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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我學術之路的三本書
揚之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原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名物學——揚之水訪談錄》，載《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第五輯），此處為節選
非經注明，文中圖檔均來自網絡
揚之水，一九五四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一九八六年就職于《讀書》編輯部。一九九六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曾任古典文獻研究室主任，專業領域為文學與名物研究。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著作有《詩經名物新證》、《古詩文名物新證》、《先秦詩文史》、《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三卷本）、《終朝采藍：古名物尋微》、《中國古代金銀首飾》、《物色：金瓶梅讀“物”記》、《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棔柿樓集》（全十冊）等。《詩經名物新證》獲中國詩經學會第二屆學術研究成果一等獎。《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三卷本）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并與《唐宋家具尋微》一起獲第四屆朱自清散文獎。
揚之水老師以其驚人的勤奮、卓越的學術成就而赢得學界及普通大衆的認可與歡迎。她的學術生涯一直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伴。
問：在您這十年讀書生涯中，哪些書對您影響至深至遠？
答：記得在改革開放三十年時，《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欄目曾作采訪，當時我說我這三十年是三本書，如今四十年，我依舊說是這三本書——《管錐編》、《知堂書話》以及《金瓶梅詞話》。
一九七九年，我剛到民間文藝研究會資料室，有一位同僚名叫傅信，北大中文系畢業。他向我鄭重推薦《管錐編》，那時這部書剛出第一版，我便買回來認真閱讀。《管錐編》裡高深的學問我需要慢慢消化，但我從這本書中學會的是一種讀書方法，就是成片的閱讀，這部書對我來說不是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受益，而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海量閱讀，比如看一個問題不僅要從多個角度，而且要選取獨特的視角。而所謂“經史子集”在這裡也是打成一片，幾乎不見分野。《管錐編》不僅告訴我怎麼讀書，而且告訴我們怎麼做學問，即把關于某件事的說法，盡可能都聚攏到手邊，條分縷析，一窺究竟。再有就是放射性思維。是以我從這本書裡首先學到的是讀書方法和思維方法，這影響了我後來的整個學術人生。
至于《知堂書話》，是在寫作上改變了構思方式。周作人的文字沒有學術八股的氣味，我一直很喜歡他的語言，自己的文字也是受他的影響，一直到現在。當然我并非單純模仿，而是欣賞那樣的語言境界。
《金瓶梅詞話》則把我引入名物研究。最初的興趣，産生于我在民間文藝研究會資料室工作的時候，當時所見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線裝本《金瓶梅詞話》，售價四十塊錢，規定必須要有局級以上的幹部證明才能購買。當時的民間文藝研究會主席是賈芝，有資格購買，是以資料室用他的證明買了一部，但是不允許借閱，而是長期鎖在保險櫃裡，保險櫃的鑰匙由我保管。雖是近水樓台，但我也很守規矩，從來沒看過，就一直鎖在那兒。直到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戴鴻森校點的《金瓶梅詞話》（删去穢語的“潔本”），方才一睹為快，由此發現這是一個資料的寶庫。比如各種服飾，各項用具，光是裡面那些東西的名字就特别好看，吸引人持“名”找“物”。一九九五年受《萬曆十五年》的啟發，計劃寫一部“崇祯十六年”，描述明代将亡之際的社會百态和曆史風雲，想以更多的細節作為支撐。然而入手的時候才發現關于生活史方面的細節掌握太少，而欲彌補，最好的讀物當然是《金瓶梅詞話》，它便如同一份明代日常生活史的細節索引，帶我走入名物研究。
問：改革開放以來，對于您的學術之路，您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答：八十年代令人感念不置者，對我來說第一是對學曆的寬容。國中學曆，卻能夠憑着一支筆，憑着對書的愛，進入光明日報出版社，進入《讀書》編輯部，并且不以學曆低而成為工作的障礙，而且，我在當時并不是一個特例。記得幾年前在《讀書》上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題目是《漫話中文系的失寵》。其中談到“潛學曆”和“潛專業”，換句話說，是有兩種知識，一種是屬于專業的“直接知識”，一種是專業之外的“間接知識”，二者互為作用，而它正是激發創造力的源泉。如果說八十年代有着對學曆的寬容，那麼也可以說，八十年代有着對“潛學曆”和“潛專業”的識别與認可。這樣的風氣，在社科院保持到了九十年代，于是我得以在這裡尋求到最為理想的讀書生活。
問：那麼您調到文學所之後，對于您的研究又意味着什麼？
答：九十年代中期的學術機構還可以向我這樣的隻有國中學曆的人敞開大門，當時帶着一部著作《脂麻通鑒》引介自己，以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接納。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我到文學所報到。進入研究所之後，我從未遇到任何學曆上的歧視，不論申報課題還是申請獎項，始終被一視同仁，是以文學所在我心目中永遠是陽光燦爛的。入所之初，我曾在遇安師指導下撰寫尹灣漢墓發現的《神烏賦》考證，這是第一篇讨論這一問題的文章。文成後又向曹道衡老師請教。曹老師很快細讀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修改建議。還有陳毓罴老師，我寫作《詩經名物新證》的時候，也常向他請教。所裡的譚家健老師推薦我加入詩經研究會，麼書儀、王學泰老師都曾為我的書撰寫書評。時任《文學遺産》主編的徐公持先生采用了我的《詩經》名物研究文章。同僚王筱芸常常幫我看文稿。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很快完成了《詩經名物新證》一書，并于二〇〇〇年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作為新人，又沒有學曆，并且是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但書一出版，就得到了文學所的認可，這當然是極大的鼓舞。
改革開放之初，有一種開放、探索的氛圍，那是一個人才爆發的時期，我得益于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一入文學所，便如魚得水。現在的所長劉躍進，當年是在古代室，我一入所就跟他同室，雖然隻是每周見一次面的“點頭之交”，但他對我的研究既了解也很了解。《詩經名物新證》出版後，他在室裡的讨論會上說“這是文學所的驕傲”。這句話我一直記得，因為那時候書剛出版，還沒有任何社會反響，而我們又沒有私交，他卻能這樣定位這部書。還有同僚蔣寅，我們完全是兩個研究方向，但他為《奢華之色》一書撰寫書評，評價它的學術價值和學術創新，對文學研究做出的推進和貢獻，毫無敷衍之辭。總之，文學所同仁的認可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文學所的寬容，展現在它尊重、支援和認可我的選擇，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信任。二〇一一年我應邀往法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打算借此機會參觀歐洲各國博物館，那一次文學所為我出了一半的往返路費，而這一趟考察并不是公派。這件事過去了很久，有知情者告訴我，在讨論準許經費的會上，劉躍進說，經費可以放心批給她，你就是讓她玩兒，她都不會去。在會計那裡報帳，她們也不會一張張細細檢閱發票，她們相信我的發票除了書就是書，不會有别的。這種信任真是非常難得。前面說過，文學所給了我一個寬松的研究環境，最大的信任和最真誠的支援，在我心目中文學所從來是一片陽光燦爛，我是以能夠潛心研究，專意著述。
此外還有一個職稱評定的問題。按照院裡的規定，沒有學曆者一律沒有資格參評，破格的條件，是著作獲得省部級二等獎以上，或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古詩文名物新證》出版後，經文學所力薦，獲得社科院第六屆優秀科研成果專著二等獎，獲獎當年即評上研究員。退休之前，也是所裡推薦而得以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文學所組建古典文獻研究室，我被任命為室主任，編制為四人，分為四個方向：名物研究、敦煌研究、目錄版本研究、古文獻研究。名物研究就此正式納入文學文獻研究的範疇。受命之初，我向所裡送出了一份本室學科建設的想法，其中包括“詩歌名物圖說”的編纂。劉躍進回複說：“你的設想非常好，切合實際，具有學術和實用雙重價值。我全力支援。我建議可以先申請嘗試。書名可以斟酌，辭典确實還有點不合适。文學所的圖書問題，也說到我的心裡。這些年來，圖書多有損失，也沒有得到很好利用。今年我們啟動一項工作，先從基本工作做起，即将書目電子化。之後整理出版文學所善本書目。第三步，做一叙錄。”
我的名物研究自始至終得到文學所的重視，日後回顧學科發展史的時候，應該說，是文學所開創了這一新名物學研究的學科，這也是成立文獻室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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