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回，大先生也不辨其真假

魯迅先生一生，前後購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畫像拓片近六千種。先生的收藏不僅數量可觀，其涉獵亦廣泛、系統，有碑刻、漢畫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對漢畫更是欣賞，還向友人許壽裳表達對漢畫的欽慕：“漢畫的圖案，美妙無倫，為日本藝術家所采取。即使一鱗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贊許，說日本的圖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淵源固出于我國的漢畫呢。”

在魯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臨沂的鮑宅山鳳凰畫像，其原石自晚清以來，備受學者關注，且最具争議。

沉睡在鮑宅山的碑刻

魯迅先生不但收藏鳳凰畫像拓本，還在抄錄漢畫像資訊時特别留意“鮑宅山鳳凰畫像”的相關資料。1916年7月16日，魯迅從琉璃廠買回鳳凰畫像拓本兩套，現存三張，其中帶“鳳皇”二字的一張拓本上還钤有“周樹所藏”印。

魯迅對這一畫像進行了詳細考證：“鳳皇畫像，摩厓刻計三處：一刻高一尺，廣一尺六寸，畫一鳳鳥，左方題鳳皇二字，隸書；一刻高廣各一尺八寸，作一鳳，較小于前。又一鳳首左上方題小字一行，雲：‘三月七日鳳。’右方大字一行，雲：‘東安王欽元。’均隸書；一刻高五寸，廣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隸書。在山東沂水西南七十裡鮑宅山。”

早在魯迅之前，鮑宅山鳳凰畫像便被多種書籍收錄，如趙之謙的《補寰宇訪碑錄》等。魯迅在閱讀前人著述的基礎上，加以研究，他還在重訂楊守敬編輯的《寰宇貞石圖》中，收錄了這幅畫像。魯迅先生抄錄鳳凰畫像相關資訊的手稿現藏國家圖書館。

而今，鳳凰畫像原石依舊靜卧在沂南縣銅井鎮三山溝村東南的小山坡上。在一處房屋裡，鳳凰石刻得以妥善保護。推開房屋門，便可看到一組向陽面仰傾的粗粝裸岩，隻見其中兩塊石頭上，以線條陰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兩隻鳳凰。較小一石高約55厘米，寬約50厘米，刻畫一鳥形圖像，圖像寬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長腿，兩翅呈展開狀，圖像左上角刻“鳳皇”二字。較大一石，高約150厘米，寬約140厘米，亦刻一鳥形圖像，圖像僅寬12厘米，左側分别刻“三月七日鳳”“東安王欽元”及“元□”等字樣。從石刻畫體量及形态判斷，較大一圖為雄性“鳳”，較小一圖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陰線刻，構圖簡單疏朗。

這塊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間的碑刻，是如何被發現的？碑帖研究專家張彥生在所著《善本碑帖錄》中，曾寫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裡鮑宅山訪得”。查閱當地縣志等曆史資料，并未記載“鮑宅山”這一地名，興許是碑刻發現地有鄰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訛傳訛，便有了“鮑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訪得鮑宅山鳳凰畫像的同年，金石學家許瀚也得到了該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記中寫道：“顔先生自沂來，捎劉宋鳳凰及東安王欽元題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斷去，不可知其年号，為可惜也。”

“所謂‘元鳳’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虛的僞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縣志》中，以“三山溝西漢元鳳鳳凰石刻”為标題進行了專門介紹，稱“該石刻刻于西漢元鳳年間，是中國現存的紀年最早的漢畫像石刻。此石刻在漢畫及書法界影響甚大，魯迅、梁啟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過此拓片”。

關于鮑宅山鳳凰畫像的争議，焦點恰恰在其斷代上。有學者認為，鳳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來的，而是古人興之所至的應景之作。著名漢畫研究專家蔣英炬教授則持不同意見。他認為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謂鳳凰畫像，既不屬于漢畫像石，也不是漢代的石刻畫像。

“我們探讨漢畫像石的産生或曆史背景時，是以墓葬建築物中出現的石刻畫像這種内涵和意義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畫。從這兩塊岩石上的畫像和題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現的是在右邊岩石上刻的那隻稱為‘鳳凰’的鳥，其他題字都是由它而來。這個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謂鳳凰畫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築物的畫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種漢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義，是以，它不屬于漢畫像石的範疇。”蔣英炬分析。

蔣英炬認為，從石刻中鳳凰鳥的雕刻技法和造型來看，也絕然沒有漢代石刻畫像的風格。山東早期的漢畫像石就是陰線刻，刻的線條較直而勻稱規整，刻畫的形象也較準确。在此附近地區發現的臨沂慶雲山石椁墓畫像，畫像和雕刻技法都顯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規範性，和此鳳凰鳥雕刻的畫像風格截然有别。

“鳳凰鳥畫像雕刻的線條極粗，顯得和畫像不成比例，造型更與漢代石刻畫像相差甚遠。漢畫像石中那些大鳥或鳳鳥的畫像不可勝數，都是高冠翹尾、振翅欲飛的形象。此鳳凰鳥與之相比，有很大差别。這個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鳳凰可能是後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繪畫雕刻的人。”蔣英炬推測。

在“元鳳”二字的認定上，蔣英炬指出，這兩個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為年久漫漶所緻，而是因為刻工差，和那個“三月七日鳳”中的“鳳”字，其繁體的“鳥”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來。更重要的是刻“元鳳”二字作為紀年銘，現在尚無可比的資料。全國發現的有紀年銘的漢畫像石不下數十處，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兩城永和四年祠堂畫像石銘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營南孫氏阙畫像石銘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孫仲陽□□物故，行□□禮，石阙賈直萬五千”。

“可見任何一個漢畫像石紀念銘，都有年月和紀人紀事的内容，絕沒有單刻年号的。因為，在當時為刻此畫像或為造此物而刻的紀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隻刻一個年号，就失去紀年的意義了。所謂‘元鳳’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虛的僞作。”蔣英炬說。

“以美術之力，得以永駐”

從鳳凰石刻的畫像、題字來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亂，起碼有先後三種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謂的鳳凰鳥畫像；二是“東安王欽元”和“鳳凰”七字；三是那隻小鳥或稱“小鳳凰”畫像和“三月七日鳳”以及“元鳳”年号的題字。

“岩石上最先出現的是鳳凰鳥，可能是當地農民石匠偶有興緻所刻的；其後出現的是‘東安王欽元’和‘鳳凰’。從其字迹看，王欽元顯系鄉土文人，名前冠以‘東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經王欽元題字之後，這個鳳凰石刻畫像則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現刻畫和刻字，這多半是當地人故意為之了。那隻或可稱為‘小鳳凰’的鳥，以及‘三月七日鳳’有可能同時所刻，也有可能是對着‘東安王欽元’而刻。”蔣英炬分析。

從鳳凰畫像和“東安王欽元”等儲存狀況來看，石頭雖在野外風吹日曬，刻畫線條、字迹仍都清楚，沒有古老石刻剝蝕的迹象，蔣英炬推測鳳凰畫像的時代在宋、元以後，有可能是明、清時期，“對這種單獨的又不規範的孤例石刻，很難斷定具體年代。”結合這幅畫像拓片的傳出時間，晚清至民國年間，是碑帖商作僞最泛濫的時期。那個“鮑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來的。

“鮑宅山鳳凰畫像根本不屬于漢畫像石，把它推定為西漢昭帝元鳳年間的漢畫像石沒有足夠的證據。我不否認漢畫像石的出現可以在昭帝時期，目前山東地區發現的漢畫像石資料證明，有的可能還要早些。但絕不能把這個後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鳳凰畫像，當作全國有紀年的漢畫像石最早的例證。”蔣英炬說。

正如魯迅在《拟播布美術意見書》一文所道：“美術可以表現文化”“凡有美術，皆足以征表一時及一族之思維，故亦即國魂之現象；若精神遞變，美術辄從之以轉移。此諸品物，長留人世，故雖武功文教，與時間同其灰滅，而賴有美術為之儲存，俾在方來，有所考見。他若盛典侅事，勝地名人，亦往往以美術之力，得以永駐”。

而考究鳳凰畫像的真僞、來龍去脈，也能窺見一段美術史的變遷，這或許也是美術之力的一個次元吧。（大衆日報用戶端記者 盧昱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