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學家羅歇·凱盧瓦在《人、玩耍與遊戲》中說，要對一個文明加以診斷，可以從其中最流行的遊戲入手。而對美國文明的“診斷”，不管是文化批評家還是賭場大亨，都認為拉斯維加斯是最好的研究對象，“拉斯維加斯之是以存在，是因為它是美國的完美縮影。”美國賭場大亨史蒂夫·溫曾如是說。
1967年，著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從紙牌研究入手，對拉斯維加斯賭博現象做了民族志研究。為了做好研究，戈夫曼曾在拉斯維加斯做21點遊戲的荷官，并最終被提拔為賭區經理。他對美國文化“診斷”的結果是，在官僚科層體制日盛的現代社會，公民們早已失去了在公衆風險事件中展現自身人格的機會，而這種對于“行動”或說重要活動的生存式渴求，正好可以由賭博來滿足，因為賭博可以“讓玩家沉浸在人生的無限可能之中”。
到了1990年代，賭博行業在美國進入爆發式增長階段。紐約大學文化人類學副教授娜塔莎·道·舒爾再次将研究目光投向拉斯維加斯，這次她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在很多地方都合法的老虎機。此前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中，它被認為不值一提，比如凱盧瓦就認為，老虎機是“一種荒謬的、帶強迫傾向的遊戲，而且有輸無赢”。
通過在拉斯維加斯的大量深入訪談，娜塔莎·道·舒爾呈現出之前學者們沒有注意到的現象。用訪談者莫莉的話來說就是，賭博不是為了赢錢，而是“為了繼續玩下去：為了待在機器的‘迷境’（zone）裡，把其他一切都忘掉”。一位名叫蘭德爾的電子技師也說，賭博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樣，展現了一種空手套白狼的欲望，對他來說，賭博就是為了追求“空無”，“坐在機器前，你一切都可以忘記，甚至忘記自我”。有醫科背景、在一家賭場當荷官的莎倫說得更透徹，賭博要麼是赢要麼是輸，她心知肚明且并不在乎。老虎機于她而言，是保證了一個與“人類世界”絕緣的安全區，而“人類世界”對她來說是一個喜怒無常、時斷時續、缺乏安全感的地方。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裡，一方面是形形色色沉迷于賭博的人；另一方面則是圍繞賭博行業而忙碌的各種公司、程式員，甚至數學家。不管是想方設法營造賭場的環境和氛圍，還是通過技術手段得到持續的“賭博生産力”，抑或調整程式控制機率，目的都隻有一個，讓人在賭場中進入“迷境”狀态舍不得出來。
娜塔莎·道·舒爾的訪談和研究，最後成為《運氣的誘餌：拉斯維加斯的賭博設計與失控的機器人生》一書。她也想借此探讨美國過去20年裡機器賭博快速擴張所産生的重要影響，尤其是人類正在進入人機互動越來越密切的曆史性時刻。“電腦、電子遊戲、手機、iPod等科技産品成了每個人管理自己情緒狀态的工具，并且為我們在自己和世界的不确定性與憂慮之間制造了一個緩沖區。探讨賭瘾者與老虎機之間的深切糾葛，不僅僅是對這種特定成瘾現象的個案研究，它還提供了另一些線索，有助于了解我們在更廣闊的生活‘迷境’裡面臨的困境、趨勢和挑戰。”
《運氣的誘餌》的責編趙雪峰說，這本書也可以讓讀者進一步感受到“大工業對個體的輾軋”，“我們都知道營銷、算法、大資料對人的掌握和操控，但具體是怎麼實作的，又到了什麼地步，其實并不清楚。從書中賭場裡使用的虛拟轉輪映射技術、玩家行為追蹤和引導、實時加載适合當下玩家的難度以‘鈎’住他，等等，可以知道20多年前的世界為了讓人上瘾，技術已經發展到何種程度。那今天呢？”
第一财經：應該怎麼了解賭瘾者在老虎機前的“迷境”感覺？
趙雪峰：迷境（zone）的感覺是一種“結界”式的東西，單調重複的老虎機式遊戲，配合着賭場環境、機器營造的時間停止感，能讓玩家忘掉追逼自己的煩惱，無論是自己的慢性病，還是家人的苦惱、感情的失意，等等。其實我們平時打遊戲、追劇甚至慢跑、趕工的時候，也會有“做完這部分再去上廁所”的心情，“迷境”之是以形成，有賴于它能營造順滑感、穩步感、控制感等。
第一财經：探讨老虎機成瘾的過程中，作者詳細寫了人與機器如何在互動中一點點使人賭瘾加劇。随着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人與電子産品的互動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電子和網際網路産品也如同老虎機一樣非常重視使用者體驗，用“更新打怪”的爽或者算法推送來滿足使用者喜好。是否可以說，老虎機的成瘾模式其實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類似應用場景？
趙雪峰：作者沒有提博彩業的這些思維在網際網路時代的複興或者說遷移，隻是在講戒斷互助的時候提到，萬物皆可成瘾，從偷竊、藥物這樣的負面内容，到健身、加班這樣的正面内容。媒介的形态千差萬别，但人心卻不外乎那些規律，都脆弱，都憧憬順滑、代償、逃避等。博彩業當然是了解和施用算法設計、使用者體驗、資料追蹤等産品和營銷技術非常早的一個行業，在拿捏人心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而拿捏人心當然也是各種面向C端的行業所追求的：盲盒讓你覺得會中“大獎”，績效讓你誤以為自己有控制力，直播間購物車讓你順滑點選毫無卡頓，各種消費品的廣告為你營造想象中的美麗故事……
第一财經：知識和技術本該是推動人類文明的工具，但它們卻在賭場中與時俱進，讓人深陷不已。這是否再次說明“機器倫理”和“技術倫理”的重要性？
趙雪峰：書裡的“市場比對”部分其實有兩條非常有趣的線索。
第一，戒賭的技術和引人沉迷賭博機的技術其實是一套技術，類似于用抱有善意的PUA技術來把人從抱有惡意的PUA技術那邊拉過來。你沉迷賭博機的順滑、包裹感、控制感，那我用互助小組、現實生活任務這些東西給你營造替代品。這樣做的目标也不是追求戒賭，而是讓人别花錢太多。參與戒斷項目的人自己也會衡量，我是參加項目花錢/時間更多，還是去玩機器花費更多，後者不如前者劃算時，才選前者。
第二，博彩業公司早期非常善于鑽法規空子，畢竟規則都是後生的，“野蠻創新”來得很快。可是漸漸他們自己也發現，PUA也要張弛有度、可持續；在社會輿論和長遠客戶規模的雙重制約下，他們也搞行業自律，提倡“負責任賭博”，細水長流而不搞竭澤而漁。
書裡這兩條線索似乎都在展現幾個觀點：一、技術本身是中立的，就看你怎麼用；二、無論個體還是機構，其“人性”都禁不起試煉，有空間都會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三、隻要足夠理性，時間足夠久，各方的利益碰撞足夠充分——這些當然都是很理想化的條件——事态會恢複到一個合理狀況。當然，現實中各方力量并不平等，時間和資源也不無限，放任自由“振蕩”可能會恢複到平衡，也可能會滅絕。
第一财經：一般人會覺得，有賭瘾的人是貪圖财富且缺乏自控，但進一步深入之後，研究者發現，玩家都很清楚自己會輸錢，他們也遭遇了很多生活磨難，賭博背後其實有更為複雜的社會問題。要真正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比讓他們戒賭瘾更難。
趙雪峰：如前所述，人總免不了有心理的脆弱點，而這個普遍性的問題是否能克服？本書也許不太樂觀。因為這種問題根植于現代社會的基礎倫理中：精算化個人主義。個體為自己的一切行動負責，并預測一切行動的後果。但是小小個體的腦力、資源、生命都那麼有限，怎麼能承擔如此大的不确定性和責任重壓？在這種情況下，各種逃避就很難避免，不是逃向賭博機，就是逃向加班。是以與其說我們（準确說是“他們”，因為中國内地沒有合法的賭博業）的任務是幫賭博成瘾者重整旗鼓，再融入社會，不如想想怎麼在“精算個人主義”的既定大架構下取得平衡，有逃避的需要，但不至于瓦解現實生活。因為個體的普遍垮塌會讓全社會不可持續，是以個體、機構、社會之間要看到互幫互助的長遠意義，不能都自掃門前雪，悶聲發大财。尤其是現代社會，高度承壓的個體太艱難了，一味督促甚至批評任何個體的“脆弱”“失德”都是冷血的，我們應該更多思考怎樣去呵護、幫扶個體，而不是污名化乃至打擊個體，推行社會達爾文主義。
《運氣的誘餌：拉斯維加斯的賭博設計與失控的機器人生》
[美]娜塔莎·道·舒爾 著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理想國202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