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前，即清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1901年11月7日），心力交瘁的一代重臣李鴻章溘然長逝。那一天，距他強撐風燭殘年的病軀與列強代表簽訂中國人視為奇恥大辱的《辛醜條約》，僅僅過去了兩個月。
不久，尚在海外流亡的梁啟超為李鴻章作傳，稱李鴻章一生得以發迹，實拜曾國藩所賜，其政治地位的陡然上升，則與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相關。曾氏将“一生立身行己耐勞任怨堅忍不拔之精神，與其治軍馭将推誠布公團結士氣之方略”，悉數傳授于李鴻章，而天津教案“是為李鴻章當外交衡要之濫觞”。面對岌岌可危的大清殘局，曾李各自領軍的湘淮兩系前後相繼，一度挽狂瀾于既倒。那麼，這對有師生名分的能臣，是如何在一場發生于通商口岸的教案中，完成軍政權力的代際交替的呢？
曾、李之間的淵源，可謂甚早。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鴻章首度參加會試落第，拜于年長一輪的曾氏門下，“以詩文受知于曾夫子”，他父親李文安與曾國藩乃同年進士。兩年後，李鴻章高中二甲第十三名進士，入翰林院教習。同榜諸人中，有後來位列軍機大臣的張之萬、沈桂芬，李宗羲、何璟、馬新贻、沈葆桢、郭嵩焘等亦做到地方督撫一級的高官，說是“黃金一代”，也不算誇張了。
在京師繼續求學的數年間，李鴻章與老師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正因欣賞有加，曾氏将他與郭嵩焘、陳鼐、帥遠燡并譽為“丁未四君子”（他們同為農曆丁未年即1847年中進士），認定其“才可大用”。不過，李鴻章的性情志趣，到底與老師不同。他晚年時曾經感歎：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隻好看看《通鑒》，稍知古人成敗之迹，與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證，藉以鏡其得失，亦尚覺有點意趣。
曾國藩有句為人熟知的評語：“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少荃是李鴻章的号，俞蔭甫即俞樾，乃晚清著名學者，現代詩人兼紅學家俞平伯的曾祖父。雙方的畢生理念和個人追求相差頗遠，此為這對師生間微妙關系之第一層。李鴻章考中進士時年僅24歲，倘處承平時代，隻要經數十載官場摸爬滾打，至少能做到一省督撫或一部尚書。但亂世之中，不容他再走尋常路。不久，太平軍興，老家安徽很快成了遍地“長毛”的重災區。鹹豐三年（1853年），李鴻章投筆從戎，追随侍郎呂賢基（安徽旌德人）傳回原籍辦理團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