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禹祘
編輯 | 向榮
出品 | 貴圈·騰訊新聞立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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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上線的《導演請指教》總決賽，曾贈獲得“年度價值導演”的榮譽。
兩個月前，第一期節目播出。曾贈的父母開着彈幕看完，立刻打來電話，寬慰她不要怕被罵。“有人罵你不要在意，有争議才有熱度，有熱度才有話語權。”這是曾贈第一次大規模曝光，她知道從幕後走到台前的壓力，也知道“作為新人導演，我需要紅”。
2021年冬天，新導演得到的關注突然多起來，兩檔關注這個群體生态的S+級綜藝相繼上線。如果不是參加節目，曾贈、王一淳、錢甯黃的名字短時間内不會為大衆熟知，他們也要繼續經曆新導演群體的普遍困境。
但在節目裡，資金和市場的壓力小得多，隻需要一門心思搞創作，接受觀衆和專業人士點評——這是相對理想化的創作環境。因為在節目之外，新人導演必須承受更多：要平衡個人表達和市場取向；要為了在市場上找錢與合作方應酬；有了合作機會也要小心謹慎，以防掉入版權官司，無法掙脫。
公衆視野之外，還有許多潛在水底、努力争取冒頭的新人。眼下的生活，塑造着他們對電影的了解、他們的創作半徑，甚至他們和電影的緣分有多長。而這些新人導演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在不太遠的未來，中國觀衆能看到什麼樣的電影。
01 倒黴
說服一個導演從幕後走到台前，其實并不難。
顧慮當然是存在的。錢甯黃擔心自己不會說話，不擅長自我展示，嘴笨吃虧。曾贈害怕自己情商低，好惡挂在臉上，太招黑。在節目錄制前一個星期臨時加入的的王一淳，則擔心綜藝節目有寫好的劇本，她作為候補選手隻是來陪跑一輪。
還有很多不自在。這些習慣待在幕後的人，突然要面對鏡頭，直面觀衆的實時回報和影評人的激烈争論，總需要個心理建設的過程。第一次現場錄制，錢甯黃在台上流了一升汗，話筒幾次拿起又放下，磕磕絆絆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自我介紹。那種感覺，他說，“像進入密室逃脫的鬼屋”。觀衆也發現了他的窘迫，發彈幕說，“這哥們，再讓他多說一句話可能就要當場暈厥。”
錢甯黃第一次拒絕女演員時語無倫次
怕歸怕，現實考量壓倒了一切。能在節目中完成短片拍攝、展現才華，是他們職業生涯中重要的機會。
王一淳在短片中，借觀衆之口問片中導演“您都六年沒出新片了，是退出影壇了嗎？”這句話指向的正是她本人。六年前，她憑處女作《黑處有什麼》在FIRST影展奪得最佳導演獎，在當時的媒體報道中，這是個“絕望主婦用電影找回自我”的勵志故事。
節目裡的王一淳總是帶着藏青色的報童帽，細碎的劉海壓在額前，配上方框眼鏡，很有文藝範兒。但實際情況是，法語專業的她結婚後就脫離職場，當起了全職主婦，日常的社交圈，不外乎在小區裡、早教班上遇到的各類媽媽和各種保姆。
她斷斷續續用十年寫了第一個劇本，又在家人的支援下自費300萬拍成電影。影片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發生在河南某飛機廠家屬區内的連環少女奸殺案，被姜文評價為“少有的那麼沉着、那麼壞、那麼荒誕”。她是以成了備受關注的新銳導演，活動範圍也擴充到柏林、悉尼、新加坡的國際電影節。
但很快，她陷入長期沉寂。節目裡王一淳的初賽短片《阿基米德的晚餐》中，有一個名叫毛乎乎的鍋蓋頭小男孩。這是她第二部長片《綁架毛乎乎》的小主角。《綁架毛乎乎》看起來有着不錯的開局，2018年獲得上海電影節創投單元最具投資價值項目，又成為2019柏林國際電影節創投單元中國唯一入選項目。
但它至今沒有上映。
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王一淳不停反思。趕上創作環境的變化，又趕上疫情，行業沒錢了，曾經想要合作的公司反水，“反悔的時候，為了撇清責任對你各種诋毀，不僅要拿回錢，還要倒打一耙，給他們免費幹了一年多，倒貼了150多萬。這種事都趕上了。”她對《貴圈》說。
她有時候也在想，隻有我一個人那麼倒黴嗎？
“倒黴”是許多知道錢甯黃經曆的人，對他的打趣。他的第一部作品《蛋黃人》最初是樂視的定制劇，特效做到中途，“樂視垮了”。後來和優酷達成協定，“章馬上就蓋到合約上了，結果高層變動”——優酷原總裁楊偉東受賄案被揭發，發行計劃再度擱置。一直等到2019年，《蛋黃人》上線，此時距離他開始做這部作品，已經過去了4年。
《蛋黃人》也是一個和“黴運”有關的故事：屌絲大學生李緻遠被心儀女神當成閨蜜，又患上癌症。之後被神奇生物入侵身體，開啟了一段逆襲之旅
錢甯黃33歲，微胖，每次焦慮、犯困的時候，總是習慣用手揪住後腦勺的一撮頭發，不停地繞。他不願意在節目中過度渲染這些經曆，也不願意打造“倒黴人設”，“畢竟還有很多導演比我倒黴，遇到的事情比我更坑。”但他還是把部分現實投射到作品《奧斯卡最佳短片》中：幹涉創作的大牌演員，被資料掣肘的創作，以及導演遲遲難以出頭時的自我懷疑——片中，導演沮喪地蹲在片場，念叨着“我都已經三十歲了，連個短片都拍不好”。
2012年，在南加大電影學院學習動畫時，錢甯黃的紀錄片作業《為什麼中國男生泡不到美國妞》走紅網絡，3天點選超過100萬。後來有平台給他發了3000塊獎金，這是他第一次靠拍影片賺錢。
2013年畢業回國時，錢甯黃意氣風發，好幾個電影公司抛來橄榄枝。那正是内地電影市場快速發展的時期，熱錢不斷湧入，産業規模節節攀升。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影視行業以近28億元的融資總規模位居首位，有人預測“2014年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影視年”。
有才華的新人導演更是投資人眼中的潛力股。“從融資到開拍還挺容易的，大家都在搶你，也不知道他們為啥搶。”錢甯黃回憶。
同樣是在2014年，走出北京電影學院校門的曾贈，帶着高分畢業作品《明月的暑期日記》受到業内關注，投資人排着隊等着見面談合作。她對《貴圈》回憶當時的氛圍，“好像所有的機會都敞開大門。就覺得未來一定很好，自己無所不能。”
春風得意的時候，北電退休教授江世雄叮囑她，“要學會面對高潮，以後肯定也會面對低谷”。
02 刹車
沒想到低谷這麼快就來了。2016年以後，電影市場進入“刹車期”，票房增長從2015年的47%降到14%。
泡沫退去，市場的變化真實可感，資本開始向大導演背書的頭部項目傾斜，年輕導演的項目接連被砍，舉步維艱。錢甯黃嘗試過改編國外高分IP、參與孵化了各種項目，但都遲遲沒有成果。
來《導演請指教》是錢甯黃在家裡蹲了六年後第一次拍片。曾贈的同學德格娜的賦閑期稍短一點，四年，她在節目中感慨“手有點生”。
作為此次節目專業鑒影組嘉賓的導演楊超也很感慨，這樣一批優秀的導演至今還處在瓶頸期，按理說“他們年輕，應該更快。”從1993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算起，楊超從業二十餘年，深切感受到這幾年的市場退潮，留給新人導演成長曆練的機會也随之變少。“如果無法及時拿出可以擊中市場取向的劇本，幾次沒有打中，和資本就難以連起來。”他對《貴圈》分析。
2016年，曾贈與文牧野、路陽等人一起，成為甯浩“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簽約的首批青年導演。當時，十位新人導演中，她的電影進展最快，第一部長片《雲水》已經建組。曾贈一度因為緊張哭泣，甯浩安慰說：“不就是拍個電影嘛。你現在拍的片子永遠是為下一部做準備。”
《雲水》2018年在節展上映。此後三年，曾贈卻沒有等到“下一部”。她喜歡的項目、獲得過肯定的本子，市場未必喜歡，有些項目推進到一半又被放棄。追問起來理由總是“太文藝了，選材有問題，票房也不會太好”。
近些年，新人導演習慣把希望寄托在各大影展的創投會上。在那裡，專業評審的意見左右着影片的命運。這種“業界評選”的機制呵護、鼓勵着導演的個人表達，也造成了同質化文藝片盛行，題材和表達越發與市場偏離的現象。
從業内認可到市場買單，标準往往存在巨大差異——第二部長片能否成功，或許才是一個導演是否真正走入主流的标志。“主要數量的年輕導演不應該聚焦在藝術電影上，”楊超說，“而應該在類型片上。”說白了，電影是導演的作品，更是需要有人買單的産品。
曾贈不排斥類型片。她拿過不少專業獎項，技法無可指責，口碑也算不錯，但她被定性成隻能拍“女性的、小衆的、緩慢的、文藝的”題材。想要争取更多機會，卻被制片人以“太文藝”擋在門外。
被拒絕多了，她也想通了一些道理：“未必是你的表達不真誠或者是表達沒做好，可能就隻是你說的東西無人關心。”她努力尋找和觀衆的連接配接，經常蹲守在視訊網站評論區分析觀衆喜好，試圖總結一些來自使用者的經驗。
她時常調侃自己，“出道7年，歸來仍是新人導演”。“新人”這個标簽像是把保護傘，似乎可以化解那些尴尬、窘迫、困頓的時刻。錢甯黃覺得，“反正前面做的作品隻要沒有特别牛，我就都說自己是新人導演。”王一淳說得更直接，“所謂新人導演，不就是你沒名氣嗎？”
沒有名氣，缺少機會，遠離市場，就自然無法靠拍片養活自己。問一個不成功的導演最近在幹嘛，回答肯定是“寫劇本”。曾贈說這是“特别讓人難受的段子”，但事實确實如此，“對，我正在寫劇本。”
楊超觀察，視訊網站興起後，導演專業的學生畢業後去拍網劇、網大的特别多；少部分在拍廣告，隻有更少部分在堅持做電影、寫劇本，等待被創投選中。
電影項目孵化的過程往往以年計時，過程中沒有收入，新人導演隻能靠其他方式謀生。很多人都有兼職，有的在影視公司做編劇，接一些小活兒；如果會攝影或者會美術，就進别的組幫忙。這些工作占據了大量時間精力，能同時堅持創作，往往需要強大的自驅力。
03 錢
錢當然很重要。
提到導演的成功标準，錢甯黃第一反應是，“要能賺錢。未必是賺大錢，總要能覆寫拍電影花的錢。”現在，他的日常開銷一部分靠劇本開發的收入，一部分靠家裡接濟。
《2019-2020中國影視行業青年創作者生态調查報告》顯示，33%的新人導演啟動處女作時，主要資金來源是存款和親友籌資。啟動後，50%的項目夭折于資金問題。
忻钰坤2013年拍攝第一部長片《心迷宮》時，制片人任江洲為了籌錢，回老家找開大理石礦的遠方表哥、找曾經赴泰國商務考察團的同伴、找一起參加發改委文化創意總裁班的同學求助。他在快餐店從早坐到晚，一條條發短信借錢，2萬、10萬、20萬，一點點湊足電影拍攝資金。
錢來之不易，是以更要掰碎了花——請不起專業演員就用素人，甚至直接找家人。客串也是節約成本的常見方法，王一淳拍攝《黑處有什麼》時，錄音組老大客串了片中賣冰棍的猥瑣大叔。她自己也屢屢走到鏡頭前，還在演員敲不下來時，做好了親自上場演女主角的心理準備。
她的兩部長片，都是自籌的拍攝資金，“不怕得罪人地說，這個行業壁壘森嚴，我相當于花了點錢把這個壁壘敲破了一個小口，争取到一個表達的機會。”
光有錢也不行。
王一淳是半路出家，沒有專業院校裡積累的人脈資源，入行時“兩眼一抹黑”。劇本尚可以自己完成，但到了片場，“用光、角度什麼的這些都隻能講感覺”。一個劇組動辄上百人，她組建團隊隻能“不停碰運氣”，不停試錯，不停被騙，不停交學費。但在節目中，有業内頂尖的制片人幫忙，她隻需要專注創作就夠了。
這是最最理想化的導演工作，她稱之為“托管式拍片”：背靠平台的頭部綜藝，配置了現成的團隊，還天然帶有流量和關注；演員由節目組去談片酬和檔期，不用導演操心。市場、營運、宣發和團隊的問題都解決了，相當于給導演減輕了一多半壓力。
甚至錢都不是問題。和節目制片人争取拍攝預算，也就是一場會面、兩通電話、幾次推拉就可以解決。偶爾還會有愛惜人才的前輩自掏腰包送上補貼——拍攝第二階段短片《觀察者》時，錢甯黃預算超支刷爆了信用卡，陳祉希知道後立馬幫他填補了超支費用，李誠儒又轉賬6萬以示支援。
可現實遠比節目殘酷得多。這些年，楊超見證了大量形态各異、野蠻生長的新人導演。剛畢業的電影學院學生，想要攢劇組、拍短片尤其困難，他們于是形成了各自的小江湖。在平遙，在FIRST，在各大電影節的創投會以及各大藝術院校的畢業學生中間，有一個相對松散的群體，可以在裡面找到能幫忙的各種人。這些人在沒有進入市場之前，會用相對便宜的成本、最基礎的裝置去完成項目，一邊兼職一邊堅持，等待創投獎項的肯定，以及一個與伯樂、平台、市場連接配接的機會。
就算有了代表作、走進主流視野之内，導演們更多的時候也要自己去市場上找錢，去社交。這是很多創作者都不具備的能力，是以也逐漸發展成另外一種淘汰機制：讨人喜歡的逐漸占領資源，内向的離機會越來越遠。
04 一個職業
見到錢甯黃那天，他正在機房為最後一個短片趕制後期。他捧着電腦窩在沙發裡，聊天時不自覺地走神。“我一邊和你們聊，一邊想這個片子要怎麼辦。”以前處理類似短片至少要一兩個月，現在被壓縮到幾天。在他過去的經驗裡，推進一個項目，一拖可能一兩年就過去了，也見不到成果。但參加節目的三個月，他拍了四部不同類型的短片。長期沒有産出的空虛感，被快節奏的綜藝競技一掃而空。
強壓有時能激發額外的創作靈感。第二階段影片開拍前三天，王一淳臨時決定換劇本。此時演員已經敲定，道具都已出庫，景勘完了，就差開拍。但考慮到現有的故事不貼合“腦洞大開”的主題設定，她咬牙決定推倒重來。
最終的成品是獲得第二階段全場最高分的《音樂之聲》，用蟑螂視角講述的親情故事。王一淳自認是容易拖延的人，平時在書桌前一坐坐一天，刷刷手機，看看電影，再随便寫幾筆，磨蹭一下，稀裡糊塗幾個月就過去了。但現在，“我好像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
決定做導演之前，曾贈試探過很多方向。她高中時入圍過新概念大賽，但因為不确定以後要不要以文字為生，沒去參加複賽；她還學了六年聲樂，但也不确定是否想當歌手。她學過很多東西，但似乎都不足以和他人建立連接配接。有時候，她想跟人分享某一刻的感受，但文字寫不出來，聲音表達不出來——直到有一天她發現，拍電影可以。
“好像隻有這份職業我堅持最久。”曾贈說。
每次采訪，王一淳都要不停解釋一個家庭主婦為何突然決定做導演。“那不是很正常嗎，又不是想去掏大糞。”她說這不是個多麼重大的決定，拍電影像是給自己争取到一個職業、一次表達的機會，“隻不過争取到的有點晚了，歲數有點大了，精力不夠旺盛”。和其他新人導演不同，王一淳要面對年齡和經驗帶來的短闆。前段時間，她看了一段《長津湖》的片場視訊，感慨徐克導演對現場排程的精準控制，什麼時候放炮，射程、時間點，一切都在他的掌控裡。
經曆過現實敲打的人，往往更能厘清理想主義與專業主義的尺度，厘清夢想與工作的界限。導演是一份工作，做這份工，既有創作者自我表達的高光時刻，也要承擔工作背後的瑣碎和苦惱。楊超也提到，近幾年畢業的青年導演們更現實，對環境的感覺更強。即使投身影視行業，他們也能以更平和、更職業的心态看待這個工作，少有人像上一代那樣，追求某種“使命感”。
結束了《導演請指教》四個月高強度的錄制，王一淳還有《綁架毛乎乎》的後期要完成。錢甯黃的《蛋黃人》和《人人都愛查爾斯》的長片計劃正在推進，他在節目中充分展現了作為類型片導演的潛力，已經有頂級科幻IP向他發出邀約。至于“年度價值導演”曾贈，早在第一輪短片《愛情》放映後，就有很多愛情片項目向她伸來了橄榄枝。
曾贈過去曾開玩笑說，一輩子隻想拍三部電影。第一部拍長片，完成導演身份的自證。第二部，要證明自己是個好導演。但好導演的标準是什麼？由誰來定義？一次榮譽能證明嗎？獎項或票房能證明嗎？她還沒有答案。
至于第三部，則是什麼都不想的個人創作。但這是以前的想法。現在她沒有規劃，在可見的未來她願意一直拍下去。“我是導演，我需要待在現場，我需要一直工作，這才是我的價值。”
（來源：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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