閏土，是魯迅先生小說《故鄉》中的一個人物。《故鄉》是寫實的，閏土這個人物，在現實中确有其人。閏土的原型是魯迅少年時，家裡一個長工章福慶的兒子章閏水。
章閏水出生在1879年農曆閏三月，比1881年出生的魯迅大兩歲，因為八字上五行缺水，是以取名閏水。在《故鄉》這篇小說中，魯迅将“水”改作“土”，是以我們讀到的是農民閏土的故事。
在1893年2月，魯迅的曾祖母以79歲高齡去世，适逢除夕，辦喪事，迎新年，祭祖宗三件大事湊在一起，周家客人往來，人多事雜。
閏水的父親章慶福在征得魯迅父親的同意後，安排14歲的閏水到周家看管祭器。這和魯迅在小說《故鄉》中寫的一緻，但是魯迅隐去了曾祖母去世一事，隻說了大祭祀，供奉祖先。
魯迅正是在這時候與章閏水相識。他在《故鄉》中寫了對“閏土”的第一印象：
他正在廚房裡，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他見人很怕羞，隻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于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年齡相仿，魯迅和閏水很快成為朋友。他一邊對魯迅講着進城以後的新奇見聞，一邊給他說鄉下有趣的事情，雪天捕鳥，海邊拾貝，看瓜刺猹，抓跳魚兒……對一個城裡的孩子而言，這些事都顯得非常好玩有趣，讓魯迅印象深刻。
但是年祭之後，魯迅很快和閏水分别了。
1919年冬天，魯迅從北京傳回老家紹興，見到印象中美好的家鄉一片荒涼破敗，異常感慨。他從母親口中得知了童年好友閏水的消息，不由得想起那個手握鋼叉的少年。
這個少年便是閏土，其實是閏水。章閏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包辦下結婚，在父親去世之後，獨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在饑荒多子和苛捐雜稅的壓迫下，那個曾經活潑機靈的少年，已經成了一個老實巴交，麻木笨拙的農民。
在《故鄉》中，閏土聽說魯迅從北京回來，一定要見他一面。在收到周家的信幾天後，閏土帶着自己的小兒子走進了周家的大門。魯迅十分熱情地迎上去，見到的卻不再是少年時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幾十年的農民生活，壓在他身上的不僅是貧困，還有幾千年來封建思想的因襲重擔，種種現實因素，讓他成了如下一副形象：
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隻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縮着；手裡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中年閏土變得可憐而謙卑，他恭恭敬敬地對魯迅叫了一聲“老爺！……”這讓魯迅打了一個寒噤。兒時美好的回憶，一下子被拉回了現實。關于少年閏土的活潑善良，機靈勇敢都成了一個遙遠而瑰麗的舊夢。環境可以改變一個人，而在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少年閏土，壓根無法超脫時代在他身上烙下的印痕。
中年閏土成了一個老實巴交的可憐農民，這是他無法反抗的命運。閏土來周家，并沒有空手而來，因為家裡窮，他隻能帶一點自家曬的幹青豆。魯迅問他的境況，他搖搖頭，說：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規定……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隻能爛掉……”
一個“難”字有兩層意思，第一層，說的是閏土此時面臨的生活艱難；第二層，則是映射包括閏土在内的舊式農民在特殊年月遭受的苦難：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
中年閏土的改變，有現實苦難的壓迫，也有封建禮法的桎梏，兩方面的原因，讓那個月光下手握鋼叉的英雄少年，變成了為了生存愁眉苦臉，低聲下氣的中年農民。
在小說《故鄉》中，記錄了閏土有六個子女，他隻能靠種地和打漁來養活孩子，但是他面臨着民國時期的經濟崩潰和種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連基本的生存都成為問題。
作為農民的閏土沒有其他的謀生手段，他隻能更加勤勞地耕種，希望碰上一個好收成的年月，遇到饑荒，他隻能忍饑挨餓，靠身體的隐忍來度過那些苦難。
而在現實中，晚年的章閏水，窮困潦倒，貧病交加，他躺在病床上對自己的子女說，如果不是為了你們，我早就跟周家去了北京。這是章閏水的一廂情願，戰亂年月，魯迅能否顧念童年的情誼帶他去北京，始終是一個謎。他這點純粹的希望，或者說是幻想，幾乎沒有實作的可能。
閏土和魯迅見面，開口就叫“老爺”。當魯迅的母親讓他像童年時稱呼魯迅一樣叫“迅哥兒”時，他慌忙答道：“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幾十年的生活壓迫，他已經成了一個很有自知之明的農民了。
在舊式農民閏土的精神世界裡，魯迅永遠是老爺，在魯迅面前，他隻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下人。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的，以閏土為代表的舊式農民從骨子裡承認，人分為三六九等，而他的身份自然是低人一等。他到周家來搬一些舊物，是周家對他的施舍和恩惠。
中年閏土已經無法突破這樣的精神世界，封建禮法的桎梏在他的心裡打下了無法磨滅的烙印，讓他不得不在一切“老爺”面前低聲下氣，卑微而謙恭。
小說的最後，魯迅寫道：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閏土的孩子水生和魯迅的侄子宏兒成了朋友，水生還約宏兒去他家玩。宏兒問魯迅，他們什麼時候回來。兩個孩子之間的友誼，不禁讓魯迅再次回想起那個在月光下西瓜地裡戴着銀項圈，手持鋼叉的少年。希望這樣的悲劇不會再重演，他們的下一代總該能夠平等地做朋友的吧。
然而對于這渺茫的希望，就連魯迅自己也無法确定。就像這地上的路，隻有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知識分子的孩子與農民的孩子能夠平等地坐在一起，還有待更多有識之士為之而奮鬥。
魯迅當時這一朦胧的希望，如今總算是實作了。章閏水在57歲時，因身染重病而去世。他的兒子水生，後來也生活凄苦；但是他的孫子章貴，在新中國成立後，通過學習文化知識，終于擺脫了家族的命運。
1954年，章貴進入紹興魯迅紀念館工作，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是以與章貴相識，兩人成為至交好友。1982年，章貴被任命為魯迅紀念館的副館長，終其一生都在為學習魯迅、宣傳魯迅而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安享晚年。魯迅和少年玩伴閏土的後代，終于過上了他們當年從未經曆過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