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婉转一些，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已经被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所割裂。大多数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做出一些最重要选择以及使用攻击性武力来实现这些选择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家手中。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丧失或缺乏政治权力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各类人都开始感兴趣于政治分离和权力下放，认为这是解决愈演愈烈权力斗争的不二法门。
但对分离分权战略的批评之一是，据称它导致分散人口易被军事征服，而且在贸易、旅行和通信方面，这种模式显得格外麻烦。有人认为，一个单一的强大国家是最安全和最实用的选择。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前西班牙殖民时代和早期现代玛雅文明的例子，对这种论点构成了强有力反驳。
西班牙殖民者征服500万人口、20万军队的印加帝国（拥有高度极权化的统一政治建构），用了180人，耗时几个月（1531年）。征服500万人口、20万军队的阿兹特克帝国（由3个核心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用了600人（后期加上增援总共1千人左右），耗时2年时间（1519-1521年）。征服由几十个小城邦和数百个自治社会共同体组成的玛雅地区，耗费无数军力，前后长达180年（1517-1697）。即使到了1847年到1901年，玛雅人还掀起了对拉美国家政府有影响力的反抗。
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
前西班牙殖民时代的玛雅文明：
林立的地区国家和城邦
在西班牙殖民时代之前，种族和语言极其类似的玛雅人分成几十个小国，通过长途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玛雅人能够在长达数千年时间逃脱本土暴政，并在数百年时间里抵抗外来西班牙人的征服。
以尤卡坦半岛为中心，前西班牙殖民时代的玛雅文明蓬勃发展于现在的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伯利兹和洪都拉斯，这些地方在阿兹特克帝国南部不远处。与其邻国不同，玛雅文明从来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相反，这片土地是由相互争夺权力的各个小国拼凑而成的，其中许多国家通过各种军事联盟和远距离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从玛雅文明兴起到西班牙征服的2500年间，政治学家克劳迪奥·西奥菲-雷维拉（Claudio Cioffi-Revilla）和托德·兰德曼（Todd Landman）确定了72个主要的玛雅酋长领地（类似于城邦）和地区国家（统治着各级市镇），并注意到此外还有数百个较小政体存在，尽管这些政体相比之下大多是“次要的”，没有被纳入他们的研究。
尤卡坦半岛的地理位置
古典时代的玛雅世界:
多个强国和中央集权的国内政治
玛雅历史上最中央集权的时期是古典时期（大约是公元250-950年）。人类学家安东尼娅·福亚斯（Antonia E. Foias）解释，“古典玛雅政体核心是神圣统治者，即‘圣主’（k'uhul ajaw），他居住在一个独立政治首都中心的王家宫廷中，在那里处理国家事务。‘圣主’的统治由两到四个阶层的政治官员和王室家庭补充。政治精英们通过从平民和附属国（如果有的话）征收商品作为贡品，以及在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中役使臣民来使自己富裕。然而，权力集中在‘圣主’身上，他们被神化，他们的统治及其事件被铭记在大型石碑（stelae）上。
玛雅石碑
古典时代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越来越多政体从缝隙中诞生，还有若干具有强大区域影响力的大城邦崛起。正如西班牙裔学者林恩·福斯特（Lynn V. Foster）所解释的那样：
“从公元672年左右开始的100年见证了许多伟大城市的兴起（…）这些玛雅城市之间的竞争引发了更频繁的战争和对贡品的需求；财富带来了建筑繁荣和奢侈品生产增加。其结果是一个充满政治紧张和战争的时期，但也是一个诞生了玛雅文明最伟大艺术作品的艺术创作期。”
但分离产生了更多国家，它们却被内外部政治特权的自负所玷污。正如福亚斯所解释的那样，从大约公元7世纪到10世纪：
“精英阶层数量和特权都在增长，以前只与早期古典时期王室有关联的象形文字和纪念碑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更小的遗址用自己的徽记石刻宣布自己是独立王权所在地（…）随着时间推移和战火绵延肆虐，可扩张地区逐渐减少，广泛的贵族阶层和越来越多王族一定会切身感到角逐的白热化程度。”
尽管争议严重、众说纷纭，很可能与这些国家的扩张野心及随之而来的战事频乃、经济剥削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有关，玛雅文明在古典时代末期遭遇了政治“崩溃”，许多既有国家在大约公元800至1100年间解体。西奥菲-雷维拉和兰德曼指出，这种崩溃“以遗弃、迁移、毁灭和其他政治消亡的最终模式为标志，而不是通过合并或整合成更少、更大或更复杂的政体”，他们认为玛雅文明缺乏政治整合是种失败，还煞费苦心地强调，这是玛雅文明灭亡的根源。然而在所谓“崩溃”中，与其词义相反，许多新的小型政体形成，并迎来了一个政治分权的时期。
后古典时期的玛雅世界：
更多小国，更多贸易，更多自由
后古典时代（950-1542年）出现了新势力，但这一次，大型区域国家数量变少，城邦酋长国数目增多，西奥菲-雷维拉和兰德曼记录的“重要”政体总体上减少了。福亚斯将后古典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描述为：
从由“巴塔博”（当地头目，batab）统治的小“尤卡泰克”（Yucatec，“玛雅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包括住宅区和由城镇控制的领土”）到由“真人”（halach uinic，含义是“real man”，可理解成伟大人物，地区霸主）统治的地区政体，再到危地马拉高原基切王国的军事化和扩张国家，最后到中部佩滕低地的伊察地区霸权。
统治者的石碑消失了，昂贵的纪念性工程减少了，贸易增加了，政治权力来源扩大到包括各稍大一点的邦国和地方政治机构中的“真人”精英宫廷。在这一时期，国家似乎没有过多干预人们面向当地市场和区域贸易网络的商品生产，当然，还是有部分商品被寄生性汲取。因此，玛雅社会涌现出了大量企业家活动、社会流动性和“广泛融合的重商经济”。玛雅学家玛丽莲·马森（Marilyn A. Masson）和卡洛斯·洛普（Carlos Peraza Lope）观察到，“在各种规模的家庭中分配不同种类的物质意味着，对于一些非精英阶层来说，经济富裕的机会可能是流动的。”精英阶层“通过对家庭和仪式建筑的投资，通过对玛雅社区庆祝的重要历法仪式的控制，保持着自身的独特地位。”
不幸的是，后古典时代的各玛雅邦国，尽管比古典时代扩张色彩的国家有所改善，但也存在争夺权力的问题，而且这一时期饱受战争困扰，艺术品中突出的战争主题和防御墙的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西奥菲-雷维拉和兰德曼据此追溯到15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政治崩溃，开始于大约1450年，就在玛雅潘（位于今墨西哥尤卡坦州）这个地区性大国垮台之后，早于并实际上一直持续到西班牙征服。当然，独立自主的玛雅文明最终没能从这种崩溃中恢复，就被纳入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版图。
玛雅潘遗址
但对玛雅人的征服过程极其漫长，在殖民接触后几个世纪才最终完成。而玛雅潘亡国也意味着至少16个小国的诞生。在玛雅人的故事中：多个分散的政体，然后是大型好战国家的崛起，通过分离诞生更多小国（但并不总是没有野心），最后是许多这些国家（无论大小）的政治崩溃。这种情况因此并非像西奥菲-雷维拉和兰德曼所说的那样是权力下放的失败。
一个国家的崩溃决不能等同于一个民族的灭亡，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往往会使他们从国家的暴政中获得解放，即使是暂时的，也会使他们的政治安排更谦逊，从而也更包容。西奥菲-雷维拉和兰德曼自己的政治“发展”和“崩溃”两个周期模型——记住，这个模型排除了最小政体，从而淡化了“崩溃”前权力下放的程度和邦国的数量——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玛雅文明由众多分权邦国组成的结构，仍然被个别国家试图扩大和集中权力的问题所困扰，但这种结构使玛雅臣民有更大权力对最具剥削性和侵略性的国家进行政治报复。玛雅平民是如何惩罚政治阶层的？很简单。平民抛弃政治阶层，经常跟随精英阶层中的一个野心勃勃（或嫉妒权力）的派别，裂变出一个新的邦国，正如在玛雅潘发生的情况那样。事实上，在古典时代晚期和后古典时代早期，由于许多古典时代的城市被遗弃了，伯利兹沿海、危地马拉高原和尤卡坦半岛北部的人口不断增长。正如玛雅学家和考古学家豬俁健（Takeshi Inomata）所认为的，古典时期的玛雅非精英阶层拥有“一定程度的空间流动性和改变政治归属的自由”。福亚斯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玛雅平民在房屋建筑和农业方面的低劳动投入表明他们可能具有相对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西班牙时代，我们将看到，玛雅人对精英驱动的分离和用脚投票的嗜好，使玛雅人独立自主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最新政治精英们的预期。
西班牙人对玛雅人的征服，
1517-1697年...和1847-1901年
西班牙君主国吞并玛雅人领土的努力始于1517年，结果失败了，当时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和他的手下在卡波卡托奇（今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遭到伏击，在坎佩奇（今墨西哥坎佩奇州坎佩奇市）受到威胁后逃离，在试图向当地人传达和平意图后再次上岸取水时，在尚波顿（今墨西哥坎佩奇州）附近遭到袭击。
第二年，胡安·德·格里哈尔巴（Juan de Grijalba）准备得更充分，他在返回古巴途中停留，在尚波顿与玛雅人对峙，想要为上次远征的惨败复仇。当地人予以激烈反击，他们伤亡惨重、被迫逃离。西班牙征服者们在该城找到的仅有三人，被派去当地统治者交涉，带去所谓的和平礼物，但这三人没有返回。接下来格里哈尔巴到了波通尚（今墨西哥塔巴斯科州）附近。在听说了尚波顿的情况后，塔巴斯科的琼塔尔玛雅人警告格里哈尔巴不要攻击他们，表示在首都和该地区有许多玛雅军队蓄势待发。格里哈尔巴向他们保证了自己的和平意图，双方进行了交易。格里亚尔巴在没有建立总部的情况下回到了古巴。
臭名昭著的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于1519年追随格里哈尔巴的脚步，在波通尚遭遇反抗。科尔特斯成功地击败了塔巴斯科玛雅人，并在玛雅人首都所在地建立了一座名为圣玛丽亚-德拉维多利亚的城镇。当地人向科尔特斯进贡货物和妇女，与西班牙国家媾和，成为王室附庸，尽管这一联盟似乎转瞬即逝。当然，科尔特斯随后一路向北征服了阿兹特克人（格里哈尔巴在远征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财富和广阔领土），他对生活在两地之间玛雅人的策略是时而征服、时而结盟。
西班牙雇佣兵在今天的危地马拉运气更好。在那里，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于1524年征服了基切王国这个强权，在伊西姆切建立了首都，这座城市由他的卡奇奎尔玛雅盟友控制（顺便说一下，他们1475年从基切人那里分离出来）。但是，阿尔瓦拉多的胜利仍然是岌岌可危的：卡奇奎尔盟友起义了，阿尔瓦拉多被迫在1527年迁都。西班牙人承受着卡奇奎尔的敌对行动达数年之久，但这一次他们成功地保住了领地：1541年，附近火山爆发引发的泥石流摧毁了这座城市，但它很快就在今天的危地马拉安提瓜永久地重新建立了起来。
基切王国的地理位置
1518年格里哈尔巴在尚波顿取胜之后，西班牙王室对尤卡坦半岛的主权要求依然十分脆弱和麻烦不断。后来征服尤卡坦半岛的努力，一开始也没有好到哪里。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霍（Francisco de Montejo）1527-28年和1531-34年战役都以撤退告终，放弃了被征服的玛雅城市或附近建立的几个驻军“城镇”，尽管蒙特霍确实成功地征服了邻近的塔巴斯科玛雅人（他们在1519年败于科尔特斯之后显然没有维持消极状态），并在1529年建立了一座叫萨拉曼卡的城镇（位于今墨西哥塔巴斯科州）。在第五次尝试中，西班牙国家终于征服了尤卡坦玛雅人。1541年，小蒙特霍（和父亲同名）在坎佩奇建立了大本营，在那里，许多当地玛雅领导人在被传唤后，毫无抵抗地向西班牙国家投降。在击败了卡努尔玛雅国之后，小蒙特霍于1542年在梅里达（位于今墨西哥尤卡坦州）蒂霍城废墟上建立了一个稳固立足点。
但梅里达的建立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虽然尤卡坦西部的玛雅人邦国没法翻身，但尤卡坦东部各家政体——库普尔、科丘亚、索图塔、恰克特马尔（或切图马尔）和塔兹——却多次独立或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直到1546年才被彻底征服，当时大多东部政体结盟，共同被西班牙人击败。
许多玛雅人逃离西班牙的统治，抛弃了他们的城市，前往边疆定居点。西班牙学者福斯特解释，“尤卡坦半岛东半部的金塔纳罗奥，仍然没被西班牙人占领，逃跑的玛雅人在那里定居。其他人则逃到佩滕和伯利兹内陆的已有定居点，如泰亚萨尔[位于今危地马拉佩滕省的弗洛雷斯]和蒂普[位于今伯利兹]。”这些偏远地区只有传教士访问，有一次，1619年，传教士被暴力驱逐出塔伊察。1622年，尤卡坦政府试图进行报复，但在1624年以失败告终，伊察玛雅人将征服者拒之门外达数十年之久。此外，1638年，之前被征服的祖卢伊尼科卜[位于今伯利兹]和切图马尔[位于今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切图马尔]的玛雅人奋起反抗，再次摆脱西班牙统治，独立状态维持到了1695年。而伊察玛雅人到1697年都一直保持独立，西班牙国家最终征服了塔伊察，消灭了玛雅人独立主权的最后残余。
即使在最后一个玛雅国家瓦解后，许多玛雅社区仍然在尤卡坦半岛东部存在，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拥有事实上的主权。例如，福斯特指出，拉坎冬玛雅人“迁到了波南帕克周围的乌苏马辛塔河流域（位于今墨西哥恰帕斯州），他们在那里设法躲避外来者，一直到20世纪红木伐木工遇到他们。”事实上，尤卡坦种姓战争于1847年爆发，当时独立的玛雅社区看着他们的农田被糖厂（以及西班牙裔墨西哥社会）侵占。在将西班牙裔逐出该地区并破坏了制糖业之后，这些社区于1853年签署了休战协议，被允许在坎佩切的切內斯半自治地生活，但金塔纳罗奥州的克鲁索布玛雅人一直坚持到了1901年，当时墨西哥联邦和尤卡坦军队以暴力方式镇压了他们的叛乱。更令人震惊的是19世纪60年代的查穆拉运动，恰帕斯州雷阿尔城的玛雅人在查穆拉镇建立了自己的非天主教教派和“一个独立于雷阿尔城教会、教师、商人和庄园主的易货市场”。玛雅人在运动领导人被拘留后围攻了该地区，墨西哥当局被迫释放了他们。这次叛乱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被平息。
结 论
尽管西班牙和拉美国家最终吞并了玛雅文明，但花了几个世纪才廓清边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玛雅人的地缘政治安排，也就是无数受到不满精英分离和不快平民抛弃制衡的独立政体。而庞然大物如阿兹特克帝国，却被区区几百个征服者给轻易拿下，最重要原因也许是：帝国臣民已被权力驯化，只要把最高统治者解决了，整个帝国臣民也就会丧失反抗意志、随之屈服。
此外，尽管国家本身所固有的强制性，一再导致各玛雅人邦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给其人口造成压力，但政治分离和由此产生的较弱政体，似乎使国家暴政和剥削明显减少，即使不是永远如此。相比之下，集权帝国的统治者往往缺乏制衡、肆意妄为，社会潜伏着太多不满，平时好像坚如磐石，可一旦出现某种可乘之机，矛盾就会全面爆发，外患触发内变，一下土崩瓦解。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玛雅文明的国家结构具有多重性和有限管辖权，但其后果是充当了西班牙征服后国家权力的管道（更不用说原本就有帝国倾向的玛雅国家施加的控制了）。正如福斯特所解释的那样：
“最初，西班牙人人数太少，如果没有玛雅人协助，也就无法进行统治。因此，他们取代了玛雅贵族在政府等级制度顶端的位置，而维持政治等级制的其他部分基本不变。玛雅世系酋长替西班牙人收取贡品，包括食物、劳力、衣物以及在危地马拉高地淘得的金子。作为回报，西班牙人允许玛雅总督穿得像西班牙绅士，骑马甚至携带武器——当然，他们还可以继续收取自己的贡品、拥有自家的私人奴隶。”
国家笼络收服及其不断增强的国内外侵略倾向，是分离分权战略支持者必须始终牢记的事情。虽然政治分离和权力下放确实可以减少暴政、增加自由，但它所创设的小国依然本性难移：如果给予足够空间，它们就可以发展成压倒一切的庞然大物，与纯粹自发秩序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想要保住成果的话，自由爱好者必须准备好再次分离、再次迁移，就像玛雅人若干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如果要真正打破干预主义循环，建立以完全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真正自愿社会，他们就必须继续以促进完全的个人主权作为终极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