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十八年(730年),李白懷揣壯志西向長安,夢想在盛世舞台大放異彩。
可誰料,長安之旅竟成為他人生初次遭遇夢想重擊的轉折點。自信滿滿的他,期待盛世榮光,卻隻換得一腔抱負、兩手空空。
此行,李白初次品嘗到夢想破碎的苦澀。盛世之下,他洞見了隐藏的社會痛點和逐夢之路的坎坷。
這段磨砺,使他在思想和詩藝上升華蛻變。自此,浪漫不再輕狂,他腳踏實地,步步為營。浪子的成熟,成就了真正的詩魂。
那麼,這次長安之行,是否也預示着李白詩歌風格的轉變與成熟呢?
初入京洛
開元十八年春夏間，李白自安陸啟程，取道南陽西入長安，隐居在終南山松龍。期間，他結交張、張椒兄弟，還到終南山的玉真公主别館做客，留下了《夜别張五》《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征君》《玉真公主别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四首詩。
安旗先生将上述詩歌系于開元十八年，依次是《玉真公主别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夜别張五》《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征君》，認為李白在玉真公主别館備受冷遇，是以在别去時不欲見張咱，隻以一首寄詩相諷。郁賢皓先生将《玉真公主别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系于開元十九年，在《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征君》之前。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是李白在長安逗留僅一年，離京後旋即入洛陽的關鍵性證據。自清人王琦以來，詹锳《李白詩文系年》、郁賢皓《李白叢考》、安旗《李白年譜》等對“北征”即兩《唐書·玄宗紀》所載開元二十年正月信安王祎率兵征讨奚、契丹一事均無異議。
安旗先生又據儲光羲《贻鼓吹李丞時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者也》中“出車發西洛，當軍臨北平”二句，認為李白此詩作于洛陽而非長安"。
初入洛陽的原因
開元二十年正月，李白在洛陽送友人梁昌從軍，那麼，他是何時到達洛陽的呢?
李白集中有《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詩，詹锳先生舉“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緻，何必求知音”諸句，認為與《梁甫吟》是同時之作，系于天寶九載(750)。
“郁賢皓和安旗二位先生肯定“同時之作”的說法，但認為詩中描寫的窮愁潦倒和政治失意是開元年間李白初入長安落魄而歸的寫照，分别系于開元二十一年冬和開元十九年冬，以為後說更為妥當。
李白在詩中振奮精神，表示要自緻青雲，可見求仕之志未衰，打算在洛陽尋求仕進機會。但是，李白在離京東下時繞過洛陽直抵梁園，為何又在冬日離開元丹丘的颍陽山居西入洛陽?
究其原因，可能與開元十九年冬玄宗幸東都有關。據《舊唐書·玄宗紀》載:“(開元十九年)冬十月丙申，幸東都。十一月丙辰，至自東都。”李白若要在政治上自緻青雲，皇帝和朝臣所在的東都洛陽自然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的傲世行徑沒能讓他自緻青雲，大約在開元二十年秋，李白離開洛陽，踏上了歸家之旅。
落魄而歸
長安求仕的坎坷經曆非但沒有消掉李白的志氣，反而激發了他天性中強烈的自尊自信和叛逆精神。
他立志自緻青雲，不肯低眉求助友人;要放浪情懷，傲視權貴，将“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作為處世準則;以長揖不拜的姿态幹谒荊州長史韓朝宗;自負“清談皓歌，雄筆麗藻，笑飲酒，醉揮素琴，餘實不愧于古人也”；無論在思想還是行為上，都表現地比之前更加張揚和叛逆。
此外，以婚配許氏和長安之行落魄而歸為界，李白在安陸的交際圈發生過三次變動。
初至安陸時，他結交的人物多是士子和低層文官，如蔡十、廖公和安陸孟縣尉等";與安陸望族許家結親後，李白成為安州都督馬正會、安州長史李京之、裴某等高層文官的座上客，進入安陸的上流社會。
從長安歸來後，他的朋友圈中再無本地官員;足見開元十八年那場讒言風波對他産生的不利影響。
初入長安與李自創作之變
李白自視甚高，誰曾想“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政治上無由薦達，連進入京城主流社交圈的機會都沒有，還目睹了繁華表象下的不公和窮奢極侈，不得已落魄而歸。這番遭際豐富了李白的生命體驗，使他的思想變得深刻，進而對文學創作産生重要影響。
懷才不遇是李白詩中最常見、名篇最多、内容最深刻的主題，他常常通過抒發一己之窮通來反映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賦予作品以深廣的社會内涵。然而，不論就創作量還是反映現實的深度而言,開元十八年的長安之行都堪稱這一主題的重要轉折點。
李白在長安蹉跎一年，備受權貴冷落，政治上找不到一點出路。他不惟憤慨自己的不遇，以劈空而來的氣勢和排山倒海的詩句宣洩郁積于心的不平和憤懑，還深入思考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
李白自稱羞與長安的市井少年為伍，不願像他們一樣，以鬥雞走狗謀取榮華富貴，實則将批判的矛頭指向好佚樂不及好賢才的唐玄宗。
開元十五年隐居安陸時，李白曾自稱“不屈己，不幹人”，不肯為爵富貴卑躬屈膝，但他熱衷仕進，四處奔走幹谒，難免會奉承權貴以取得他們的好感和賞遇，真正做到傲視權貴、平交王侯還是在安陸遭讒之後。
李白的樂府和歌吟創作很可能始于出蜀以後。他在遠遊途中耳濡目染各地民歌，找到了用韻、平仄和句式所受拘束較少且旋律活潑富于變化的最契合他自由本性的詩體，或由此用心于其間，同時結合案頭的樂府古辭和文人拟樂府，于“古題無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離，離而實合，曲盡拟古之妙”，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其中，以初入長安為中心的開元十八至二十二年(734)，無論就詩歌占比，抑或開拓新題材、表現新主題，還是産生的名篇來說，都堪稱李白樂府和歌吟創作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時期。
初次往返長安的所見所聞和功業無成的人生際遇與此關系頗大。李白對樂府和歌吟的關注始于出蜀以後，且有依行迹學習各地民歌和拟作樂府詩的創作習慣。
而初入長安期間，詩人對樂府和歌吟興緻正濃，加之初遊京畿地區和洛陽、梁園、南陽、襄陽等地，故而寫下不少與當地有關的詩歌。
李白抱着“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的自信來到長安，結果被冷落“金張館”，找不到政治出路，從此深感世道艱險，功業難成而一些樂府舊題的辭義源委，如《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險及離别悲傷之意”《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阻”,《梁甫吟》可引申為“願輔佐君主緻于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難也”，正切合他當時的情事和心境。
樂府和歌吟的形式相對比較自由，更易于表現李白濃烈的感情、瑰奇的想象、磅礴的氣勢和誇張的筆墨。
結論
往返長安的豐富見聞和坎坷經曆，以及李白對新詩體的學習熱情，使他傾向于用更切合當時情事的樂府或歌吟來記事、詠史、言志抒懷，拓寬了出蜀以來以書寫民俗風情為主的樂府詩的表現範圍。
總的來說，初入長安對李白創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作品的主題思想、抒情主體的自我塑造和樂府歌吟的大量湧現。
就内容和風格而言，出現了懷才不遇繼而指斥時弊、及時行樂卻又堅信自緻青雲的全新主題和深廣内涵，而被坎坷不平的求仕之路激起的更為強烈的傲視權貴的叛逆精神,又使作品呈現出磅礴的氣勢和雄渾的力量。
李白此期用世心切，最常以輔弼之臣--尤其是屢經困厄後終于君臣遇合的政治家和縱橫捭阖的謀臣策士自許，極少自比于文人和隐士，鮮明地傳達出他的自我定位和精神寄托。
就形式而言，往返長安的豐富見聞、功業未成的坎坷遭際和李白對新詩體的學習熱情，使他傾向于用更切合當時情事的樂府或歌吟來記事、詠史、言志抒懷，拓寬了出蜀以來以書寫民俗風情為主的樂府詩的表現範圍，使其成為此期占比最大、名篇最多的詩歌載體。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