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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成都有什麼樣的魅力
成都是一座獨具魅力的古老城市，這種魅力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得到表現；而在唐代，這種表現則顯露得更為充分和淋漓盡緻。它不但戲劇性地一度成為了唐王朝的政治、文化以及經濟中心，而且也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了蜀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它永恒的價值。
成都的魅力是一種地理性的山水的魅力；同時也是一種積澱深厚的文化的魅力。
天下才人皆入蜀
唐代是一個詩歌盛行的時代，數以千計的詩人在中國這塊廣闊的土地上來來去去。他們身上并不帶有任何政務和商情，隻帶着一雙銳眼，一腔詩情，癡迷地在祖國這片大好河山上周旋和徜徉，寫出了一排排傳誦千古的詩句。
這些縱情山水的詩人在讴歌“黃河之水天上來”、“西出陽關無故人”的同時，都毫無例外地對蜀中山水産生了莫大的興趣。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簡直是對之長懷了一種排解不開的“情結”。是蜀道之難激發了他們探險的勇氣呢？還是蜀中的山水、文化的确有着某種不可抗拒的魅力？以至使得很多一流的大詩人不遠千裡跑來親近它，了解它呢？
先來看看詩聖杜甫。
杜 甫
杜甫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不但讀了萬卷書，而且還行了萬裡路。這位出生于河南鞏義的詩聖，從20歲起就開始壯遊祖國的大好河山了。他的足迹先後遍及吳越、齊趙。對祖國的憂患使得他一生的行色都極為匆忙，他的心境也是處于極度的憤懑和焦灼之中。然而當他流寓到成都之後，這位漂泊了大半生的詩人卻不由得産生了居家的想法。他在成都西郊浣花裡蓋了一座草堂寓居，一住就是八九年。雖然這段時期他的詩作仍然充滿了對祖國和人民的深切憂患，但他疲憊的身心畢竟覓得了一個安頓之所。就象一個遊方的僧人忽然見到一所幽靜可心的寺院，于是他拂去身上的一路風塵，安安心心住下了。
是什麼東西吸引這位漂泊的詩人在成都安下家來的呢？
當時的奸相李林甫、楊國忠稱權朝中，杜甫不僅不能實作“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報複，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的屈辱生活。長安淪陷之後，詩人投奔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他被任命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小官，專門為皇帝上陳谏言。就在任職的頭一個月，詩人因“見時危急”，上書營救房琯的罷相，觸怒肅宗，幾遭刑戮。從此這位胸襟坦蕩的詩人便屢遭貶斥，不能見容于當朝權貴。
如果僅僅把杜甫在成都安家的原因說成是仕途和政治報複的破滅，那顯然是不夠充分和确當的。詩人在成都時，曾由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推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但他任職的時間并不長。這種幕府似的生活對于一個詩人來說，很難成為他長年羁留的主要原因。要了解詩人當時的心态，最好的途徑是通過他這一時期的詩作來進行分析。
詩人是這樣描述他在成都的生活的：“種竹植樹，縱酒嘯詠”，或與田峻野老交遊。雖然短短數語，卻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唐時成都的安閑氣氛，體味到了詩人心靈的暫時平穩。可以這樣說，詩人受傷的心在成都這座一慣安适的城市得到了蘇息和康複。這裡仿佛是飓風中的甯靜港灣，詩人可以相對泰然地聞聽外面的動靜，當他得知官軍收複河南河北時，不禁老淚縱橫，提筆寫下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壯美詩句。
杜甫畫像，見于《晩笑堂竹荘畫傳》
成都同時還有詩人可以緬懷的曆史和人物，那就是三國故事和蜀相孔明。詩人對諸葛亮的崇敬以及諸葛亮與詩人當時的處境所産生的共鳴，都在他的詩作中得到了反映：“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鹂空好音。三顧頻頻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首《蜀相》，對成都的環境和詩人的心态都作了十分深刻而形象的描繪，一方面有森森古柏和映階碧草所構築的幽靜；另一方面有出師未捷身先死所帶來的悲憤。是以在詩人眼中，丞相祠堂隔葉的黃鹂隻能啁啾出一種虛假的甯靜，這種表面的甯靜掩飾不住詩人激奮的内心。
再看詩仙李白。
李白雖然幼年即在成都（江油）生活和居住，但由于他豪放的性情以及對山水的特殊嗜好，他對成都的安閑和甯靜便沒有杜甫的那樣深刻的體悟和認識，他更多地是注重對蜀中山水的純自然描繪。
李 白
如《登錦城散花樓》：“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窗夾繡戶，朱箔懸銀鈎。飛梯綠雲中，極目銷我憂。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樓，如上九天遊”。李白隻是登上散花樓随便地望了一下，便産生了“如上九天遊”的感覺，由此可想唐代的成都山水迷人到了何種程度。“金窗夾繡戶，朱箔懸銀鈎”則全然是宮廷氣象了，無怪後來玄宗、僖宗要遷都到成都來。
李白是有名的詩仙、酒仙，而他對蜀中山水的評價也是用了一個“仙”字：“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這不是偶然的巧合，仙境一般的蜀中山水的确是吸引天下才人入蜀的一條重要原因。
力士脫靴，貴妃研墨，清代17世紀時作
倘若要把唐代的成都人文、山水打個比喻，那麼最形象貼切的莫過于薛濤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女詩人代表了蜀文化陰柔靜婉的一面，她的美麗清雅和文彩卓越也就成了唐代成都的一個小影。通過她，各地的詩人紛紛與蜀中對話，他們是王建、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等，都是鼎鼎有名的一流的大詩人。元稹《寄贈薛濤》雲：“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真是把成都的柔美說盡了。到了清代，伍生輝還把薛濤的“校書門巷”與杜甫的“工部草堂”相并列。無數詩人對成都的向往和憧憬，實際是他們對人生平和安甯的一面的追求和發現。
玄宗幸蜀和僖宗幸蜀
唐代的成都是詩人的樂土，同時，它又是帝王避難的福地。
唐·李思訓（一說李昭道）《明皇幸蜀圖》
天寶十五年，範陽節度使安祿山率蕃、 漢之兵十餘萬以誅楊國忠為名，舉兵反叛。官兵守潼關不住，繼而河東、華陽、上洛等郡皆“委城而走”。玄宗覺是在長安恐怕難以繼續安身，便急招近臣商議避難計劃。據《蜀鑒》說，首倡幸蜀之策的就是那個安祿山口口聲聲要“誅”的楊國忠。安祿山的氣勢洶洶使這位膽小的奸相很容易地想到了他的避難之地——成都。當然，成都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一個理想的避難處所，光是秦嶺就可作為一道堅固的防禦屏嶂；而從楊國忠自身考慮，入蜀也能使他最大限度地擺脫安祿山對他的威脅。
玄宗同意了楊國忠的建議。在玄宗眼裡，成都也的确有幾分宮廷氣象。因為隋文帝時，文帝的四子楊秀曾領益州刺史、總管和西南道行台尚書令的頭街出鎮成都。楊秀在成都期間，“更治成都之宮”，而且“車馬被服，擬于天子”。文帝認為他有建立小朝廷的嫌疑，是以将他廢為庶人，囚禁宮中。可見當時的成都确實擁有建立朝政的客觀條件。
再一點，由于唐初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成都在農業、手工業、商業等方面，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榮的景象。随着城市的繁榮，成都的經濟實力已經排在了全國第二的位置，僅僅次于揚州。玄宗把成都作為遷都之址，也有了十分充足的物質保障。于是白居易寫道：“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興平市馬嵬鎮楊貴妃墓
天寶十五載庚辰，玄宗車駕抵達蜀郡成都。“扈從官吏軍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而已”。楊國忠沒能實作他逃命的南柯美夢，他在馬嵬的時候就被龍武大将軍陳玄禮“誅”掉了。玄宗幸蜀駐跸成都之後，為了提高成都的聲譽和地位，忙将蜀郡改為成都府，又号南京。成都就這樣成為了唐王朝的第二個首都。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裡形象描繪了成都的宮廷氣象：“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戶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
玄宗在成都呆過一年多，郭子儀收複了長安，肅宗便派遣中使啖廷瑤入蜀迎接玄宗還朝。
無獨有偶，玄宗幸蜀之後又有僖宗幸蜀。這回不是安祿山反叛，而是黃巢所上司的農民起義軍了。奇怪的是，僖宗對他的幸蜀似乎早有準備。八百七十六年六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高骈曾上表僖宗，要求擴大成都的城市規模。僖宗很是高興，當即應允，于是成都的“羅城”很快就修築起來。僖宗對此非常重視，他曾命翰林王徽專門作過一篇《創築羅城記》。羅城當時規模“周二十五裡，高廣各二丈六尺”“覆瓦煙青、甃磚苔碧”。是以黃巢義軍一旦攻破潼關，僖宗便沿着他祖輩的足迹輕車熟路到了成都。僖宗在成都呆的時間比玄宗長，一共呆了三年。
唐玄宗還朝圖
成都的魅力就是這般奇妙。它不僅能夠給與那些文人墨客以無盡的遐思和憧憬；而且還能為一個王朝、一個時代帶來新的轉機。它的氣派安祥而大度，它能夠接納，同時也能賦予。
曆史從唐代到了本世紀三四十年代，上面的情景再一次得到重演：随着日寇的鐵蹄對中華的蹂躏和踐蹋，無數的文人以及民國的政府、大學、圖書館等均遷入蜀中。成都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你的默默奉獻和無盡滋養如長江大海，總是在危難中展現出你的寬厚和慈愛。
你不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但你有比搖籃更加溫馨的氛圍，有比搖籃更加博大無私的胸襟。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供稿：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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