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蔣軍調集了多達8個師、共10萬兵力，由名将杜聿明統領，大舉進犯南滿，妄圖殲滅我東北聯軍第三、四縱隊。
由于敵情需要，四縱不得不多線作戰，兵力呈現較為分散的狀态，總共10000人左右，卻被迫分作四路，其中兩路分别駐守賽馬集和摩天嶺，一路由韓先楚率領正在支援三縱作戰，還有一路負責攻打小市鎮，由司令員胡奇才率領。
打仗講究集中優勢兵力，如此多處分兵必然存在不小的風險。
戰事的發展果然驗證了這一點：三縱十師、十二師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下，先後遭到失利，胡奇才那一路人馬也不得不撤出戰場。
更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面，四縱和遼東軍區的首腦機關遭到蔣軍數萬之衆的四面圍攻，形勢萬分危急！
就在這時，胡奇才接到遼東軍區指揮部的電令，要求他派一支部隊前往草河口阻擊敵人，掩護軍區機關轉移。
這道指令讓胡奇才陷入極為艱難的處境中。
要想真正在草河口擋住敵人，讓軍區機關安全轉移，就必須派出一支主力部隊。
可是這樣一為，軍區機關的危機解除了，那麼本已處在不利形勢下的四縱怎麼辦呢？
在敵我雙方兵力約為10比1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的一種結果是：面對敵軍的大舉緊逼、重重圍困，四縱隻能步步後撤、分割包圍，直到一敗塗地、拼光有生力量。
如果四縱拼光了，整個軍區的很大一部分壓力将由三縱來承擔，如果三縱最後頂不住了，軍區機關又何去何從？
通過對敵情我情的冷靜分析，胡奇才認為目前最可取的辦法，就是把他手中碩果僅存的這部分主力部隊陳兵于賽馬集一線，死死頂住敵軍中最不可一世的第二十五師。
這樣做的話，一方面可以為軍區機關轉移争取足夠的時間，另一方面能夠有足夠的回旋餘地，讓四縱把兵力集中起來對付敵人，不緻再犯分兵這一大忌。
也隻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兼顧軍區機關和四縱，才能真正兼顧到眼前的困局和今後要面對的問題。
可是戰機稍縱即逝，時間異常緊迫，先不說軍區最終能不能接受這個方案，就算是能接受也要耗費很多時間來解釋這樣做的理由，更何況軍區機關已經處在轉移狀态，一時無法聯系上。
如果未經請示就讓四縱擅自行動，就意味着違抗軍令，必須接受上級處分。
但是胡奇才知道，在如此複雜微妙的形勢下，自己身為全縱指揮員，必須勇于決斷、敢于擔責，決不能猶疑不定、坐失良機！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否則兩頭都要落空！胡奇才斷然決定“自作主張”：置分兵草河口的指令于不顧，帶領手頭現有的人馬立即趕到賽馬集北面的分水嶺，在那裡阻擊敵人！
當時，四縱政委彭嘉慶、副司令員韓先楚、副政委歐陽文、參謀長李福澤都不在身邊，胡奇才隻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十一師政委李丙令等幾個師級幹部。
李丙令支援胡奇才的方案，但他也捏了一把汗：不去草河口，自作主張改變行動，那可是違抗軍令啊！
胡奇才斬釘截鐵地說：“這一仗不得不打，勢在必行！出了什麼事，我老胡一個人來扛！”
既已下定決心，就不能瞻前顧後，胡奇才當即作出戰鬥部署：
十一師三十一團迅速推進到分水嶺，設定陣地堵截敵二十五師；十二師三十五團邊打邊往東走，在掩護軍區機關轉移的同時，将原來分散出去的兵力收攏起來。
也就是說，四縱要一掃此前分兵造成的頹勢，變“五指”為“鐵拳”，尋機殲滅敵軍一個主力團甚至主力師！
部署好戰鬥之後，胡奇才也終于聯系上了彭嘉慶，并将自己的想法毫無保留地告訴了他。
最後胡奇才在電話裡說道：“政委，我很清楚自己這麼做意味着什麼、要承擔什麼後果。不過決心既定、号令既出，我顧不上那麼多了！”
彭嘉慶并沒有急于回答，而是沉默了片刻才從容說道：“正所謂‘将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司令員的想法我全力支援，如果有事不要你一個人扛，咱倆一塊擔着。”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倆打完這個電話後不久，胡奇才就收到東總指揮部發來的電報，要求四縱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尋機殲敵。
這說明什麼？說明東總首長與胡奇才“不能分兵”的思路不謀而合啊！
既然有這把“尚方寶劍”，胡奇才再也沒有了違抗軍令的顧慮，率領部隊果斷出擊！
戰事的推進過程幾乎與胡奇才的計劃完全吻合——
10月21日至23日，十一師三十一團在分水嶺迎頭痛擊敵人，并與十一師及十二師主力會合在一起。
此後，四縱部隊不斷擴大戰果，采取邊打邊走的戰術，把敵人引誘到新開嶺地區。
副司令員韓先楚率領原配合三縱作戰的第十師及時趕到，四縱得以恢複完整建制。
10月31日至11月2日，四縱大軍全殲号稱“千裡駒”的敵第二十五師8000餘人（其中包括俘敵少将師長李正誼等4000餘人）。
這就是彪炳戰史的“新開嶺大捷”，是東北聯軍在東北首次成建制地殲滅敵軍一個整師。
當捷報傳到東總指揮部，當時的第二政委羅（榮桓）帥感歎道：“胡奇才，真奇才也！”
不少軍史研究者認為，這一仗韓先楚當然功不可沒，但胡奇才自作主張的決策才是最關鍵的。可以說，這場彪炳戰史的大捷是他“提着腦袋”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