了，第二次失敗了，第三次再也不敢去做了。他懷疑自己的能力。這個時候你要鼓勵他，你正好碰上了特别難的病人，做不到非常正常，我也有可能失敗，沒有人能百分之百保證成功。
急診醫生必須膽大心細，你得敢去做，做的時候要把握細節。我們很多東西都是走在鋼絲上的極限操作，專科可以擇期手術，有很多術前準備和提前備案，我們是不可能的，當場就得随機應變。
碰到緊急、危重的病人，很多醫生工作兩三年完全不知道怎麼應變，這個很正常。一個成熟的急診科大夫可能至少要培養5年左右。
歐美國家急診科醫生的地位、工資待遇挺高的，它需要很強的專業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中國的急診醫學隻有三十多年曆史，人才培養和專業都比國外晚好多年。全國的急診醫師人才流失比較嚴重，好的人才，可能會覺得壓力太大就放棄了，不管是精神還是身體上的壓力。
我們也有年紀大的醫生，可能上了年紀之後不會這麼頻繁地值班。我們科室有幾位大夫也因為身體等各種原因，轉到其它科室，或者做行政管理崗位。我比較喜歡撲在臨床，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行政崗位，可能一輩子就會在急診。
上班的時候必須快、果斷，病人會持續不斷地進來，必須以最快地速度分析，給出解決方案，給出他的去向。沒有辦法，逼着你去快。急診科的醫生和護士，有時候旁人看來挺兇、挺嚴厲，态度不是很好，其實是他沒有時間再給你解釋更多了。我們同僚都習慣了很快的語速，走路也很快，經常要用跑的。
有時候從早一直忙到傍晚下班，時間一下就沒有了，天都黑了，一直在搶救，可能中飯也沒吃，就喝了幾口水。遇到有些病人比較危重，心理壓力大，焦慮。
但我個人覺得，焦慮是對你自己的信心不夠，當你的能力強大到這些病人都能搞得定，條理非常清楚，你就不會焦慮了。焦慮的來源是你對這些病人沒有底，可能搞不定，或者怕出現錯誤。我見到最多的是我們的年輕大夫，覺得自己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走來走去，晃來晃去，很焦慮。
當我碰到超出能力範圍的事情，我也會慌亂。之前有一起液化氣槽罐車爆炸群體傷，直升機、救護車同時轉運來了多個極危重病人，都是大面積的燒傷加爆炸傷。
那個已經超出我的範圍了，我沒有底了。但别人不太容易看出來，我已經是組長了，如果我表現出慌張，下面的人也會慌張。
有一個患者，當地醫院說肯定沒救了。送過來之後，确實挺不容易，我和團隊連續72小時沒睡覺，天天泡在醫院，治療了三個星期，終于好轉了。我們把傷員從死神手上搶了回來。這樣病人隻能靠你去守護他，真的是守出來的。
有些職業可以當成一份工作，但是醫生不行
疫情之後，我們的搶救室和急診監護室都是封閉管理的，家人把重病人送進來之後，就看不到他們了。所有病情的談話，包括病情的變化，都是我們去告訴家屬。談話非常重要，一是讓家屬對病情有了解，二是讓家屬明白我們醫生是盡力在為他治療。
我們現在很多醫生談話，一條一條全談“死掉”了，這個也會死，那個也會死。我一聽到這個會來火。我經常說他們，你這麼談，病人家屬還治什麼？直接拉回去，不用活了。你得給人家信心，不給信心，人家怎麼治療下去？
當出現兩難選擇，包括急診手術或者治療方案，很多病人家屬會問這麼一個問題：醫生，如果這是你的家屬，你會怎麼選擇？
其實很多醫生都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不是我家屬，我怎麼能回答這個問題呢？但是我會回答。大部分的病人，我都會從我的角度出發跟他們講。他不一定會采取你的方案，但他會覺得醫生真的把病人當作自己的親人去看了。你給出了很中肯的意見，他不會揪着你，醫生你說的就怎麼怎麼樣。這個時候他并不是逃避責任，他隻想尋求幫助，那是他最無助的時候。
我有種感覺，當你和家屬達成一種非常好的默契的時候，你尊重他，他也會尊重你。互相尊重之後，你會很舒服，因為家屬很信任你。
前段時間有一個老太太在我們這兒治療了兩個多月，最後人還是走掉了。她有三個女兒，很孝順，每天都在監護室門口。母親受傷後，她們很愧疚，母親這麼大年紀，沒有享過一天清福，沒想到就走掉了。人走之後，小女兒都哭暈了。
當時治療時，我們把老太太當成親人，我每天晚上九十點鐘看了她才回家，雙休日還來看她。很可惜，很多并發症在她身上都出現了。她家人很了解我們，說，盧主任，我們知道你也真的盡力了。
老太太的管床女醫生，是我們急診室規培三年級的學生，為那個老太太哭了三回。老太太走的時候，她特意發了一條朋友圈，發了監護室的門。我去安慰她，她給我的印象是，雖然很難過，但她要學習更多知識，以後找到方法更好地救助其他人。
在節目裡，嘉賓說得挺有道理，時間久了，你敏感性會下降的，那是必然的。但我覺得那塊敏感地還是要保留在那裡，我很喜歡湘雅（醫學院）的那兩位孩子，李不言和汪葦杭，這兩個孩子很真實。但也要把握這個度，李不言稍微有點過了，那次按壓到後面，病人沒搶救回來，他全身都在發抖，他确實有陰影了。
極少數醫生會承受不了，可能就不幹了，或者轉到其他輔助科室和沒那麼高壓環境的科室去了。每個人心理素質、抗壓能力、心理承受能力都不一樣。
你要一直記得你當初學醫到底是為什麼，不能因為時間長就忘記了。初心保留在那邊，始終會有上進心，和為病人服務的心理。如果這個沒有了，你僅僅把醫生作為一份工作了，這很可怕。有些職業你可以當成一份工作沒問題，我下了班就走了，但是醫生不行，他是跟生命打交道的。
急診接診量至少是國外的8-10倍
我現在主要負責急診監護室搶救工作，每5天輪一次24小時的班。其實不止24小時，從今天早上8點鐘上班，第二天8點要把昨天收的病人交給下一班醫生，特别重的病人再去看一下，基本上到第二天中午才下班。
國慶節期間拍《令人心動的Offer》，上了一個白天加前夜的班，晚上11點多離開醫院，快到家了，剛開到高架，周邊醫院有一個嚴重外傷的病人要會診，我又開回去。回家已經淩晨了，早上8點鐘又上班去了。這樣的事情很常見，沒辦法，病人最重要，隻能去。
一般都是晚上出事，是以我們晚上不敢關機，手機都得24小時保持暢通。我一直跟下面的醫生說，有事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不要怕打擾我休息。有時候我一直盯着手機看，我也不想看，不看又不放心。
中國的醫生确實挺辛苦，承擔了13億人的健康。我們人口基數太大了，醫生人數不是那麼多，特别是大醫院、頂級醫院，很多病人都是沖着三甲醫院來，病人量特别大。
我在倫敦訪學跑了三個急診室，他們有家庭醫生，除非是外傷、心梗、腦梗這些很急的病，一般頭疼腦熱或不舒服得先看家庭醫生。他們一個急診科大夫一天就看10個病人，拖的時間很長。我在那邊接過診，主任讓我接幾個病人，問診得問半個小時到四十分鐘。在中國，我們一天急診接診量至少是他們的8-10倍。
我是杭州人，家裡沒有人學醫，報志願的時候陰差陽錯，跟關系好的同學約定一起報醫學院，最後被放鴿子了，他沒報，我報了。本來我想學英國文學，但它的實用性沒那麼強。其實當時不了解學醫這麼累。
我研究所學生就自己選了急診醫學。當然也知道當急診科醫生尤其累，很多周圍的同僚朋友問我，你為什麼不選專科，要選擇急診這麼高壓的專業？這麼多年幹下來，覺得也算适應，至少還挺熱愛這份專業，第一時間能挽救病人的生命。
我們那個時候的培養和現在不太一樣。2008、2009年，我在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征醫院讀研究所學生，可以說是那種“野蠻式”的培養，把你扔在急診裡去鍛煉，在臨床上的鍛煉比較充分。工作兩三年，我基本上可以練到一般醫生六七年的水準，成長比較快。
現在大多數研究所學生以科研為主，雖然現在國家的規培越來越嚴謹正規化，但是臨床的培養跟歐美國家相比還是落後一點，國家一直在抓這方面的問題，怎麼樣提高年輕人的臨床能力。不說大道理，就說我們自己，我們經常說，把學生培養好，是為了将來老了之後有好醫生給我們看病。
當時科裡的教授、老師都非常負責，能力很強，那時候就想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我後來教學生也像他們一樣。有一位陳德昌教授，現在是中華醫學會重症醫學學會的（候任）主委，他很嚴厲，可能每次都會把學生訓哭。
我知道他沒什麼惡意，就是看不得人家馬馬虎虎，不仔細認真。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基礎知識非常紮實，每次查房都能把病理生理學和臨床知識融會貫通，在關鍵處點醒我們，我很佩服他。他對我還行，沒有特别大地訓斥過。
我喜歡看幾部冷門的美國醫療劇，一個叫《黑色警報》，就是講急診科醫生的。還有《夜班醫生》，醫療專業性非常強，我估計編劇就是醫學專業的，而且是一個大牛，把很多先進的東西都寫進去了，甚至可以當作看病的指導來看。
有時候挺“變态”，我上了一天班，回家還看這玩意。家裡人說你是不是“有毛病”，上班還不夠嗎？
盧骁為病人做穿刺（騰訊視訊供圖/圖）
沒等你情緒調節好，下一個班又來了
以前在軍醫校，二軍大是首批去汶川大地震的，那個時候特别羨慕，我也報名了，但是去不了，正規軍醫才能去，坐着軍用機直接進入映秀。
災難發生的時候沖在第一線的就是醫護人員，這是我們的使命跟責任。我和浙大二院的同僚們到武漢是2月初，當時已經封城了，危重病人特别多，ICU的收治能力不夠，我們把整個病區改造成了ICU。
我們兩天收了幾十個病人，都是特别重的，這麼嚴重的病人平時在監護室一天可能隻有幾個。壓力很大，都沒有經曆過這樣的情況。
我們去武漢帶的最多的是安眠藥，還帶了一個心理科醫生。我們值夜班，半夜起來穿衣服去醫院，特别冷，怕感冒，當時武漢下了雪，那裡還不能開空調，手腳都凍住了。
那時候總想能不能盡量地多做點事情，給病人帶來一線生機。對醫生來講，沒有很好辦法治療是最無奈的，有些病人很清醒，你還得跟他交流，他們很焦慮，也沒有家裡人陪伴。
新冠病人有一個很奇怪的點，叫沉默性低氧血症（silent chest），一般人低氧會有胸悶、氣急、心率加快這些臨床表現，但是新冠肺炎早期不會有表現。他的名額很不好，但是他自己感覺還行。理論上來講，這種病人應該連吃飯的力氣都沒有了，但他們還能吸着氧氣吃飯啥的。
我們能看到那些名額和影像學檢查，知道很重了。他們經常問我，醫生，我是不是快不行了？那個時候确實很難過。有些病人回來了，有些病人回不來。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些細節，護士通知1床沒有了，你去看一下，真沒有了，宣布死亡。過半個小時，3床也沒有了，你又去看一眼，也隻能宣布死亡。前面幾個晚上都這麼過來的。那種無助、黑暗的時刻，就想天趕緊亮，待不下去了。
後來，我們看着武漢慢慢好起來，從空當的街道，到走的時候解封了，又是車水馬龍。八個月後，我參加急診全國年會，再次回了武漢，代表浙江省的急診醫師做了抗疫彙報。回武漢坐在計程車上，司機聽說我是曾經支援武漢的醫生，很激動。這個城市恢複了生機，我們也覺得很值得。
以前我也遇到過難關。有一段時間連續碰到病人不好，家屬又很不了解你，覺得你沒有努力，很有可能上司也覺得你沒有做好，那個時候就會很郁悶。每個醫生多多少少都會碰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急診科有時候挺悲哀的，沒等你情緒調節好，下一個班又來了。你隻能告訴自己，我又有新的任務，我得加油。等你忙完了，空下來的時候又會想到那個事情。
如果下一個救回來了，肯定特别開心。其實到目前為止，全球隻有不到10%的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很多疾病都治愈不了。就像這個月，我有連續三四個班，一些病人都沒有搶救回來，有些遇到車禍，明顯人都扁掉了，不可能救回來。你就得接受這個事實。
我每次下班的時候，開車回家，醫院出來有一座錢塘江上的跨江大橋，上面可以看到很美的日出。每次下班回去看到這個日出，你會覺得還挺美好的，很有希望。
很多時候剛下夜班，神經還處于很興奮的狀态，睡不着的。這個習慣是我從法國帶回來的，我喜歡坐在馬路邊，看那些形形色色的行人從身邊走過去，也沒有啥目的，就看，可以看半小時。
有時候我下了班會去路邊的咖啡店坐一下，或者去西湖邊開車兜一下。一個班裡會發生很多事情，不管好的還是壞的，也會走很多人，能搶救回來的、不能搶救回來的，這個時候需要放空一下自己。回去休息一下，感覺第二天還能應戰。
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