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新發現兩座北魏壁畫墓年代初探

大同新發現兩座北魏壁畫墓年代初探

《文物》 2011年12期

張慶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劉俊喜(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近年大同市在配合基建施工中新發現2座北魏墓葬,其壁畫内容較有特色,反映出北魏平城時期多民族文化互動交融對喪葬觀念及習俗的影響。本文拟就此做一探讨,并嘗試對2座壁畫墓的确切年代作出初步判斷。

一

2009年4月在大同市雲波裡發現了一座北魏墓,為坐東朝西的磚砌單室墓,墓室四壁原應滿繪壁畫,現僅存東壁、南壁和甬道兩側部分壁畫,包括宴飲圖、狩獵圖、守門侍從圖等[1]。其中東壁(亦即正壁)的内容為墓主宴樂

圖,墓主夫婦端坐于中原樣式的庑殿頂木結構屋宇中,形體和其他人相比較為高大,其左側為持耳杯與捧壺的兩名侍者。侍者左側繪有上下三排人物,上面兩排似為賓客,皆跽坐,舉右手,側頭作聆聽狀。墓主夫婦、侍者與賓客皆頭帶垂裙鮮卑帽,身着鮮卑服裝。最下面一排站立着五位胡人樂師,皆深目高鼻,蓄有胡須,長發過耳,身穿圓領豎條紋長袍,足蹬短黑靴,為典型的西域裝束。他們分别手持琵琶、橫笛、排箫和鼓等樂器作演奏狀。

這類形體高大的鮮卑墓主形象坐于漢式屋宇中、旁有賓客來拜的圖像在2005年發掘的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和2008年發掘的大同發電廠9号墓中都可以看到,且都位于墓室正壁,但發電廠9号墓在墓主下方還繪出杯盤羅列的備食場面(圖一)。

另外,發電廠9号墓北壁(即正壁)的墓主人宴樂圖左側下排也繪有西域人裝束的樂師,所彈奏的也是琵琶等樂器,唯樂師數量比雲波裡北魏壁畫墓略少。近年在北魏平城遺址和各地北魏墓葬中都出土了許多胡人樂伎俑,如在雁北師院北魏墓群M2(宋紹祖墓)和M5中[2],都曾出土手握橫笛、琵琶等樂器的胡人樂伎俑,證明在北魏平城時代,西域樂舞已經廣泛存在于統治階層。在北魏墓葬壁畫和棺闆畫中也不乏達官貴人享用胡樂的畫面,如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闆畫出行圖中,在牛車前,就有幾個女樂伎“懷抱琵琶狀的彈撥樂器,正演奏前進”[3]。

《魏書·樂志》記載北魏“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于樂署”。這些胡人樂師的出現,反映了北魏平城時期東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曆史事件,同時也預示了北朝後期和唐代社會各階層普遍喜愛西域樂舞的風潮的到來。

發電廠9号墓時代為北魏和平二年(461年),考慮到此墓的墓主宴飲圖與雲波裡北魏壁畫墓在題材、構圖和位置上的相似,二者時代不會相距太遠,是以雲波裡北魏壁畫墓的年代可能也在北魏太和年間。

二

2009年,在大同禦東新區文瀛北路發現一座北魏壁畫墓,為坐北朝南的磚砌單室墓,墓葬頂部及墓中壁畫破壞嚴重。在甬道、墓室牆壁及棺床周圍可看到花草、人物等的繪制[4]。

墓室内緊貼北壁和西壁磚砌棺床兩座。兩棺床之間設一矮牆,北壁棺床東端和西壁棺床南端各繪一個體格高壯、雙腿邁開、上身及腿部赤裸的人物,右手屈臂上舉,手托棺床邊緣。西壁棺床南端的人物已殘,北壁棺床東端的人物尚可看清,可見其左手拄一樹棍狀物。這類人物的衣飾及其手拄樹棍類物件的形象,與克孜爾石窟第207窟中“蛤蟆聞法升天”中的樵夫極為相似[5],兩圖在人物形象和表現技法上的相似性亦暗示其時間上可能相距不遠。

此墓甬道部分還殘存一幅武士圖,帶有典型西域風格。武士有着黑色的濃密卷發,大眼

高鼻,雙耳又尖又大,尤其在額頭中還繪着一隻豎立的眼睛。武士身體魁梧,上身基本赤裸,僅環繞少許紅色布帛,戴着項圈和臂環,裸腿赤足,左手下垂拄一根上細下粗的物件,左腳踩在物件的底部,右手持長矛一類的兵器,守立在甬道口。其左手拄的物件與北壁棺床東端人物手拄的樹根狀物形狀十分相似。這樣的武士形象在北魏墓葬首次見到。從其畫有三目來看,應該是某位神。從其面目、衣飾的表現方式來看,與新疆克孜爾等石窟的佛教人物形象十分相似,從繪畫技法來看,也應該是一脈相承。這一人物處于墓葬甬道中,可見其職責接近佛教神話中具守護功能的天王,是以推測畫像原型應是佛教天王或明王。

另外,北棺床前立面的一幅畫面也較為特殊,在北棺床正面白灰泥上,用墨線繪着一個轉身回首,卷發、深目高鼻的中年男性胡人,上穿着圓領窄袖前開口長袍,下着長褲,足蹬黑色長皮靴,右手執鞭,左手牽一頭高大健壯、未載貨物的雙峰駱駝,駝背上有障泥一類的坐墊。這幅胡人牽駝畫面在以往發現的北魏墓葬壁畫中是最早的一幅,在迄今為止發現的平城北魏墓中也是唯一的一幅,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結合以上畫面及此墓随葬器物綜合考慮,此墓主人可能和西域淵源較深。

北魏與西域諸國的來往經曆了一個從無到有、由微至盛的過程,大緻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北魏建國之初到明元帝時,該時期北魏傾其全力攻城略地,逐鹿中原,難以顧及西域,即《魏書·西域傳》所載:“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内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複加百姓矣。'”第二階段是太武帝時期,太武帝即位後,随着版圖擴大和政權鞏固,雙方開始接觸。《魏書·西域傳》記載:“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為打通與西域的來往,太武帝還派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批使者,出鄯善,招撫西域諸國,從此北魏正式拉開與西域交往的序幕[6]。第三階段即太武帝攻滅北涼,攻克鄯善、焉耆和龜茲[7],基本上控制了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開始暢達平城,直至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太武帝打通絲綢之路後,雙方商隊來往再無阻礙,貿易大幅增長,許多西方物品通過絲路來到平城。在平城地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過許多西來商品。如大同市軸承廠北魏遺址出土的鎏金錾花銀碗、鎏金高足銅杯、八曲銀杯[8],南郊北魏墓出土的鎏金錾花銀碗、鎏金高足銅杯、銀罐、磨花玻璃碗、玻璃缽、玻璃小瓶、玻璃壺[9],迎賓大道北魏墓出土的玻璃飾件[10],天鎮縣出土的薩珊波斯銀币[11],安留莊北魏墓出土的銀耳杯[12],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銀耳杯和鎏金銀盤[13]等。此次文瀛路北魏墓出土的水晶珠等物件亦屬西域物産。

文瀛路北魏墓壁畫中的駱駝圖像及出土器物與司馬金龍墓、大同雁北師院M2(即宋紹祖墓)所見陶駱駝和随葬器物接近,可能三者時代相差不遠。宋紹祖墓的年代是太和元年(477年),司馬金龍墓的年代在太和八年(484年),因而文瀛路北魏壁畫墓的時代亦應在太和年間北魏遷都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