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怀揣壮志西向长安,梦想在盛世舞台大放异彩。
可谁料,长安之旅竟成为他人生初次遭遇梦想重击的转折点。自信满满的他,期待盛世荣光,却只换得一腔抱负、两手空空。
此行,李白初次品尝到梦想破碎的苦涩。盛世之下,他洞见了隐藏的社会痛点和逐梦之路的坎坷。
这段磨砺,使他在思想和诗艺上升华蜕变。自此,浪漫不再轻狂,他脚踏实地,步步为营。浪子的成熟,成就了真正的诗魂。
那么,这次长安之行,是否也预示着李白诗歌风格的转变与成熟呢?
初入京洛
开元十八年春夏间，李白自安陆启程，取道南阳西入长安，隐居在终南山松龙。期间，他结交张、张椒兄弟，还到终南山的玉真公主别馆做客，留下了《夜别张五》《秋山寄卫尉张卿及王征君》《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四首诗。
安旗先生将上述诗歌系于开元十八年，依次是《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夜别张五》《秋山寄卫尉张卿及王征君》，认为李白在玉真公主别馆备受冷遇，所以在别去时不欲见张咱，只以一首寄诗相讽。郁贤皓先生将《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系于开元十九年，在《秋山寄卫尉张卿及王征君》之前。
《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是李白在长安逗留仅一年，离京后旋即入洛阳的关键性证据。自清人王琦以来，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郁贤皓《李白丛考》、安旗《李白年谱》等对“北征”即两《唐书·玄宗纪》所载开元二十年正月信安王祎率兵征讨奚、契丹一事均无异议。
安旗先生又据储光羲《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者也》中“出车发西洛，当军临北平”二句，认为李白此诗作于洛阳而非长安"。
初入洛阳的原因
开元二十年正月，李白在洛阳送友人梁昌从军，那么，他是何时到达洛阳的呢?
李白集中有《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诗，詹锳先生举“富贵未可期，殷忧向谁写。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诸句，认为与《梁甫吟》是同时之作，系于天宝九载(750)。
“郁贤皓和安旗二位先生肯定“同时之作”的说法，但认为诗中描写的穷愁潦倒和政治失意是开元年间李白初入长安落魄而归的写照，分别系于开元二十一年冬和开元十九年冬，以为后说更为妥当。
李白在诗中振奋精神，表示要自致青云，可见求仕之志未衰，打算在洛阳寻求仕进机会。但是，李白在离京东下时绕过洛阳直抵梁园，为何又在冬日离开元丹丘的颍阳山居西入洛阳?
究其原因，可能与开元十九年冬玄宗幸东都有关。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九年)冬十月丙申，幸东都。十一月丙辰，至自东都。”李白若要在政治上自致青云，皇帝和朝臣所在的东都洛阳自然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的傲世行径没能让他自致青云，大约在开元二十年秋，李白离开洛阳，踏上了归家之旅。
落魄而归
长安求仕的坎坷经历非但没有消掉李白的志气，反而激发了他天性中强烈的自尊自信和叛逆精神。
他立志自致青云，不肯低眉求助友人;要放浪情怀，傲视权贵，将“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作为处世准则;以长揖不拜的姿态干谒荆州长史韩朝宗;自负“清谈皓歌，雄笔丽藻，笑饮酒，醉挥素琴，余实不愧于古人也”；无论在思想还是行为上，都表现地比之前更加张扬和叛逆。
此外，以婚配许氏和长安之行落魄而归为界，李白在安陆的交际圈发生过三次变动。
初至安陆时，他结交的人物多是士子和低层文官，如蔡十、廖公和安陆孟县尉等";与安陆望族许家结亲后，李白成为安州都督马正会、安州长史李京之、裴某等高层文官的座上客，进入安陆的上流社会。
从长安归来后，他的朋友圈中再无本地官员;足见开元十八年那场谗言风波对他产生的不利影响。
初入长安与李自创作之变
李白自视甚高，谁曾想“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政治上无由荐达，连进入京城主流社交圈的机会都没有，还目睹了繁华表象下的不公和穷奢极侈，不得已落魄而归。这番遭际丰富了李白的生命体验，使他的思想变得深刻，进而对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怀才不遇是李白诗中最常见、名篇最多、内容最深刻的主题，他常常通过抒发一己之穷通来反映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赋予作品以深广的社会内涵。然而，不论就创作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而言,开元十八年的长安之行都堪称这一主题的重要转折点。
李白在长安蹉跎一年，备受权贵冷落，政治上找不到一点出路。他不惟愤慨自己的不遇，以劈空而来的气势和排山倒海的诗句宣泄郁积于心的不平和愤懑，还深入思考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
李白自称羞与长安的市井少年为伍，不愿像他们一样，以斗鸡走狗谋取荣华富贵，实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好佚乐不及好贤才的唐玄宗。
开元十五年隐居安陆时，李白曾自称“不屈己，不干人”，不肯为爵富贵卑躬屈膝，但他热衷仕进，四处奔走干谒，难免会奉承权贵以取得他们的好感和赏遇，真正做到傲视权贵、平交王侯还是在安陆遭谗之后。
李白的乐府和歌吟创作很可能始于出蜀以后。他在远游途中耳濡目染各地民歌，找到了用韵、平仄和句式所受拘束较少且旋律活泼富于变化的最契合他自由本性的诗体，或由此用心于其间，同时结合案头的乐府古辞和文人拟乐府，于“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其中，以初入长安为中心的开元十八至二十二年(734)，无论就诗歌占比，抑或开拓新题材、表现新主题，还是产生的名篇来说，都堪称李白乐府和歌吟创作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初次往返长安的所见所闻和功业无成的人生际遇与此关系颇大。李白对乐府和歌吟的关注始于出蜀以后，且有依行迹学习各地民歌和拟作乐府诗的创作习惯。
而初入长安期间，诗人对乐府和歌吟兴致正浓，加之初游京畿地区和洛阳、梁园、南阳、襄阳等地，故而写下不少与当地有关的诗歌。
李白抱着“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的自信来到长安，结果被冷落“金张馆”，找不到政治出路，从此深感世道艰险，功业难成而一些乐府旧题的辞义源委，如《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险及离别悲伤之意”《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阻”,《梁甫吟》可引申为“愿辅佐君主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难也”，正切合他当时的情事和心境。
乐府和歌吟的形式相对比较自由，更易于表现李白浓烈的感情、瑰奇的想象、磅礴的气势和夸张的笔墨。
结论
往返长安的丰富见闻和坎坷经历，以及李白对新诗体的学习热情，使他倾向于用更切合当时情事的乐府或歌吟来记事、咏史、言志抒怀，拓宽了出蜀以来以书写民俗风情为主的乐府诗的表现范围。
总的来说，初入长安对李白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作品的主题思想、抒情主体的自我塑造和乐府歌吟的大量涌现。
就内容和风格而言，出现了怀才不遇继而指斥时弊、及时行乐却又坚信自致青云的全新主题和深广内涵，而被坎坷不平的求仕之路激起的更为强烈的傲视权贵的叛逆精神,又使作品呈现出磅礴的气势和雄浑的力量。
李白此期用世心切，最常以辅弼之臣--尤其是屡经困厄后终于君臣遇合的政治家和纵横捭阖的谋臣策士自许，极少自比于文人和隐士，鲜明地传达出他的自我定位和精神寄托。
就形式而言，往返长安的丰富见闻、功业未成的坎坷遭际和李白对新诗体的学习热情，使他倾向于用更切合当时情事的乐府或歌吟来记事、咏史、言志抒怀，拓宽了出蜀以来以书写民俗风情为主的乐府诗的表现范围，使其成为此期占比最大、名篇最多的诗歌载体。
参考文献