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羲，開縣人， 号雨亭， 生于1818年。1873年升任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當時日本預謀進犯，李宗羲加強江防建設，使得日本不敢輕舉妄動。後慈禧太後決議大興土木複修圓明園，李宗羲兩次上書勸阻未被采納，便托病在家休養。開縣與東鄉毗鄰。李宗羲接旨後，馬上安排次子潛入東鄉暗訪，獲得“東鄉血案”的真相。随後，李宗羲本人又帶随從一名以省親為名前往東鄉縣中河各場密查暗訪，曆時兩月，目睹多處民房成為廢墟，山野新冢壘壘，路少行人，很多田地荒蕪。掌握了确鑿證據，李宗羲認定“東鄉血案”确系冤案，于六月據實上奏。四川相關責任人為開脫罪責，竟編造僞證，指使李有恒之母易氏赴京為李有恒、孫定揚等鳴“冤”，反誣李宗羲“與袁逆有親誼”，“收受鄉民賄賂，并未親臨詳查”。
值此胡疑之際，朝廷收到另一位名臣張之洞的奏折。張之洞曾任四川學政，光緒二年（1876）夏到綏定府主持府考（秀才），東鄉縣大多數考生的答卷上寫的都不是考題内容，而是東鄉血案詳情，以此拒考，并為死難鄉民申冤。其後，張之洞綜合考生所陳情節，結合綏定民間議論，寫了本折子,奏稱“……此案之查辦由于濫殺，濫殺由于誣叛請剿，誣叛請剿由于聚衆鬧糧，聚衆鬧糧由于違例苛斂……”
最終，慈禧太後采納了李宗羲的調查和張之洞的奏疏。光緒四年（1878）10月10日，刑部審結全案。判定：袁廷蛟并非叛逆，衆寨民自非叛黨；孫定揚、李有恒斬立決；雷玉春等革職；涉案“局紳”發配邊省服苦役。這個時候，袁廷蛟及其子能柏還關在成都獄中。至于袁氏父子如何處置，清廷君臣上下心計相通。四川總督丁寶祯暗令手下在獄中将袁氏父子密殺，然後以“病死”上報。朝廷再鑄“永不加賦”的鐵碑立于東鄉縣衙前，以撫民心。
（袁廷蛟祖墳）
袁廷蛟之妻艾氏在親鄰資助下去成都領屍，回鄉所過場鎮，群衆自發焚香燒紙悼祭，到達東鄉縣境後擡柩遍遊20餘場，鄉民跪拜哀挽。為此，同縣人吳德澐撰《東鄉哀》以祭之：籲嗟噫嘻哀哉！太守之政猛于虎，将軍之令毒于虺，不留餘地，釀成禍胎。曾記頻年催租吏，暮夜村中捉人去。駴聞縣官坐堂上，鉗網高張堂下懼。慘矣乎，民可哭，昊天不吊，沃土不熟。今歲無麥，明歲無谷，質妻鬻子，補瘡剜肉。正供奚能免，差役突來如，雲是吾皇征薄海，胡為鄰邑迥不符，街頭巷議走相告，大半縣官喜漁牟。民曰：訴之長官，長官不察；訴之有北，有北不納。歸來哭城城欲崩，如此怨海可嶺人！陰霾匝月竟不開，中有死氣泣鬼神，蠢茲編氓計太左，振臂一呼從者夥，謂食墨令之肉寝其皮，誰曰不然皆曰可。籲嗟噫嘻哀哉！縣官紛拏白太守，由來兔死狐當悲，太守憑城思脫兔，辭加民罪溝中推。羽書旁午大騷動，連營急于星火來。謝氏之子李将軍，殘仁從此判人禽。謝軍空化猿鶴去，天陰雨濕饑枭鳴。于時令下，掃境鋤根，毋教漏網，玉石俱焚，法重心駭，命賤威尊，敢當晝晦，荼毒生靈。須臾盡掃衆峰出，殺人如草不聞聲，父兄子弟變為鬼，肝腦塗地萬家毀。魂兮魂兮去匪遙，婦女傷心他人毀，求死不得怨奈何，誰教夫婿空贻悔。至今田廬等丘墟，碧磷白骨長累累。獨恨李将軍，城門失火池魚驚。布告連驿誇奏凱，群醜洗淨潢池清。餘曰：當今為官皆為暴，養寇勝養兵，文臣虐酷武臣喜，不畏泉台牒訴紛。我今散發狂歌欲斫地，聊酒一副熱淚當招魂。
（川劇《巴山秀才》）
多年以後，素有“巴蜀怪才”之稱的當代著名劇作家魏明倫，用“東鄉血案”題材創作了川劇作品《巴山秀才》，先後搬上了戲台和銀幕。其情節是：晚清光緒二年，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時期，巴山連年幹旱，知縣孫雨田吞沒赈糧，饑民百姓求赈不得籌劃上告，欲請老秀才孟登科代寫狀子。王登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八股書，婉言謝絕饑民請求。孫雨田為了掩蓋A錢罪行，搶先赴省謊報巴山民變，四川總督恒寶不查虛實，下令剿辦。記名提督李有恒唯命是從，率兵血洗巴山。孟登科目睹慘案逐漸覺醒，從明哲保身變為仗義鳴冤。但孟登科書呆子氣十足，不識官場奧秘，與虎謀皮，險遭殺害。幸有巴山籍歌姬霓裳從中斡旋，救出書呆子。孟登科痛定思痛，直面淋漓鮮血，毅然抛棄功名，痛改迂腐習氣，巧妙利用在成都省試的機會，在考卷上書寫冤狀。主考官張之洞與川督恒寶積怨已久，趁勢借題發揮，回京直奏，震動朝廷，引起兩宮内讧，迫使慈派遣親王入川，查辦冤獄，平息民憤。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川劇《巴山秀才》雖然以“東鄉血案”為題材，但已然超脫曆史事件，升華為藝術作品了。其“巴山秀才”是指孟登科，而非袁廷蛟。“群衆演員”袁鐵匠為掩護孟登科逃脫，在《巴山秀才》第三場“屠城”中就已經挂了。
（《巴山秀才》劇照）
縱觀“東鄉血案”的整個過程，老巴客認為，“巴山秀才”是劇中人物孟登科，也是參加綏定府考在試卷上書血案詳情的東鄉秀才，還是吳鎮、李宗羲、張之洞等仗義直言的正直官員，但唯獨不是袁廷蛟。“鬧糧英雄”袁廷蛟雖農民鐵匠出身，而不懼生死，仗義京控，為民伸冤，可歌可泣，值得東鄉人民永世紀念。至于“巴山秀才”塑像和碑文的蒙太奇手法，籠而統之，也頗為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