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前，即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1901年11月7日），心力交瘁的一代重臣李鸿章溘然长逝。那一天，距他强撑风烛残年的病躯与列强代表签订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仅仅过去了两个月。
不久，尚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称李鸿章一生得以发迹，实拜曾国藩所赐，其政治地位的陡然上升，则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相关。曾氏将“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悉数传授于李鸿章，而天津教案“是为李鸿章当外交衡要之滥觞”。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清残局，曾李各自领军的湘淮两系前后相继，一度挽狂澜于既倒。那么，这对有师生名分的能臣，是如何在一场发生于通商口岸的教案中，完成军政权力的代际交替的呢？
曾、李之间的渊源，可谓甚早。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首度参加会试落第，拜于年长一轮的曾氏门下，“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他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乃同年进士。两年后，李鸿章高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入翰林院教习。同榜诸人中，有后来位列军机大臣的张之万、沈桂芬，李宗羲、何璟、马新贻、沈葆桢、郭嵩焘等亦做到地方督抚一级的高官，说是“黄金一代”，也不算夸张了。
在京师继续求学的数年间，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正因欣赏有加，曾氏将他与郭嵩焘、陈鼐、帅远燡并誉为“丁未四君子”（他们同为农历丁未年即1847年中进士），认定其“才可大用”。不过，李鸿章的性情志趣，到底与老师不同。他晚年时曾经感叹：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藉以镜其得失，亦尚觉有点意趣。
曾国藩有句为人熟知的评语：“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荫甫拚命著书”。少荃是李鸿章的号，俞荫甫即俞樾，乃晚清著名学者，现代诗人兼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双方的毕生理念和个人追求相差颇远，此为这对师生间微妙关系之第一层。李鸿章考中进士时年仅24岁，倘处承平时代，只要经数十载官场摸爬滚打，至少能做到一省督抚或一部尚书。但乱世之中，不容他再走寻常路。不久，太平军兴，老家安徽很快成了遍地“长毛”的重灾区。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投笔从戎，追随侍郎吕贤基（安徽旌德人）返回原籍办理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