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呼吁和讨论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声音比较多，其中呼声最大的当属郑永年。其实阻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建的，恰恰就是当下这些呼吁者和研究者们，因为他们是站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看这个问题的，也正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存在，使得他们对中国知识体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使得他们坐在井底，看不到中国知识体系之天空。
中国是人类文明中唯一保持连续、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这背后必然有一套伟大独特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因此，对中国谈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就是非常滑稽和荒唐。说得更直白一点，中国不仅早在文明伊始就形成一套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且实际上也唯有中国存在真正的知识体系。西方的所谓的知识体系，在中国知识体系面前就是伪知识、伪体系。
这也意味着，“创建中国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中国知识体系不仅已经存在，而且已经非常古老地存在。而且，中国的知识体系不仅是人类最古老的，也是人类唯一真正的知识体系。
也正是这套中国独特的，也是人类唯一真正的知识体系，支撑了中国文明的出现和连续存在。事实上，在人类史中，中国文明也构成人类文明之轴心，也正是中国文明的不断向外传播，使得中国之外的文明出现周期性的前进和发展。即马克思说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性上升。
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体系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她，不仅外国的知识分子无力去识别、认知，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导致知识界对伟大悠久的中国知识体系丧失认知能力的，就在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迷信。西方知识体系其实就是井底，而中国知识体系则是天空，迷信西方知识体系，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系，站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看中国知识体系，犹如坐井观天。坐在井底，当然看不到天空的存在，而只能看到一个井口。
其实，中国知识体系创建论者眼中的中国知识体系，其实也是坐井观天的，他们企图摆脱西方的井口，而创建一个中国的井口。他们无法想象中国的知识体系是与西方知识截然不同的天空。
既然知识界对其无知，为何又说中国知识体系一直存在？这就涉及到中国知识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以实践为本位，其根本的存在方式是实践的，而非学术的。这就使得，即便坐井观天、一叶障目的学者看不到中国知识体系，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存在，因为她存在于人民之中，存在于实践之中。
中国知识体系的传承有两条线，一条是学术线，一条是实践线，学术线就是儒家，就是四书五经，而实践线则是人民和政府的实践。人民的实践包括家庭教育、生活和生产，政府的实践则是社会治理。
中国的历史证明，学术线不仅出现较晚，而且易变，但实践线则坚如磐石。也正是实践线中的中国知识体系，支撑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以中国标准看，真正的知识体系一定是实践的，缺乏实践基础的知识体系，一定是伪知识伪体系。西方就如此。
西方的知识体系是脱离实践的，在宗教时期是以神为本位的，认为神是知识的根源，现代则是以思想家为本位，认为是思想家是知识根源。其实这两种知识观中的知识源头都是虚构的。这个事实说明知识源头在西方并不存在，那么西方知识体系中“根知识”绝不可能在西方内生，而是外传的。自哪里而传入，唯有中国。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学”其实就是实践，“思”是知识。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这个行事实践，知是知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些诗句也是在强调中国知识的实践性。
新文化运动后，儒家体系被打倒，中国知识体系的学术线中断了，但这并非中国知识体系本身的中断，而是通过实践线继续被传承。中国知识体系依然是支撑中国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内核，支撑此后中国的革命实践，新中国建设的实践，直至经济崛起的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联系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中国实际”、“人民群众”、“中国特色”这些概念的本质内涵就是中国知识体系。
中国知识体系一直在场，一直在作为深层内核指导中国的实践，但是人们却感觉不到其存在。此乃《周易》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
中国知识体系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大道体系。
中国知识体系的核心是义理，是义理体系，也是义利之辩体系。义利兼备，以义为本。西方知识体系则是缺失义理的，唯有利益和教条，是教条式的利益体系，有利而无义。因为中国知识体系义利兼备，是二维的，故是天空。因为西方知识体系，缺失义理，有利无义，是一维的，故是井口。
中国天空式知识体系才是真知识真体系，而西方井口式的知识体系则是伪知识伪体系。
中国需要做的不是创建中国知识体系，而是重新获得认知中国知识体系的知识认知能力，然后重新发现和诠释中国固有且在实践中正在存在的中国知识体系。
如何才能重获针对中国知识体系的知识认知能力，答案是从西方知识体系的井底中走出，把障目的西方知识体系之一叶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