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貴州的一個小鎮上突然發生一件讓人很詫異的事情，小鎮上的一間旅館中，竟然是來了個極為罕見的人。
事情很快就在小鎮傳開，很快，就吸引到了當地的警察前去盤問。
的确是挺讓人詫異，正是抗日戰争動亂的年代，這小鎮上卻來個外國女人。并且，她們一行六個人中，就隻有這麼一個女人，還是個外國人。
更讓警察想不到的是，當他們盤問之後更奇怪了，這個外國女人，竟然還是個八路軍少校軍官。
雖說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可八路軍有軍銜的軍官本來也不多見。沒想到，卻見了個外國模樣的八路軍軍官，還是個不可思議的女人。
這讓當時的警察直呼聞所未聞，目瞪口呆。
實際上，别說是他們了，女少校，就算是八路軍内部也極為罕見。
可以說，這個女人是第一個被八路軍授予少校的女人，還是以外國人的模樣和身份。
這個女人叫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澤，1936年，跟随在倫敦結成伴侶的王炳南來到中國。
王炳南的老家在西安，并且，他的父親和楊虎城有歃血之盟，是以，他們回到西安的當晚，楊虎城将軍就邀請他們去楊府做客。
不僅如此，楊虎城因為擔心外國人不太習慣我們這邊的生活，還承諾說讓她們兩口子去住旅店，所有花費他來負責。
這在當時，楊王兩家的關系是一個因素，而作為當時第一個攜外國妻子回到中國的年輕學子，也是另外一個因素。
當時的我們國窮民弱，能娶到一個德國人帶來中國，的确是件不同尋常的事情。以至于，王安娜作為西安城的第一個洋媳婦，讓這個數朝古都都引起不小的轟動。
不過，當時的她也就是一個外國人而已，再往近裡說，也就是個共産主義陣線戰士的家屬，那麼，她是怎麼成為我八路軍的第一個外國女少校的呢？
王炳南剛回到西安不久，即應楊虎城邀請去到上海，在這裡，她拜訪了已經病重的魯迅，還認識了當時“救國會”的上司人，尤其是從事抗日運動的“七君子”很有好感。
這之前她在德國時候，就是堅定的反納粹戰士，來到中國後，她仿佛是找到了一大批擁有共同理想的同道中人。
這讓她深受感動，不由得就自然而然參與進了中國的抗日鬥争中。
當年十二月，西安事件爆發，遠在上海的她坐不住了，她說：“不想在上海久等了，現在，我的崗位應該是西安，西北部正在發生我們久以盼望的變化，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們去完成，而自己卻袖手旁觀，應該怎麼說呢？”
由此可見，當時的她，對革命工作就有着打心底散發出來的熱情。
随即，她不顧個人危險，經過十幾天的颠簸，終于是在除夕之夜回到了西安。
但是，讓她走進共産黨，卻不隻是因為她丈夫王炳南的緣故。她回到西安後，親眼所見西安事變的一切。
當時，蔣介石已經釋放，可南京國民政府那邊，卻是用廣播新聞歪曲報道。報道中說：“西安已經被紅軍占領，市民不能出門，整個城市處于恐怖狀态。”
但身處西安的王安娜是知道真相的，她在後來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共産黨人在西安事變的發動者面前幫蔣介石說清，表明他們的政治視野開闊，目光遠大，對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評價。”
聽到廣播中的假新聞，她非常氣憤，但當時的西安城，卻一直被南京的電波幹擾，根本過就不能對南京方面廣播。
為了澄清不屬于事實的歪曲報道，西安設立了個"XGOB"的廣播電台，一開始，本來是個英國記者用英語向外廣播，但由于他的用詞經常是很激烈，以至于那記者接到英國領事館的警告，不得不停播。
至此，王安娜正好接替了他的工作，由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家屬，從一個旁觀者身份成為了參與者。
1937年1月，王安娜第一次見到紅軍，而這也讓她看到了紅軍和國民黨軍隊的差別。她說：“在紅軍戰士的臉上，看不到國民黨軍隊裡那種常見的絕望、空虛的表情。紅軍戰士雖然生活艱苦樸素，可他們卻親如手足，以苦為樂。”
當年三月，她來到延安，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上司人。還包括鄧穎超、賀子珍、康克清等女戰士。
這讓她對共産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為她堅定了革命的決心，回憶錄中她這樣寫到：“在内戰的艱苦歲月裡，在比這更為艱苦的長征期間， 像賀子珍一類的婦女， 是她們的丈夫的同志和朋友。 她們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戰鬥， 分擔他們難以承受的艱難困苦。 因而，她們作為勇敢的戰士，可以信賴的同志，受到全黨、全軍的尊敬。”
不久後，抗戰全面爆發，王安娜跟随丈夫王炳南來到上海，她參與紅十字會和救國婦女的會的工作，同時還參加了一個宣傳委員會，負責向在中國的外國人和國外宣傳有利于中國抗戰的事情。
這期間，她撰寫了《外國人眼裡的中國士兵》，《日本對上海的工業破壞》等書，積極廣泛地進行抗戰宣傳工作，并且還得到周恩來的很高評價。
如果說這期間，她隻是一個鼓掌、吆喝、呼籲等的角色的話，那後來她的工作卻實打實對抗日戰争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8年，王安娜接到一個意外又特别的任務。
任務是周恩來下達的：“我想請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幫幫宋慶齡女士。”
而她的任務，是負責協調運輸大批從國外回來的物資，包括醫藥物品、醫療裝置等各種戰争時期急需物資。
這時候，王安娜有些猶豫，當時的她正在桂林，準備去往重慶。要知道，那可是相對安全許多的大後方，一旦答應這個工作，她就又需要去到已經淪陷的上海前線。
考慮過後，王安娜接受了這個任務，并且，因為工作需要，她很快又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去往越南。
當時，那邊的港口有很多要運往中國的物資，需要她前去協調，從此之後，王安娜開始負責經過越南的物資運送工作。
而那時候的越南海防全是法國人，他們對中國人非常不友好。
因為，如果沒有中國這一批批的物資運送，他們完全可以喝個咖啡，看看報紙就完成一天的工作。
增加了工作量的法國人，自然就把氣都出到了中國人頭上，故意刁難，有事沒事找茬是常見的事情。
王安娜以“保衛中國同盟”代表的身份和海防溝通，因為她會說法語，那些法國人的态度立馬就變了。更讓王安娜想不到是的，當那些法國人知道她是德國人，會說德語，那态度變得更加親切。
原來，當時那海防的大部分人都出生在靠近德國的一些地區，那是一個說德語的地區。
于是，但凡是王安娜運送的物資，再也不遭受刁難了，一批批從國外運到中國的抗戰物資，在她的協調下又送到前線。
可以說，雖然是間接，但不可否認她對抗戰做出的極大貢獻。
但沒想到，很快她又迎來一個新的煩惱。
因為她運送物資的順利，以至于“王太太”的名聲四處流傳，各方面的求助接踵而至。
紅十字會、中央銀行、私營老闆、甚至是廣西軍隊。就這個情況來說，當時的她是妥妥的民國紅人。
他們紛紛請求想要獲得王安娜的幫助，可是，光給“保衛中國同盟”和八路軍運送物資就夠她忙活的了，顯然是顧不上幫助别人。
完成運輸任務之後，王安娜回到重慶，剛回不久，她又接到一個新的任務。去貴陽接收紅十字會給八路軍野戰醫院的醫藥品和補給物資。
也是這一次，周恩來為了友善她的通行，特意給她發了一張八路軍軍用通行證。周恩來說：“我認命你為八路軍少校，這樣的話，即便路上遇到檢查，查問的人多少也要對你客氣一些。”
是以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新中國成立後，王安娜來到北京，投身于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為促進中德兩國友誼而奔走。
直到她1955年離開中國，她在中國為革命奮鬥了20年。
可以說，就是這麼一個外國女人，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芳華，都留在了東方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79年3月，應鄧穎超、康克清邀請，王安娜重返闊别20多年的中國。
1990年，她在德國漢堡逝世，享年 83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