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馮天瑜一起共讀《長江文明》，探求長江文明的曆史角色

“長江流域人文興盛，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下正在創造更加壯闊的現代文明。試看今日之環球，長江正輝耀于東方。”

——《長江禮贊》 馮天瑜

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馮天瑜，長期從事中國文化史和湖北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作為湖北籍學者，馮天瑜十分注重在文化研究中彰顯地域性，數十年來，他緻力于辛亥武昌首義史和張之洞研究，撰成《辛亥首義史》《張之洞評傳》等有影響的著作。

即便近年來疾病纏身，馮天瑜依然“以守護文化為職志”，于病榻上筆耕不辍，潛心治學。他與弟子馬志亮、丁援合著的新作《長江文明》，滿懷家國情懷與家鄉情結，曆經三年多的編寫，在中信建築設計研究總院支援下，于2021年9月正式出版，是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又一重大科研成果。

2021年歲末，圍繞《長江文明》這本新著，湖北日報全媒記者與三位作者展開對話，希望從長江文明的發展曆程出發，一窺長江流域自然興盛、人文荟萃的盛況，重新定義長江文明的曆史角色。

剖析長江全流域自然與人文

記者：《長江文明》是一本什麼樣的書？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馮天瑜：《長江文明》搜集長江流域100多張圖檔、圖表，結合大量史料、資料，以中正平和的态度，圖文并茂的形式，對長江流域的自然與人文進行了全方位介紹，并曆數了世界其他大河文明的發展曆程與特征，與長江文明進行對比辨析。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對長江流域的認識和考察也是逐漸形成的，這本書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打破區域阻隔，從中華文明的高度重建立立對長江文明的整體性認知，詳解長江、黃河并立的文明格局，定義長江文明的曆史角色。

丁援：《長江文明》從時間、空間、自然、文化多個次元講述，同時又簡明、易讀、豐富、權威，是面向大衆推出的文化讀本，一書通曉長江文明分支及核心。在長江文明的統一概念之下，這些珍貴的曆史文化遺存更成體系，是以《長江文明》也是剖析長江全流域自然條件與人文理路的書籍，對長江地區未來的文化與經濟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記者：您在書中提到，北緯30度線是“人類文明發生線”，為何北緯30度線兩側成為古代文明搖籃？相較于其他大河流域，長江流域又有哪些得天獨厚的優勢？

馮天瑜：溫帶—亞熱帶成為文明先發地是不争事實，而北溫帶偏南的北緯30度線附近，因兼具充沛的水熱條件，成為最有利于文明發生發展的地段。這裡并列誕生了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四大文明皆誕生于能夠為農業生産提供持續保障的河川附近，擁有各自的母親河：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印度河與恒河，以及長江和略偏北的黃河。

長江流域位于東亞大陸，西部聳立的橫斷山脈、青藏高原，将來自太平洋溫暖濕潤的東南季風攔在其東部，形成了一塊北緯30度線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帶，使之具有充沛的淡水與豐富的熱能，故長江流域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文化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

就大河與文明延續的關系而言，長江流域也較尼羅河、兩河和印度河為優。兩河流域四通八達，很早就成為古代中東各民族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明競技場，幾起幾落，最終無法阻止文明的中斷。而長江流域所處的東亞地區，地形相對封閉，因流域内部交通不便，上遊（巴蜀）、中遊（荊楚）、下遊（吳越）居民的活動區域相對固定，早期文化在各自相對獨立地發展了一段時期後，最終互相融合并彙成中華文化的海洋，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在此後的曆史程序中，長江曾多次回護中華文明，使其綿延不絕。

“漫天星鬥”式的長江文明

記者：為什麼此前學界曾推崇“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發祥地”？長江、黃河兩大流域文化有着怎樣的發展軌迹？

馬志亮：原來單一推崇黃河文明的認識，與中國近代考古學起步階段的考察重點不無關系。現代意義的考古學20世紀初展開于中國，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黃河中下遊，仰韶、龍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遺址，以及安陽殷墟等商周故城的發掘，與《尚書》《左傳》《史記》等傳世史典對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黃河流域繁衍的記述相印證，于是進一步強化了國人心目中“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發祥地”的認知。

20世紀中期，考古工作推進到長江流域，一批重大考古發現證明：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比黃河流域時間晚、水準低。20世紀70年代，浙江餘姚發現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馴育稻谷的時間推定為距今七八千年。20世紀90年代，湖南道縣玉蟾岩還出土了距今萬餘年的人工馴育稻谷，早于黃河流域的粟作産生的時間。可見，長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同樣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組成部分，長江也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

兩大流域文化在起初是平行發展的。據長江流域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至銅器時代長江流域各區域的文化也同樣建構起了獨立完整的發展序列。但距今4000年前後，長江流域上遊、中遊、下遊的早期文化全部陷入了低谷，此停滞期出現的原因至今仍為謎題。而到了距今3800年前後，黃河流域所在的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發達的文明形态，成為中華文明總程序的核心與引領者。

記者：相較于黃河流域文明，長江文明如何萌芽，發展過程又有哪些不同？

馮天瑜：文化的演進與自然環境提供的先決條件息息相關，但當人類介入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之後，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則對文明發展起着越來越重大的作用。是以，文化的發展是在自然和人文的互動中向前推進的。長江流域的先民，憑借優厚的自然條件，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自新石器時代起，就創造出各區段文明，如下遊江浙一帶早期的農業文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遊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中遊偏西直達上遊川東地區的大溪文化等等。其文化發生并不比黃河流域晚，水準也各有高下，就馴化農作物時間而言，長江流域似略早于黃河流域。

兩大流域的文化各自獨立起源且模式不同，然後平行發展，呈現不同的面貌。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兩大流域文化都有獨立發展的完整序列。總體而言，長江流域分為上、中、下遊，它們各自發展，分别沿着三星堆文化1—4期，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序列演進。

記者：廣袤的長江流域孕育了哪些文明？瑰麗的長江文明中，荊楚文化經曆了怎樣的發展曆程？

丁援：長江流域廣大，其上、中、下遊自然條件千差萬别，是以長江的曆史發展過程也有很大差異，這樣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區。按上、中、下遊劃分，依次為巴蜀一荊楚一吳越三個大的文化區，分别由上遊的古巴人、古蜀人，中遊的古楚人和下遊的古吳人、越人創造。按自然、社會和人文三重因素分類，則可分為羌藏、滇黔、巴蜀、荊楚、湖湘、贛皖和吳越等七個文化區，這些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都為構築長江流域乃至整個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體格局做出了貢獻。

荊楚文化的分布範圍，大緻在今兩湖及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區。這裡地處長江中遊，江漢平原沃野千裡，洞庭湖、鄱陽湖、洪湖等數以千計的大小湖泊星羅棋布，“魚米之鄉”的美譽由來已久。

荊楚文化的淵源，可上溯到上古傳說時代的祝融、三苗。從文化形态學分析，它具有中原華夏文化與南部蠻夷文化雜交的鮮明特征。

商末周初，祝融部落的後裔、芈姓荊人的首長鬻熊立國于荊山一帶，建都丹陽（今湖北秭歸）。其重孫熊繹在周成王時被封在楚蠻之地，立“楚”為國号，荊楚文化由此而得名。春秋戰國時代是楚文化的鼎盛期。宏妙的哲思、奇瑰的文學、精美的手工工藝和獨特的民俗領異标新，與其他區域文化交相輝映。

秦漢以來，荊楚文化在天下一統的文化交流中得以融合更新，并在東漢末年盛極一時。荊楚處于南北軍事要沖，行政體制的地理分割、北方移民的遷入，以及儒釋道的互相滲透，荊楚文化呈現多文化大融合的趨勢。

随着宋代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荊楚文化加速發展，儒釋道進一步融合産生理學，湖湘學派成為理學著名流派。至南宋初年，張栻主管嶽藏書院教事，從學者達數千人，使湖湘學派形成規模。原本是荊楚文化一支的湖湘文化由此開始蓬勃發展，其經世緻用的學風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傳，并在晚清誕生了曾國藩、左宗棠等一批中興之臣，此後還有譚嗣同、陳天華等改革志士，更産生了一大批革命家。荊楚文化（含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代變化中的“長江觀”

記者：長江徑流廣遠、流域開闊，又作為一道天塹，古來險隔。那麼古人是如何認識長江的？對于長江源頭的認知經曆了哪些階段？

馮天瑜：人們對長江生态狀況的認知有一個由片面到全面、由淺入深的發展過程。古人受限于視野和測量手段，對長江主幹和源頭的認識曆來衆說紛壇，大抵是循着社會發展、生産力水準提高而逐漸清晰的。

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時期，江漢交彙處的江漢平原一帶，早期文明較為興盛，荊楚先民駕舟穿行于雲夢澤的湖泊、河網之中，有感于“漢之廣矣”，産生江、漢誰為幹流的困惑。漢水作為長江最長的支流，是中華文明發祥地之一，自古就有“天漢”“雲漢”之稱。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的風、雅、頌三部分都有涉及漢水流域的詩篇，如《詩經·大雅·江漢》有“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江漢湯湯，武夫洸洸:《詩經·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詩經·國風·周南·漢廣》有“漢之廣矣，不可泳思”等。

及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最早的地理書《禹貢》有“岷山導江”之說，後有續論：“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觞。”古人對于長江幹流才有了初步認識，後世遂多以為長江發源于岷山。

宋代，由于政府在西南地區采取收縮政策，故宋人對大渡河以上長江幹支流的認識往往還不如漢唐。直到明代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章潢在其皇皇巨著——300萬字的《圖書編》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長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長江正源。但遺憾的是，同書卷30中的《中國地理海嶽江河大勢圖》仍有“江雖發源岷山”的論斷，觀點并不統一。

數十年後，明末地理學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直至雲南麗江，經過實地查考，探尋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長，明确指出岷江為長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長江幹流。但因徐霞客并無官方身份，其說法并未被當時的社會普遍認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進制圖技術的逐漸傳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說法，金沙江遂被定為長江源頭。

不過到此為止，古人所謂對長江源頭的認識，還停留在對長江上遊主幹道的判定，真正深入青藏高原，考察長江江源的工作，是從康熙年間開啟的。

康熙皇帝曾多次派專門使臣考察長江源頭，康熙末年，還組織學者首次采用近代測量技術制作《皇輿全覽圖》，繪出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上遊水系大緻方位。到乾隆年間，齊召南著《水道提綱》，對江源水系的描述更為詳盡，認為布曲為正源，當曲和沱沱河為支流。清末和民國時期，仍有科考人員深入江源地區，但受限于複雜地理條件和惡劣氣候環境，又缺乏更先進有效測量手段，對長江源頭的認識并無突破。

記者：在中國的近現代化中，長江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

丁援：長江從雪山走來，奔騰東流，傾注大海。但在近代紛繁複雜的全球化浪潮中，它卻演變為一條自東向西推進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文化線路”。

鴉片戰争之後，國門被迫打開，西方列強沿長江逆流而上，強行闖入中國封閉的内陸。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他們将沿江通商口岸自上海向西推進至上遊的重慶，進而将長江流域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并依托次第開放的沿江口岸建構起一條聯系緊密的長江近代航線。

這條對中國曆史影響至深的近代航線，并非僅僅便利了西方資本對中國内地的經濟擴張，同時也極大加強了沿江城市之間的聯系，擴大了沿江港口與腹地之間的經濟互動，并自東向西傳播着西方的文化與制度觀念，開闊了内陸群眾的眼界，令中國近代文化得以沿着長江不斷向西推進。于是，這條西方列強為攫取巨額商業利潤而打通的長江近代航線，也在事實上成了傳播近代文化的“文化線路”，深刻地改變着沿江乃至更遙遠内陸地區的社會面貌。

記者：進入長江文明發展新階段，我們該如何保護長江？

馬志亮：作為滋養并屢次回護中華文明的母親河，長江流域不僅是我國國土空間開發最重要的東西向軸線，也是最重要的生态安全載體，為了保護好母親河，維持中華文明的持久生命力，我們必須樹立“在保護中開發”的新理念，規定并嚴守生态保護紅線，加強生态環境重大工程的實施，加強長江沿線綠色生态廊道的建設，確定長江流域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生态安全。

當下中國已經把修複長江生态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5年來，“生态優先，綠色發展”的理念已經為長江沿岸的廣大幹部群衆所了解和接受，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成為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前進方向，長江流域水生态環境已有所改善，但總體形勢仍然很嚴峻，沿江水污染高風險産業仍然存在，水生态系統的破壞仍然嚴重，水生态安全依舊難以保證。各省市仍需進一步加強合作，繼續健全水生态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體系和規劃體系，持續完善水生态保護體制和協同保護機制，加快建構水生态檢測監控體系。長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設任重道遠，必須按照新時期的治水方針，堅定不移的推進“生态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子，引領中華文明健康向前邁進。

（來源：湖北日報）

【編輯：張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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