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被定性為“仁政愛民”的典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永不加賦”。其實，“永不加賦”更多的是一種“真誠”的政治姿态，用以收拾人心，直到乾隆年間才真正地實作，雖然永不加賦，但可以加别的稅賦嘛。
康熙“仁政”，更多的是對官員的關愛
康熙清醒地認識到：漢人的政權運作體系和做事方式方法，将成為政權生存的基礎；旗人則是這種政權生存的保衛者。是以，康熙對于這兩方勢力進行了有效地整合。
然而，康熙皇帝表面上做了六十一年的皇帝，實際上，康熙前三十年的時間，都是在為了保衛皇權而鬥争着。後三十一年，才真正地将治國安民放在核心位置，并有時間和充分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治理國家。
康熙八年之前鳌拜親政，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亂，二十七年的南北黨争等等，都對皇權産生威脅。由此，康熙采用了曆史上的皇帝們的一貫手法——重才不重德。
在吏治整頓上，康熙比其父親順治差了很遠。從這個意義上說，康熙朝在走下坡路，但萬事萬物不能割裂開來。
雖然吏治在逐漸腐化，但因為民間百姓的生活在逐漸安定，以及康熙在有關民生政策上的措施開展，吏治腐敗的速度低于民間百姓對安定生活追求并實作的速度，康熙朝仍然處于上升狀态。
在吏治創新上，康熙基本上屬于守成并沒有多大的創新，亮點不多
康熙對上訪制度的極端——告禦狀，雖然比較支援，也對風聞言事表示肯定。但在其随着統治穩固愈發排斥了。在這個問題上，有些需要我們說明一下。比如“風聞言事”被現在的人諷刺、否定，但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古代社會，沒有現在的先進偵查手段，你讓監察官員怎麼做？
“風聞言事”曆史非常悠久，兩晉時期就已經形成了制度性規範。風聞包括歌謠、民謠、謠言、诽謗等。這裡的謠言是指民間對于政府、政治的評論，并無貶義。
什麼叫做“風聞言事”？
王安石對此進行解釋：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谏官、禦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此是許風聞言事。
簡單地說就是：不管你的消息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隻要是有關官員經濟、生活作風等方面的問題就可以彈劾。即使後來證明是虛假的，那麼，彈劾官員也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也不是所有官員都可以進行風聞言事，隻有監察官員可以。在三國時期，魏國就規定隻有禦史才能夠執行此種權力。明清時期則是六科給事中、各道監察禦史。除了禦史外，一切舉報都要走正常正規途徑，而且舉報不實就會受到懲處，更不允許匿名舉報。
“風聞言事”為何在晚明出現那麼大的問題
之前，許多人常以晚明言官把官場弄得烏煙瘴氣、互相攻诘、甘為政争的工具。但是，問題有二：
一：晚明官場已經徹底腐敗，作為官僚體系中的部分，禦史言官也不能免俗。是以，這并非風聞言事這項制度出了問題，而是整個晚明官場出了問題。禦史言官也僅僅是官場的一員，盡管他們是捍衛官場風氣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整個官場出了問題，言官自然不會獨善其身。
二：風聞言事有利于提前介入，可以使案情更快明了，将危害性降到最低。
因為，凡是貪腐的事情必然較為保密，如果沒有内部人員舉報很難偵查得知。然而，風聞言事這種事情其實就是空穴來風，或者是行賄受賄、貪腐的相關者無意間走漏了風聲被人知道，或者是見證了龌龊之事發生過程的人，或者是其他一些情況，這些人通過小道消息，在茶館酒肆、在戲院書館有意或無意中透露出去，進而形成街頭巷尾的談資、童謠等。
由此，作為風憲官的禦史們自然要上報，這是他們的職責，更是反貪腐的一種手段。即使現代社會，如果檢察機關、紀檢人員聽到群衆大面積的談論某人貪腐，難道不主動介入嗎？
當然，這種風聞言事，也可能是一種打擊報複。但隻要認真執法、嚴格執法，就可以得到控制，這也是為什麼古代社會這一制度一直存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