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贵州的一个小镇上突然发生一件让人很诧异的事情，小镇上的一间旅馆中，竟然是来了个极为罕见的人。
事情很快就在小镇传开，很快，就吸引到了当地的警察前去盘问。
的确是挺让人诧异，正是抗日战争动乱的年代，这小镇上却来个外国女人。并且，她们一行六个人中，就只有这么一个女人，还是个外国人。
更让警察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盘问之后更奇怪了，这个外国女人，竟然还是个八路军少校军官。
虽说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可八路军有军衔的军官本来也不多见。没想到，却见了个外国模样的八路军军官，还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
这让当时的警察直呼闻所未闻，目瞪口呆。
实际上，别说是他们了，女少校，就算是八路军内部也极为罕见。
可以说，这个女人是第一个被八路军授予少校的女人，还是以外国人的模样和身份。
这个女人叫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36年，跟随在伦敦结成伴侣的王炳南来到中国。
王炳南的老家在西安，并且，他的父亲和杨虎城有歃血之盟，所以，他们回到西安的当晚，杨虎城将军就邀请他们去杨府做客。
不仅如此，杨虎城因为担心外国人不太习惯我们这边的生活，还承诺说让她们两口子去住旅店，所有花费他来负责。
这在当时，杨王两家的关系是一个因素，而作为当时第一个携外国妻子回到中国的年轻学子，也是另外一个因素。
当时的我们国穷民弱，能娶到一个德国人带来中国，的确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于，王安娜作为西安城的第一个洋媳妇，让这个数朝古都都引起不小的轰动。
不过，当时的她也就是一个外国人而已，再往近里说，也就是个共产主义阵线战士的家属，那么，她是怎么成为我八路军的第一个外国女少校的呢？
王炳南刚回到西安不久，即应杨虎城邀请去到上海，在这里，她拜访了已经病重的鲁迅，还认识了当时“救国会”的领导人，尤其是从事抗日运动的“七君子”很有好感。
这之前她在德国时候，就是坚定的反纳粹战士，来到中国后，她仿佛是找到了一大批拥有共同理想的同道中人。
这让她深受感动，不由得就自然而然参与进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中。
当年十二月，西安事件爆发，远在上海的她坐不住了，她说：“不想在上海久等了，现在，我的岗位应该是西安，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以盼望的变化，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应该怎么说呢？”
由此可见，当时的她，对革命工作就有着打心底散发出来的热情。
随即，她不顾个人危险，经过十几天的颠簸，终于是在除夕之夜回到了西安。
但是，让她走进共产党，却不只是因为她丈夫王炳南的缘故。她回到西安后，亲眼所见西安事变的一切。
当时，蒋介石已经释放，可南京国民政府那边，却是用广播新闻歪曲报道。报道中说：“西安已经被红军占领，市民不能出门，整个城市处于恐怖状态。”
但身处西安的王安娜是知道真相的，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的发动者面前帮蒋介石说清，表明他们的政治视野开阔，目光远大，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评价。”
听到广播中的假新闻，她非常气愤，但当时的西安城，却一直被南京的电波干扰，根本过就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
为了澄清不属于事实的歪曲报道，西安设立了个"XGOB"的广播电台，一开始，本来是个英国记者用英语向外广播，但由于他的用词经常是很激烈，以至于那记者接到英国领事馆的警告，不得不停播。
至此，王安娜正好接替了他的工作，由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家属，从一个旁观者身份成为了参与者。
1937年1月，王安娜第一次见到红军，而这也让她看到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区别。她说：“在红军战士的脸上，看不到国民党军队里那种常见的绝望、空虚的表情。红军战士虽然生活艰苦朴素，可他们却亲如手足，以苦为乐。”
当年三月，她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还包括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女战士。
这让她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为她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到：“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 像贺子珍一类的妇女， 是她们的丈夫的同志和朋友。 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 分担他们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 因而，她们作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不久后，抗战全面爆发，王安娜跟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上海，她参与红十字会和救国妇女的会的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一个宣传委员会，负责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国外宣传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事情。
这期间，她撰写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士兵》，《日本对上海的工业破坏》等书，积极广泛地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并且还得到周恩来的很高评价。
如果说这期间，她只是一个鼓掌、吆喝、呼吁等的角色的话，那后来她的工作却实打实对抗日战争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王安娜接到一个意外又特别的任务。
任务是周恩来下达的：“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宋庆龄女士。”
而她的任务，是负责协调运输大批从国外回来的物资，包括医药物品、医疗设备等各种战争时期急需物资。
这时候，王安娜有些犹豫，当时的她正在桂林，准备去往重庆。要知道，那可是相对安全许多的大后方，一旦答应这个工作，她就又需要去到已经沦陷的上海前线。
考虑过后，王安娜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且，因为工作需要，她很快又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去往越南。
当时，那边的港口有很多要运往中国的物资，需要她前去协调，从此之后，王安娜开始负责经过越南的物资运送工作。
而那时候的越南海防全是法国人，他们对中国人非常不友好。
因为，如果没有中国这一批批的物资运送，他们完全可以喝个咖啡，看看报纸就完成一天的工作。
增加了工作量的法国人，自然就把气都出到了中国人头上，故意刁难，有事没事找茬是常见的事情。
王安娜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的身份和海防沟通，因为她会说法语，那些法国人的态度立马就变了。更让王安娜想不到是的，当那些法国人知道她是德国人，会说德语，那态度变得更加亲切。
原来，当时那海防的大部分人都出生在靠近德国的一些地区，那是一个说德语的地区。
于是，但凡是王安娜运送的物资，再也不遭受刁难了，一批批从国外运到中国的抗战物资，在她的协调下又送到前线。
可以说，虽然是间接，但不可否认她对抗战做出的极大贡献。
但没想到，很快她又迎来一个新的烦恼。
因为她运送物资的顺利，以至于“王太太”的名声四处流传，各方面的求助接踵而至。
红十字会、中央银行、私营老板、甚至是广西军队。就这个情况来说，当时的她是妥妥的民国红人。
他们纷纷请求想要获得王安娜的帮助，可是，光给“保卫中国同盟”和八路军运送物资就够她忙活的了，显然是顾不上帮助别人。
完成运输任务之后，王安娜回到重庆，刚回不久，她又接到一个新的任务。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
也是这一次，周恩来为了方便她的通行，特意给她发了一张八路军军用通行证。周恩来说：“我认命你为八路军少校，这样的话，即便路上遇到检查，查问的人多少也要对你客气一些。”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来到北京，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为促进中德两国友谊而奔走。
直到她1955年离开中国，她在中国为革命奋斗了20年。
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外国女人，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芳华，都留在了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79年3月，应邓颖超、康克清邀请，王安娜重返阔别20多年的中国。
1990年，她在德国汉堡逝世，享年 83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