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婉轉一些，包括美國在内的西方世界，已經被越來越明顯的意識形态差異所割裂。大多數人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做出一些最重要選擇以及使用攻擊性武力來實作這些選擇的權力，都集中在國家手中。意見分歧越來越大，喪失或缺乏公權力的風險也越來越大。是以，各類人都開始感興趣于政治分離和權力下放，認為這是解決愈演愈烈權力鬥争的不二法門。
但對分離分權戰略的批評之一是，據稱它導緻分散人口易被軍事征服，而且在貿易、旅行和通信方面，這種模式顯得格外麻煩。有人認為，一個單一的強大國家是最安全和最實用的選擇。然而，正如我們将看到的，前西班牙殖民時代和早期現代瑪雅文明的例子，對這種論點構成了強有力反駁。
西班牙殖民者征服500萬人口、20萬軍隊的印加帝國（擁有高度極權化的統一政治建構），用了180人，耗時幾個月（1531年）。征服500萬人口、20萬軍隊的阿茲特克帝國（由3個核心城邦國家組成的聯盟），用了600人（後期加上增援總共1千人左右），耗時2年時間（1519-1521年）。征服由幾十個小城邦和數百個自治社會共同體組成的瑪雅地區，耗費無數軍力，前後長達180年（1517-1697）。即使到了1847年到1901年，瑪雅人還掀起了對拉美國家政府有影響力的反抗。
西班牙征服阿茲特克
前西班牙殖民時代的瑪雅文明：
林立的地區國家和城邦
在西班牙殖民時代之前，種族和語言極其類似的瑪雅人分成幾十個小國，通過長途貿易網絡聯系在一起。這也許就是為什麼，瑪雅人能夠在長達數千年時間逃脫本土暴政，并在數百年時間裡抵抗外來西班牙人的征服。
以尤卡坦半島為中心，前西班牙殖民時代的瑪雅文明蓬勃發展于現在的墨西哥南部、瓜地馬拉、貝裡斯和洪都拉斯，這些地方在阿茲特克帝國南部不遠處。與其鄰國不同，瑪雅文明從來就不是一個中央集權帝國。相反，這片土地是由互相争奪權力的各個小國拼湊而成的，其中許多國家通過各種軍事聯盟和遠距離貿易網絡聯系在一起。從瑪雅文明興起到西班牙征服的2500年間，政治學家克勞迪奧·西奧菲-雷維拉（Claudio Cioffi-Revilla）和托德·蘭德曼（Todd Landman）确定了72個主要的瑪雅酋長領地（類似于城邦）和地區國家（統治着各級市鎮），并注意到此外還有數百個較小政體存在，盡管這些政體相比之下大多是“次要的”，沒有被納入他們的研究。
尤卡坦半島的地理位置
古典時代的瑪雅世界:
多個強國和中央集權的國内政治
瑪雅曆史上最中央集權的時期是古典時期（大約是公元250-950年）。人類學家安東尼娅·福亞斯（Antonia E. Foias）解釋，“古典瑪雅政體核心是神聖統治者，即‘聖主’（k'uhul ajaw），他居住在一個獨立政治首都中心的王家宮廷中，在那裡處理國家事務。‘聖主’的統治由兩到四個階層的政治官員和王室家庭補充。政治精英們通過從平民和附屬國（如果有的話）征收商品作為貢品，以及在大規模公共工程項目中役使臣民來使自己富裕。然而，權力集中在‘聖主’身上，他們被神化，他們的統治及其事件被銘記在大型石碑（stelae）上。
瑪雅石碑
古典時代的标志是國家的出現，越來越多政體從縫隙中誕生，還有若幹具有強大區域影響力的大城邦崛起。正如西班牙裔學者林恩·福斯特（Lynn V. Foster）所解釋的那樣：
“從公元672年左右開始的100年見證了許多偉大城市的興起（…）這些瑪雅城市之間的競争引發了更頻繁的戰争和對貢品的需求；财富帶來了建築繁榮和奢侈品生産增加。其結果是一個充滿政治緊張和戰争的時期，但也是一個誕生了瑪雅文明最偉大藝術作品的藝術創作期。”
但分離産生了更多國家，它們卻被内外部政治特權的自負所玷污。正如福亞斯所解釋的那樣，從大約公元7世紀到10世紀：
“精英階層數量和特權都在增長，以前隻與早期古典時期王室有關聯的象形文字和紀念碑變得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多更小的遺址用自己的徽記石刻宣布自己是獨立王權所在地（…）随着時間推移和戰火綿延肆虐，可擴張地區逐漸減少，廣泛的貴族階層和越來越多王族一定會切身感到角逐的白熱化程度。”
盡管争議嚴重、衆說紛纭，很可能與這些國家的擴張野心及随之而來的戰事頻乃、經濟剝削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有關，瑪雅文明在古典時代末期遭遇了政治“崩潰”，許多既有國家在大約公元800至1100年間解體。西奧菲-雷維拉和蘭德曼指出，這種崩潰“以遺棄、遷移、毀滅和其他政治消亡的最終模式為标志，而不是通過合并或整合成更少、更大或更複雜的政體”，他們認為瑪雅文明缺乏政治整合是種失敗，還煞費苦心地強調，這是瑪雅文明滅亡的根源。然而在所謂“崩潰”中，與其詞義相反，許多新的小型政體形成，并迎來了一個政治分權的時期。
後古典時期的瑪雅世界：
更多小國，更多貿易，更多自由
後古典時代（950-1542年）出現了新勢力，但這一次，大型區域國家數量變少，城邦酋長國數目增多，西奧菲-雷維拉和蘭德曼記錄的“重要”政體總體上減少了。福亞斯将後古典時期的地緣政治格局描述為：
從由“巴塔博”（當地頭目，batab）統治的小“尤卡泰克”（Yucatec，“瑪雅城市基層社會組織，包包覆宅區和由城鎮控制的領土”）到由“真人”（halach uinic，含義是“real man”，可了解成偉大人物，地區霸主）統治的地區政體，再到瓜地馬拉高原基切王國的軍事化和擴張國家，最後到中部佩滕低地的伊察地區霸權。
統治者的石碑消失了，昂貴的紀念性工程減少了，貿易增加了，公權力來源擴大到包括各稍大一點的邦國和地方政治機構中的“真人”精英宮廷。在這一時期，國家似乎沒有過多幹預人們面向當地市場和區域貿易網絡的商品生産，當然，還是有部分商品被寄生性汲取。是以，瑪雅社會湧現出了大量企業家活動、社會流動性和“廣泛融合的重商經濟”。瑪雅學家瑪麗蓮·馬森（Marilyn A. Masson）和卡洛斯·洛普（Carlos Peraza Lope）觀察到，“在各種規模的家庭中配置設定不同種類的物質意味着，對于一些非精英階層來說，經濟富裕的機會可能是流動的。”精英階層“通過對家庭和儀式建築的投資，通過對瑪雅社群慶祝的重要曆法儀式的控制，保持着自身的獨特地位。”
不幸的是，後古典時代的各瑪雅邦國，盡管比古典時代擴張色彩的國家有所改善，但也存在争奪權力的問題，而且這一時期飽受戰争困擾，藝術品中突出的戰争主題和防禦牆的出現，都說明了這一點。西奧菲-雷維拉和蘭德曼據此追溯到15世紀90年代開始的第二次政治崩潰，開始于大約1450年，就在瑪雅潘（位于今墨西哥尤卡坦州）這個地區性大國垮台之後，早于并實際上一直持續到西班牙征服。當然，獨立自主的瑪雅文明最終沒能從這種崩潰中恢複，就被納入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國家版圖。
瑪雅潘遺址
但對瑪雅人的征服過程極其漫長，在殖民接觸後幾個世紀才最終完成。而瑪雅潘亡國也意味着至少16個小國的誕生。在瑪雅人的故事中：多個分散的政體，然後是大型好戰國家的崛起，通過分離誕生更多小國（但并不總是沒有野心），最後是許多這些國家（無論大小）的政治崩潰。這種情況是以并非像西奧菲-雷維拉和蘭德曼所說的那樣是權力下放的失敗。
一個國家的崩潰決不能等同于一個民族的滅亡，事實上，這樣的事件往往會使他們從國家的暴政中獲得解放，即使是暫時的，也會使他們的政治安排更謙遜，進而也更包容。西奧菲-雷維拉和蘭德曼自己的政治“發展”和“崩潰”兩個周期模型——記住，這個模型排除了最小政體，進而淡化了“崩潰”前權力下放的程度和邦國的數量——表明了這一點。
盡管瑪雅文明由衆多分權邦國組成的結構，仍然被個别國家試圖擴大和集中權力的問題所困擾，但這種結構使瑪雅臣民有更大權力對最具剝削性和侵略性的國家進行政治報複。瑪雅平民是如何懲罰政治階層的？很簡單。平民抛棄政治階層，經常跟随精英階層中的一個野心勃勃（或嫉妒權力）的派别，裂變出一個新的邦國，正如在瑪雅潘發生的情況那樣。事實上，在古典時代晚期和後古典時代早期，由于許多古典時代的城市被遺棄了，貝裡斯沿海、瓜地馬拉高原和尤卡坦半島北部的人口不斷增長。正如瑪雅學家和考古學家豬俁健（Takeshi Inomata）所認為的，古典時期的瑪雅非精英階層擁有“一定程度的空間流動性和改變政治歸屬的自由”。福亞斯對此表示贊同，他指出，“瑪雅平民在房屋建築和農業方面的低勞動投入表明他們可能具有相對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的傳統一直延續到西班牙時代，我們将看到，瑪雅人對精英驅動的分離和用腳投票的嗜好，使瑪雅人獨立自主持續的時間遠遠超過了最新政治精英們的預期。
西班牙人對瑪雅人的征服，
1517-1697年...和1847-1901年
西班牙君主國吞并瑪雅人領土的努力始于1517年，結果失敗了，當時弗朗西斯科•埃爾南德斯•德•科爾多瓦（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和他的手下在卡波卡托奇（今墨西哥金塔納羅奧州）遭到伏擊，在坎佩奇（今墨西哥坎佩奇州坎佩奇市）受到威脅後逃離，在試圖向當地人傳達和平意圖後再次上岸取水時，在尚波頓（今墨西哥坎佩奇州）附近遭到襲擊。
第二年，胡安·德·格裡哈爾巴（Juan de Grijalba）準備得更充分，他在傳回古巴途中停留，在尚波頓與瑪雅人對峙，想要為上次遠征的慘敗複仇。當地人予以激烈反擊，他們傷亡慘重、被迫逃離。西班牙征服者們在該城找到的僅有三人，被派去當地統治者交涉，帶去所謂的和平禮物，但這三人沒有傳回。接下來格裡哈爾巴到了波通尚（今墨西哥塔巴斯科州）附近。在聽說了尚波頓的情況後，塔巴斯科的瓊塔爾瑪雅人警告格裡哈爾巴不要攻擊他們，表示在首都和該地區有許多瑪雅軍隊蓄勢待發。格裡哈爾巴向他們保證了自己的和平意圖，雙方進行了交易。格裡亞爾巴在沒有建立總部的情況下回到了古巴。
臭名昭著的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于1519年追随格裡哈爾巴的腳步，在波通尚遭遇反抗。科爾特斯成功地擊敗了塔巴斯科瑪雅人，并在瑪雅人首都所在地建立了一座名為聖瑪麗亞-德拉維多利亞的城鎮。當地人向科爾特斯進貢貨物和婦女，與西班牙國家媾和，成為王室附庸，盡管這一聯盟似乎轉瞬即逝。當然，科爾特斯随後一路向北征服了阿茲特克人（格裡哈爾巴在遠征過程中了解到他們的财富和廣闊領土），他對生活在兩地之間瑪雅人的政策是時而征服、時而結盟。
西班牙雇傭兵在今天的瓜地馬拉運氣更好。在那裡，佩德羅·德·阿爾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于1524年征服了基切王國這個強權，在伊西姆切建立了首都，這座城市由他的卡奇奎爾瑪雅盟友控制（順便說一下，他們1475年從基切人那裡分離出來）。但是，阿爾瓦拉多的勝利仍然是岌岌可危的：卡奇奎爾盟友起義了，阿爾瓦拉多被迫在1527年遷都。西班牙人承受着卡奇奎爾的敵對行動達數年之久，但這一次他們成功地保住了領地：1541年，附近火山爆發引發的泥石流摧毀了這座城市，但它很快就在今天的瓜地馬拉安提瓜永久地重建立立了起來。
基切王國的地理位置
1518年格裡哈爾巴在尚波頓取勝之後，西班牙王室對尤卡坦半島的主權要求依然十分脆弱和麻煩不斷。後來征服尤卡坦半島的努力，一開始也沒有好到哪裡。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霍（Francisco de Montejo）1527-28年和1531-34年戰役都以撤退告終，放棄了被征服的瑪雅城市或附近建立的幾個駐軍“城鎮”，盡管蒙特霍确實成功地征服了鄰近的塔巴斯科瑪雅人（他們在1519年敗于科爾特斯之後顯然沒有維持消極狀态），并在1529年建立了一座叫薩拉曼卡的城鎮（位于今墨西哥塔巴斯科州）。在第五次嘗試中，西班牙國家終于征服了尤卡坦瑪雅人。1541年，小蒙特霍（和父親同名）在坎佩奇建立了大學營，在那裡，許多當地瑪雅上司人在被傳喚後，毫無抵抗地向西班牙國家投降。在擊敗了卡努爾瑪雅國之後，小蒙特霍于1542年在梅裡達（位于今墨西哥尤卡坦州）蒂霍城廢墟上建立了一個穩固立足點。
但梅裡達的建立并不是故事的結局。雖然尤卡坦西部的瑪雅人邦國沒法翻身，但尤卡坦東部各家政體——庫普爾、科丘亞、索圖塔、恰克特馬爾（或切圖馬爾）和塔茲——卻多次獨立或聯合起來反抗。他們直到1546年才被徹底征服，當時大多東部政體結盟，共同被西班牙人擊敗。
許多瑪雅人逃離西班牙的統治，抛棄了他們的城市，前往邊疆定居點。西班牙學者福斯特解釋，“尤卡坦半島東半部的金塔納羅奧，仍然沒被西班牙人占領，逃跑的瑪雅人在那裡定居。其他人則逃到佩滕和貝裡斯内陸的已有定居點，如泰亞薩爾[位于今瓜地馬拉佩滕省的弗洛雷斯]和蒂普[位于今貝裡斯]。”這些偏遠地區隻有傳教士通路，有一次，1619年，傳教士被暴力驅逐出塔伊察。1622年，尤卡坦政府試圖進行報複，但在1624年以失敗告終，伊察瑪雅人将征服者拒之門外達數十年之久。此外，1638年，之前被征服的祖盧伊尼科蔔[位于今貝裡斯]和切圖馬爾[位于今墨西哥金塔納羅奧州切圖馬爾]的瑪雅人奮起反抗，再次擺脫西班牙統治，獨立狀态維持到了1695年。而伊察瑪雅人到1697年都一直保持獨立，西班牙國家最終征服了塔伊察，消滅了瑪雅人獨立主權的最後殘餘。
即使在最後一個瑪雅國家瓦解後，許多瑪雅社群仍然在尤卡坦半島東部存在，他們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擁有事實上的主權。例如，福斯特指出，拉坎冬瑪雅人“遷到了波南帕克周圍的烏蘇馬辛塔河流域（位于今墨西哥恰帕斯州），他們在那裡設法躲避外來者，一直到20世紀紅木伐木工遇到他們。”事實上，尤卡坦種姓戰争于1847年爆發，當時獨立的瑪雅社群看着他們的農田被糖廠（以及西班牙裔墨西哥社會）侵占。在将西班牙裔逐出該地區并破壞了制糖業之後，這些社群于1853年簽署了休戰協定，被允許在坎佩切的切內斯半自治地生活，但金塔納羅奧州的克魯索布瑪雅人一直堅持到了1901年，當時墨西哥聯邦和尤卡坦軍隊以暴力方式鎮壓了他們的叛亂。更令人震驚的是19世紀60年代的查穆拉運動，恰帕斯州雷阿爾城的瑪雅人在查穆拉鎮建立了自己的非天主教教派和“一個獨立于雷阿爾城教會、教師、商人和莊園主的易貨市場”。瑪雅人在運動上司人被拘留後圍攻了該地區，墨西哥當局被迫釋放了他們。這次叛亂直到19世紀70年代才被平息。
結 論
盡管西班牙和拉美國家最終吞并了瑪雅文明，但花了幾個世紀才廓清邊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瑪雅人的地緣政治安排，也就是無數受到不滿精英分離和不快平民抛棄制衡的獨立政體。而龐然大物如阿茲特克帝國，卻被區區幾百個征服者給輕易拿下，最重要原因也許是：帝國臣民已被權力馴化，隻要把最高統治者解決了，整個帝國臣民也就會喪失反抗意志、随之屈服。
此外，盡管國家本身所固有的強制性，一再導緻各瑪雅人邦國之間的外交緊張局勢，給其人口造成壓力，但政治分離和由此産生的較弱政體，似乎使國家暴政和剝削明顯減少，即使不是永遠如此。相比之下，集權帝國的統治者往往缺乏制衡、肆意妄為，社會潛伏着太多不滿，平時好像堅如磐石，可一旦出現某種可乘之機，沖突就會全面爆發，外患觸發内變，一下土崩瓦解。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瑪雅文明的國家結構具有多重性和有限管轄權，但其後果是充當了西班牙征服後國家權力的管道（更不用說原本就有帝國傾向的瑪雅國家施加的控制了）。正如福斯特所解釋的那樣：
“最初，西班牙人人數太少，如果沒有瑪雅人協助，也就無法進行統治。是以，他們取代了瑪雅貴族在政府等級制度頂端的位置，而維持政治等級制的其他部分基本不變。瑪雅世系酋長替西班牙人收取貢品，包括食物、勞力、衣物以及在瓜地馬拉高地淘得的金子。作為回報，西班牙人允許瑪雅總督穿得像西班牙紳士，騎馬甚至攜帶武器——當然，他們還可以繼續收取自己的貢品、擁有自家的私人奴隸。”
國家籠絡收服及其不斷增強的國内外侵略傾向，是分離分權戰略支援者必須始終牢記的事情。雖然政治分離和權力下放确實可以減少暴政、增加自由，但它所創設的小國依然本性難移：如果給予足夠空間，它們就可以發展成壓倒一切的龐然大物，與純粹自發秩序形成鮮明對比。如果想要保住成果的話，自由愛好者必須準備好再次分離、再次遷移，就像瑪雅人若幹世紀以來所做的那樣。更重要的是，如果要真正打破幹預主義循環，建立以完全私有産權為基礎的真正自願社會，他們就必須繼續以促進完全的個人主權作為終極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