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久戰》是教員在1938年5月寫的一篇研究和指導中國抗日戰争的軍事論著，同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争研究會上作了講演。同時這篇文章也于1938年7月1日在延安解放周刊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訂本《解放》全文刊載，随後流向全國，受到了全國各階層人士的關注。
《論持久戰》是公開發表的，它不是秘密武器。《論持久戰》不僅會被日軍的情報人員收集和看到，而且在當時我們不僅不應該努力保密反而應該是想辦法讓它全國廣為流傳，如果能做到也在日軍中廣為流傳，那産生的威力更大。
《論持久戰》其實就回答了三個問題：能不能赢，怎麼赢以及何時赢。教員用雄辯的論據分析來得出的結論：抗日戰争必然是持久戰，最後勝利屬于中國。它的廣為流傳，不僅能振奮國人抗戰信心，也能摧毀敵人的軍心，是以對于日軍，論持久戰是一種殺人誅心的陽謀。
1938年8月23日《論持久戰》在上海《每日譯報》和《導報》公開發表，9月又以“譯報叢書”的名義出了單行本。《論持久戰》日文版在日本最大的綜合雜志《改造》雜志于9月初發行的1938年10月号上全文登出，譯者增田涉。《論持久戰》英文版1939年2月由上海英文報《公正評論》發表。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诏書》，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意味着日本在二戰中是以戰敗者的身份結束的。但實際上，當時有很多日本人并不服氣，他們認為自己隻是輸給了美國和蘇聯，而不是中國。
日本原陸軍航空兵中将遠藤三郎就是其中的一位，不過他後來因為讀到了一本書，才改變了這種想法。
遠藤三郎，由于當時官職不算高，是以在諸多日軍将領當中不算什麼起眼的人物。但他在中國戰場中多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1940年8月曾親自帶隊突擊蔣介石的官邸，最後炸彈在離蔣介石幾米遠的地方爆炸，當時吓壞了國軍一幫進階将領。
而讓遠藤三郎名聲大振的是後來的宜昌戰役。1941年10月，國軍将領陳誠率領15個師圍攻宜昌，當時“駐防”宜昌的日軍第十三師團長内山英太郎因頂不住，都準備投降了，遠藤三郎知道後隻身一人乘坐輕型轟炸機飛臨宜昌指揮戰鬥，之後又突破國軍的包圍去搬救兵，最後靠着自己的狂轟濫炸才“保住”了宜昌。
4年後，日本投降，遠藤三郎作為戰犯被關在監獄一年，出獄後被送到崎玉縣從事農田耕作，但已歸深林的遠藤三郎，仍冥頑不靈地認為日本之前“中間突破、兩翼齊飛”的戰略沒有任何問題，甚至是很完美的，最後失敗是由于美蘇這兩翼沒有起飛導緻的，而不是敗在中國的手上，他認為中國戰場已經幾乎完成了突破。
直到後來，遠藤三郎讀到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這本書，才改變了自己一直堅持的想法。
遠藤三郎最後明白，是中國軍隊“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作戰理念，是中國共産黨以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為核心，廣泛發動老百姓，使日本陷于中國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無法自拔，進而導緻了日本的失敗。
而令人驚驚訝的是，遠藤三郎在讀完這本書之後，曾經的軍國主義思想消失了，轉而主動當起了中日友好和平大使。1956年，遠藤三郎通路中國，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并把家傳的日本武士刀交給了毛主席，表示日本軍人從此永遠不再和中國打仗了。毛主席回贈了一幅齊白石的畫作（啊啊啊齊白石的畫作欸，），并說是日本教育了中國人民，讓本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迅速地團結了起來。
通路中國後，遠藤三郎成立了中日友好軍人協會，并把自己在戰争的所見所聞和對中國的研究寫成了《舊軍人所見之中共》、《日中十五年戰争和我》等書，在書中還大膽揭露了日軍的種種罪行，包括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隊和贻害無窮的細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