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夏代開始，就逐漸确立了墨、劓、剕、宮、大辟的五刑制度。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刑罰是作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發展與變化，實質上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濃縮。刑罰體系的發展與變化的原因是多層次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點，同時代不同的當權者亦有不同的舉措。
也是以，在中國古代有一種人，被叫做“流人”。
之是以這樣稱呼他們，是因為這些人是指：那些因為對滿清統治不滿意，或者是犯了法，被統治者給予流放處罰的犯人。之是以會受到這樣處罰，主要在于統治者要捍衛自己的地位，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在衆多流人中，被派到甯古塔的犯人，在清朝時期屬于這其中的一個特殊群體。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一直以來，一個國家的法律都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采用的一種專政工具，它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展現，也是維護統治階級地位和權力的武器，在清政府統治時期也是如此。
清朝的法律制度，在中國的傳統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有所繼承，同時，也有一些發展和進步，并且，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這在中國古代史上相對是比較完善的。順治元年，在明朝相關法文、律例的基礎進行了法律的修訂，編寫成了《大清律》。
之後，再曆經多次修訂，讓它的内容更加完善，最終，在乾隆五年形成了一部較為完整的《大清律例》。此外，清朝還依照《大明會典》編寫了《大清會典》，後經過多次修訂形成了四種，其中，光緒時修的《大清會典事例》成為了清朝，以及我國封建統治時期，最完整的一部行政法典。
笞、杖、徒、流、死五種手段，是清朝沿用了明朝時期的刑罰方式，被稱作是“正刑”。而且，還有輔助正刑的措施，包括：遷徙、充軍、發遣、流放，可以說，這四種刑罰都與流人有關，其中，以發遣最重，充軍次之，遷徙和流放都屬于輕判。
在清朝時期，東北、西北及北方是遣戍主要的集中之地，其次就是西南煙瘴地區。其中，由于東北地區生活條件差，寒冷貧苦，是以，很多人都被流放到了此地。據針對流人曆史的相關研究表明，在清朝時期，被流放到東北的流人數量有 140 萬人之多，且主要被流放之地就是甯古塔。
是以，甯古塔這個地方非常有名，就連現代的影視作品中，也經常聽到“流放甯古塔”這樣的處罰。同時，被流放到此地的名人也很多，持續時間長。順治十八年，張缙彥被流放到甯古塔，并在《域外集》中曾談到甯古塔流人“流徙來者，多吳、越、閩、廣、齊、楚、梁、秦、燕、趙之人。”
在順治十六年，流放甯古塔的方拱乾在他的《絕域紀略》中載道：“華人（漢人）則十三省無省無人，亦各因其地以為俗。”由此證明，甯古塔流人之廣泛，全國各省皆有，不同風俗亦有。
那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人被流放到此地呢？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總結一下， 清朝時期，衆多流人被遣戍到東北的幾點原因：
一、抗清鬥争。
在明朝覆滅之後，清朝建立起來，滿人入主中原，将滿族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種文化、思想、習慣、風俗都帶到了漢人的生活中，這對于原本的漢族生活方式是一種不小的沖擊。
同時，這種沖擊和改變帶有強制性和統治性，這樣的行為讓原本的漢族地主階級有了民族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是以，他們紛紛揭竿起義，想要“反清複明”。最終，經過清政府的鎮壓，這些鬥争被壓制了下來，而這些反清活動的領袖們，以及他們的親屬，卻被統治者進行了處罰，有的被殺，有的被流放。
例如：
因“通海案”受到牽連、處罰的楊越、祁班孫等。
二、統治階級的内部鬥争。
在清朝的統治階級内部，各個黨羽之間的紛争不斷，各方之間的鬥争總要分出勝負。而勝利的一方，必然會想方設法對敵對一方給予報複，那麼，自然就會有很多人因為各種罪名受到處罰。
在這些人中，有絕大部分都被遣戍到了東北，成為了流人。
比如：
順治十二年，因為稱頌多爾衮的功績，請求為他洗去冤情和罪責受到責難，被流放至甯古塔的彭長庚；
因為南北黨之争被處罰的張缙彥；“三藩之亂”中的陳夢雷等。
這些人都是作為黨派之間的犧牲品，才被處罰為流人的。
三、科場案。
這個手段，主要是清統治者用來打壓漢族的一些地主階級使用的。清朝對科場案的處理辦法相當殘忍，甚至，有些案件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雖然，這其中，有的人确實有因通關節、營私舞弊，理應受到處罰，但是，也有一些是因為被誣陷，遭到無辜的處罰，慘遭流放的，并且，像這種被誣陷的倒黴蛋有很多。
著名詩人吳兆骞、方拱乾等人都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清朝衆多的科場案中，順治丁酉科場案、北圍科場案是最令人感到震驚。光丁酉科場案，被直接牽連的人數達到了上百人，且都被處罰。
四、文字獄。
從順治、康熙到雍正乃至乾隆時期，清統治者為了從思想上鎮壓群眾，将全國的反清思潮徹底打壓下去。于是，便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文字獄活動，将那些有反清思想，對清朝統治不滿的文人志士，作為了主要的打擊對象，進行壓制，以此來消除異己，鞏固清政府的統治地位。
一些文人隻要在自己的詩作有不當的言辭，或者表達出對于政府的不滿，以及對于明朝統治的眷戀，或者是有反清嫌疑，都會馬上遭到打壓，并被定罪。這使得很多能人、文人，成為了被流放的對象，遭遇遣戍。著名的有因“《南山集》案”被遣戍到東北的桐城方氏一族，還有呂留良案被牽連的衆人等等。
這些因為文字獄被流放的文人們，不僅自己因為這件事情遭遇到了非常嚴厲的懲罰，還會殃及子孫後代，有的甚至到了第五代，還因為此事被影響，可以說，牽連者甚廣。
五、官員渎職。
對于官員的腐敗問題，是曆朝曆代都會有的，也是政府極力打擊，想方設法想要整治的。清政府的統治期間，官員如果有A錢受賄，渎職，不作為，辦事不利，延誤戰機，耽誤軍情，或者是投敵叛國等行為的，都将依據清朝政府的相關法律規章、制度要求，處以非常嚴格的、嚴厲的處罰。
是以，有些貪官污吏，依據封建刑罰，就要被處以流放之刑，連同自己的家人也被發配到了那些苦寒之地受苦，以作懲罰。
是以，從以上的原因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被流放甯古塔的流人中，人員的組成還是比較多樣化的，有官吏、有文人，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還有犯人們的家眷親屬等等，可以說，是網羅了社會不同的階層。歸納其中的主要原因，則在于：這些都是為了讓清政府的統治得以穩固，清除對其統治不利影響而采用的舉措。
此外，統治者們為了維護其對群眾的統治權威，讓其利益得到保障，便利用各種制度，各種刑罰，對于反對自己的人加以整治和鎮壓。
但是，不得不提到的一點，就是在衆多的流人中，陳嘉猷是第一個被流放到甯古塔的人，字敬尹，是福建人。
在順治十一年的冬天，吏科給事中陳嘉猷因上書替人斡旋官職，事情敗露之後，被朝廷給予了流放的懲罰，地點就是甯古塔。之後，他曆經了一年多的艱難跋涉，才跟家人們一起走到了東北塞外的甯古塔。後來，他曾對楊賓說：“我于順治十二年流甯古塔，尚無漢人。”
由此證明，陳嘉猷是被流放到甯古塔地區，在書面上記載的第一人。從此，便開啟了這個苦寒之地的大門，衆多犯人被不斷送到此地，飽受流放之苦。至于清朝時期，最後一個被流放到甯古塔的人，則是清宗室愛新覺羅載瀾，他是道光皇帝第五子奕誴的兒子。
根據相關的資料記載，載瀾因為在光緒二十六年的義和團運動中被處罰，後流放到該地。民國元年，被流放甯古塔的流人中，多數都是文人學士，這主要是文字獄的關系，他們都是因為自己的詩作或者文學作品惹禍上身，被統治者打壓、責罰，成為了文字獄的犧牲品。
此外，這些能人志士，不僅自己的才能和抱負無法施展，甚至還會影響到自己的子孫後代，很多人連同自己的家眷，被迫流放到甯古塔，飽受荒涼和寒苦。
不過，在這些人中，也不乏一些有志氣的人士，他們沒有因為條件的艱苦消磨意志，相反還保留着積極的創作熱情，與悲慘的命運抗争，不斷進行文學或史學的創作，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優秀著作。他們用文化之火點亮了甯古塔地區的夜空，驅散寒冷，不僅促進了當地文明的提升，還為後來的曆史研究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文獻資料。
方拱乾《絕域紀略》及《何陋居集、域外集》、吳兆骞《秋笳集》及《天東小記》等作品，都是非常珍貴的文學著作。
同時，大量流人的湧入對東北地區的生産發展，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随着流人的到來，當地的人口數量快速增長，也給當地的經濟帶來了生機，使得生産生活持續進行，令原本的苦寒之地變得熱鬧起來，對于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幫助巨大。
參考資料：
【《甯古塔紀略》、《研堂見聞雜記》、《清史稿·卷五·本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